列宁：应当称他们为叛徒，斥之为叛徒

列宁：应当称他们为叛徒，斥之为叛徒

——列宁对无产阶级革命之叛徒的剖析






1918年8月，在柏林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杂志刊登了考茨基号召各国社会民主党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文章：《是民主呢还是专政》。列宁在同年9月20日的《真理报》上看到此文的摘要后，立即给苏维埃共和国驻欧洲国家的三个使节——在柏林的阿·阿·越飞、在伯尔尼的扬·安·别尔津和在斯德哥尔摩的瓦·瓦·沃罗斯基——写信，提出了对考茨基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行为作斗争的任务。列宁请他们在考茨基关于专政的小册子出版后立即给他寄一本来，同时寄来考茨基写的所有涉及布尔什维克的文章。

10月初，列宁读了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后，立即动手写作《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在此之前与之后，列宁多篇文章中剖析了无产阶级革命之叛徒的特征。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

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6月）》中指出：欧洲主要的社会党是否确实背叛了自己的一切信念和任务呢？这一点，不管是叛徒自己，还是那些确切知道--或者模糊地猜测到--自己将不得不同叛徒友好和和解的人，当然都是不喜欢谈论的。但是，不管第二国际的各种“权威”或他们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同伙会感到多么不愉快，我们还是应当正视现实，直言不讳，向工人说明真相。

毛主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因此，认真学习列宁对无产阶级革命之叛徒的剖析是对认识中国的问题以及人和事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　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指出：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可是，正像已经证明的那样，这些先生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德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国家中，这些观念无疑是有存在的理由的，然而这只能是在社会民主工党以外。如果这些先生组成社会民主小资产阶级党，那么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那时我们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视情况甚至可以结成联盟等等。但是在工人党中，他们是冒牌分子。如果有理由暂时还容忍他们，那么我们就应当仅限于容忍他们，而不要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并且要清楚地知道，和他们分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这个时间看来是已经到了。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作者们留在自己队伍中，这是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既然连党的领导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人的手中，那党简直就是受了阉割，而不再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

至于我们，那么，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制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没有教养，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必须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

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认清工人阶级先头堡垒中间所有的内奸、工贼和叛徒，才能在未来的斗争中把工人阶级政党中间，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中间，工人阶级先头堡垒中间所有的内奸、工贼和叛徒清除出去。

那么，列宁是怎样剖析无产阶级革命之叛徒的观点与特征的呢？现摘编如下，以供参考。

1当某些分队转到敌人方面去的时候，我们就应当称他们为叛徒，斥之为叛徒

社会党不是争论俱乐部，而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所以当某些分队转到敌人方面去的时候，我们就应当称他们为叛徒，斥之为叛徒，而决不要“轻信”那些假话，说什么对帝国主义的理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说沙文主义者考茨基和沙文主义者库诺都能够在这方面写出一本又一本的书，说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等等，等等。对于资本主义掠夺性的一切表现，以及它的历史发展和民族特点中的一切细节的研究，是永远也不会完结的；在细节问题上，学者们（尤其是学究们）是永远不会停止争论的。“根据这一点”就不向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的斗争，就不去反对背叛了这一斗争的人，那是可笑的，--而考茨基、库诺和阿克雪里罗得等人不正是要我们这样做吗？《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6月）》

2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因此很清楚，觉悟的工人必须密切注意以叛徒们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因此很清楚，觉悟的工人必须密切注意以司徒卢威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动力数量很多，形式也很多。现在我们只指出主要的三种：科学的发展在提供愈来愈多的材料，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因此要同他进行斗争就不得不加以伪装，不是去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是假装承认它，却用诡辩来阉割它的内容，把马克思主义变为对资产阶级无害的神圣的“偶像”。(2)机会主义在社会民主党党内的发展，在支持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改造”，使它能够为对机会主义作出各种让步进行辩护。(3)帝国主义时期是压迫其他一切民族的享有特权的“大”民族瓜分世界的时期。从这种特权和压迫中得来的赃物，无疑会一星半点落到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和工人阶级的贵族和官僚手中。这些阶层在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中只占极少数，他们倾心于“司徒卢威主义”，因为司徒卢威主义可以为他们联合“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对各民族被压迫群众的行为辩护。《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6月）》

3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

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乱。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牲的前景（这做起来特别方便，只要不担保这种前景一定能“实现”……），从而使他们顺从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6月）》

4无产阶级一定会唾弃这些“社会主义叛徒”，这些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社会主义叛徒

马克思说过：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4页。——编者注）。革命迅速地教育着人们。德奥两国的城市工人和农村雇农很快就会明白，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尔利茨和伦纳之流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无产阶级一定会唾弃这些“社会主义叛徒”，这些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社会主义叛徒，就像俄国无产阶级唾弃了同样的一些小资产者和庸人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

无产阶级一定会看出，——上述这些“领袖”统治得愈厉害，无产阶级就会愈快地看出——只有用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关于这种国家，马克思谈得很多，但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歪曲和背叛了他的思想）或苏维埃类型的国家代替资产阶级的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内），才能开辟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会使人类摆脱资本的压迫和战争。《论“民主”和专政（1918年12月23日）》

5叛徒们对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作了史无前例的歪曲，把马克思变成了庸俗的自由主义者。在资本家面前卑躬屈膝、舔他们的皮靴，奴颜婢膝地为资产阶级效劳

总之，考茨基对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作了史无前例的歪曲，把马克思变成了庸俗的自由主义者，就是说，考茨基本人已经堕落到自由主义者的地步，因为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庸俗地说什么“纯粹民主”，粉饰和抹杀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内容，最害怕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暴力。考茨基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个概念的“解释”把被压迫阶级对压迫者的革命暴力化为乌有，他也就在对马克思的思想作自由主义的歪曲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叛徒伯恩施坦同叛徒考茨基比较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多么渊博啊！向资产阶级献媚是多么细致入微啊！在资本家面前卑躬屈膝、舔他们的皮靴的样子是多么文质彬彬啊！假如我是克虏伯或谢德曼，是克列孟梭或列诺得尔，我一定会用百万酬金酬谢考茨基先生，赏给他犹大之吻（注：犹大之吻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26章。犹大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出卖耶稣的叛徒。他按照事先的约定，当着犹太教大祭司派来捉拿耶稣的兵丁亲吻耶稣，装作请安，于是那些兵丁就认出并逮捕了耶稣。后来，犹大之吻便成为虚伪的亲热的代用语。——604。），在工人面前称赞他，劝人们同考茨基这样“可敬的”人物保持“社会主义的统一”。著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讲述18世纪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故事，硬说民主就是“保护少数”，绝口不谈“民主”共和国美国迫害国际主义者的大暴行，难道这不是奴颜婢膝地为资产阶级效劳吗？《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6 叛徒们描绘资产阶级民主的妙处，侈谈纯粹民主。叛徒们纯粹是向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他们的家庭从前过着那么甜蜜的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破产和贫困（或者只好从事“平凡的”劳动……）。而跟着剥削者资本家走的，还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世界各国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小资产阶级总是犹豫不决，动摇不定，今天跟着无产阶级走，明天又因革命遭到困难而害怕起来，因工人遭受初次失败或挫折而张皇失措，他们心慌意乱，东奔西跑，叫苦连天，从这个营垒跑到那个营垒……就像我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样。

……由此可见，只有反动派，只有工人阶级的敌人，只有资产阶级的走狗，才会在现时把脸朝着已经过去的时代，去描绘资产阶级民主的妙处，侈谈纯粹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起来，曾经是进步的，当时是应该利用的。但是现在，对工人阶级来说，它已经不够了。现在不应该向后看，而应该向前看，应该用无产阶级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如果说，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范围内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工作，即训练和组织无产阶级大军，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那么，到了应该进行“决战”的时候，还把无产阶级限制在这种范围内，那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事业，成了叛徒。

您的叛徒立场使您变成了一个纯粹是向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7革命的策略不同于改良主义的策略，无产阶级消灭雇佣奴隶的体系或秩序、制度这种作用，不同于“大”国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那里分享一点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超额利润和额外赃物这种作用。他们口头上都是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都是叛徒，都是尽力回避革命。

他们两人都从根本上歪曲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只是王德威尔得对第一个问题谈得多些，考茨基对第二个问题谈得多些。他们两人都抹杀这两个问题极其紧密而不可分割的联系。两人口头上都是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都是叛徒，都是尽力回避革命。两人都丝毫没有那种贯串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著作中的东西，丝毫没有那种把真正的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的面目全非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的东西，就是说，他们丝毫没有说明革命的任务不同于改良的任务，革命的策略不同于改良主义的策略，无产阶级消灭雇佣奴隶的体系或秩序、制度这种作用，不同于“大”国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那里分享一点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超额利润和额外赃物这种作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8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叛徒是跟着资产阶级跑的，他们用市侩折中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诡辩术反对辩证法，庸俗改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的文明的、冠冕堂皇的外表下掩藏着多少欺骗、暴力、收买、谎言、伪善以及对贫民的压制。但是，王德威尔得并没有从中得出结论。他看不出，资产阶级民主镇压被剥削劳动群众，而无产阶级民主则要镇压资产阶级。在这一点上，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都是瞎子。这些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叛徒是跟着资产阶级跑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要求他们避开这个问题，隐瞒这个问题，市侩折中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诡辩术反对辩证法，庸俗改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王德威尔得的书应该用的标题。《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这样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做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释。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宁选集》一九六五年版第三卷第一七九页

9叛徒的妥协是因为他们贪图私利（工贼也实行“妥协”！），怯懦畏缩，甘愿向资本家讨好，屈从于资本家的威胁、利诱、劝说，捧场，却把原因推给客观。

我们同“工人贵族”作斗争，是代表工人群众进行的，是为了把工人群众争取过来；我们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领袖们作斗争，是为了把工人阶级争取过来。如果忘记这个最浅显最明白的道理，那是愚蠢的。

每个无产者都经历过罢工，都同可恨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作过“妥协”，那就是，在自己的要求完全没有达到，或者只得到部分的满足时，也不得不去上工。每个无产者由于处在群众斗争和阶级对立急剧尖锐化的环境里，都看到了下列两种妥协之间的差别：一种是为客观条件所迫（罢工者的基金告竭，没有外界援助，陷于极端饥饿和苦难的境地）而作的妥协，这种妥协丝毫不会削弱实行这种妥协的工人对革命的忠诚和继续斗争的决心；另一种是叛徒的妥协，他们贪图私利（工贼也实行“妥协”！），怯懦畏缩，甘愿向资本家讨好，屈从于资本家的威胁、利诱、劝说，捧场（这种叛徒的妥协，在英国工人运动史上，英国工联领袖作得特别多，然而所有国家的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见到过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类似现象），却把原因推给客观。《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1923年1月16日和17日）》

10 判断什么是工贼、叛徒领袖等等的叛卖性“妥协”要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和便于后来捕获、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

在政治上有时由于各阶级和各政党之间的（国内的和国际的）相互关系异常错综复杂，有许多情况判断起来，要远比判断什么是罢工中的合理“妥协”，什么是工贼、叛徒领袖等等的叛卖性“妥协”，更为困难。如果要开一张包治百病的丹方，或者拟订一个适用于一切情况的一般准则（“不作任何妥协”！），那是很荒谬的。为了能够弄清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有自己的头脑。

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一个妥协或每一种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和便于后来捕获、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11不揭露这些机会主义的、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使他们大丢其丑，并且把他们驱逐出去，革命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英国的垄断地位使“群众”分化出一部分半市侩的机会主义的“工人贵族”。这种工人贵族的领袖们总是投靠资产阶级，直接间接地受资产阶级豢养。马克思所以光荣地被这班坏蛋痛恨，就是因为他公开地斥责他们是叛徒。现代（20世纪的）帝国主义造成了某些先进国家的垄断特权地位，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第二国际中纷纷出现了叛徒领袖、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这样一种人，他们只顾自己这个行会的利益，只顾自己这个工人贵族阶层的利益。于是机会主义的政党就脱离了“群众”，即脱离了最广大的劳动阶层，脱离了大多数劳动者，脱离了工资最低的工人。不同这种祸害作斗争，不揭露这些机会主义的、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使他们大丢其丑，并且把他们驱逐出去，革命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12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增长，使得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组织中的代理人拼命寻找思想论据和政治论据，来替剥削者的统治作辩护。

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增长，使得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组织中的代理人拼命寻找思想论据和政治论据，来替剥削者的统治作辩护。

社会党人所以在理论上近视、被资产阶级偏见俘虏并在政治上背叛无产阶级，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作为这个社会的基础的阶级斗争稍微严重一些的时候，除了资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道路。幻想走第三条道路，不过是抒发小资产者的反动哀怨。一切先进国家百多年来资产阶级民主和工人运动发展的经验，尤其是近五年来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全部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也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阐明了在任何一种商品经济制度下资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必然性，而能够代替资产阶级的，只有那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而发展、扩大、团结起来、站稳脚跟的阶级，即无产者阶级。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1919年3月上旬）》

13叛徒们实际上往往陷入要各个阶级“协议”与“合作”的小市民空想。

从那时起，差不多过去了150年。资产阶级的文明已经结出了累累硕果。美国就人的联合劳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就应用机器和一切最新技术奇迹来说，都在自由文明的国家中间占第一位。同时美国也成了贫富最悬殊的国家之一，在那里，一小撮亿万富翁肆意挥霍，穷奢极欲，而千百万劳苦大众却永远濒于赤贫境地。曾经给世界树立过以革命战争反对封建奴隶制榜样的美国人民，竟沦为一小撮亿万富翁的现代的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充当雇佣刽子手的角色，这些老爷喜欢跟着资产阶级责难我们，说我们制造革命“混乱”，“破坏”工业，造成失业和饥荒。

实质上，这一类“责难者”即使“承认”阶级斗争，也只是口头上承认，实际上往往陷入要各个阶级“协议”与“合作”的小市民空想。

当资产阶级共和派推翻帝制时，他们并不关心君主派同共和派的形式上的平等。现在要来推翻资产阶级了，只有叛徒或白痴才会极力为资产阶级争取形式上的平等权利。如果所有好的建筑物都让资产阶级占去了，“集会自由”对工人和农民来说就一文不值。我们的苏维埃把城市和乡村中好的建筑物从富人手里全部夺了过来，并把所有这些建筑物交给了工人和农民，供他们集会结社之用。这就是我们的集会自由——劳动者享受的集会自由！这就是我们的苏维埃宪法、我们的社会主义宪法的意义和内容！《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8月20日）》

14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这种没有气节、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使命。《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

如果产业工人局限于狭隘的行会利益和狭隘的职业利益，只满足于为改善自己有时还过得去的小市民的生活状况而奔走，那他们就不能完成使人类摆脱资本压迫和战争这一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使命。许多先进国家中的“工人贵族”的情况正是如此，这些人是第二国际中那些所谓的社会党的基础，实际上他们是社会主义的死敌，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是市侩沙文主义者，是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无产阶级要成为真正革命的阶级，成为真正按社会主义精神行动的阶级，就只有作为全体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作为他们在推翻剥削者的斗争中的领袖来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但是如果不在农村中开展阶级斗争，不把农村劳动群众团结在城市无产阶级的***周围，不由城市无产阶级来教育农村劳动群众，这个任务是完成不了的。《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

15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

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列宁：《纪念葛伊甸伯爵》（一九○七年六月），《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三十六页

16只有揭穿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实际上出卖群众利益的勾当，来为社会主义和革命进行斗争

我们如果愿意仍然成为社会主义者，就应该到更下层和更低层中间即到真正群众中间去，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全部意义和全部内容就在于此。我们只有揭穿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实际上出卖群众利益的勾当，揭穿他们维护少数工人暂时享受特权的行为，揭穿他们传播资产阶级思想和影响的做法以及揭穿他们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和代理人，我们才能教育群众认识自己的真正政治利益，教育他们利用帝国主义战争打打停停的漫长而痛苦的动荡过程，来为社会主义和革命进行斗争。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一九一六年十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一○八页

17机会主义者企图建立一个全体人民的党是骗人的、有害的。用“一个政党”包括各个阶级的企图或蛮干，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特点。觉悟工人永远反对一切超阶级政党的思想

企图建立一个“超阶级的”政党，企图使农民和工人结成一个政党，企图把并不存在的所谓“劳动知识分子。看做一个单独的阶级。对于争取俄国的自由是极端不利、极端有害的，因为这些企图除了使人悲观失望、丧失力量、认识模糊以外，不会带来任何结果。列宁：《劳动派和工人民主派》(一九一二年五月)

18不要相信国家是全民政权的陈词滥调

不管一个共和国用什么形式掩饰起来，就算它是最民主的共和国吧，如果它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如果它那里保存着土地和工厂的私有制，私人资本把全社会置于雇佣奴隶的地位，换句话说，如果它不实现我们党纲和苏维埃宪法所宣布的那些东西，那么这个国家还是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机器。因此要把这个机器夺过来，由必将推翻资本权力的那个阶级来掌握。我们要抛弃一切关于国家就是普遍平等的陈腐偏见，那是骗人的，因为只要剥削存在，就不会有平等。地主不可能同工人平等，挨饿者也不可能同饱食者平等。人们崇拜国家达到了迷信的地步，相信国家是全民政权的陈词滥调；无产阶级就是要扔掉这个叫作国家的机器，并且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谎言。我们已经从资本家那里把这个机器夺了过来，由自己掌握。我们要用这个机器或者说这根棍棒去消灭一切剥削。到世界上再没有进行剥削的可能，再没有土地占有者和工厂占有者，再没有一部分人吃得很饱而一部分人却在挨饿的现象的时候，就是说，只有到再没有发生这种情形的可能的时候，我们才会把这个机器毁掉。那时就不会有国家了，就不会有剥削了。这就是我们***的观点。我希望我们在以后的讲课中还会谈到这个问题，还会多次地谈到这个问题。

19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时期，剥削者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党和无产阶级国家存在着锐化变质的危险，必须同这种危险作坚决的斗争

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有些人像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的一代资产者的根源。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20机会主义者否认革命的理论，不需要任何革命纲领、革命政党和革命策略，而是渴望建立一个通过改良、通过阶级合作而走和平道路的统一的民主党

社会民主党应当从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变成主张社会改良的民主党。伯恩施坦提出了一大套颇为头头是道的“新”论据和“新”理由来为这个政治要求辩护。他否认有可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和根据唯物史观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否认大众日益贫困、日益无产阶级化以及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事实；他宣布“最终目的”这个概念根本不能成立，并坚决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对立；他否认阶级斗争的理论，认为这个理论好像不适用于按照多数人的意志进行管理的真正民主的社会等等。列宁：《怎么办？》(一九○一年秋——一九○二年二月)

我们再说一遍，这是全世界所有的机会主义者主要的、典型的议论。这种议论必然会引伸出什么结论呢？必然会引伸出这样的结论：不需要任何革命纲领、革命政党和革命策略。只需要改良就够了。不需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只需要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改良党。列宁：《再论杜马内阁》(一九○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伯恩施坦和其他一些机会主义者说：你们看看实际情形吧，鼓起勇气来谈谈实际情况吧，我们在德国都为争取改良而斗争，我们实际上都是改良主义者，我们是改良的党。而在屡次发生危机的情形下消灭雇佣奴隶制，这只是一句空话，是空洞的乌托邦。

直到现在，机会主义者的这种手法，还被他们千百次地重复着，整个资产阶级报刊(首先是我们立宪民主党的“言论报”①)经常用这种机会主义者的论调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谁真正关心工人运动的命运，谁就应当十分熟悉无产阶级的真敌人和假朋友的这个陈腐手法。
列宁：《政论家的短评》(一九一三年九月十三日)

21修正主义者是内脏腐烂了的自由主义，是呆在工人阶级政党内部的资产阶级分子

在危机时期(帝国主义时代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各种危机的时代)，受到资产阶级支持、并且部分地还受资产阶级直接指挥(这点特别重要！)的大批机会主义者，都跑到资产阶级那方面去，背叛社会主义，危害工人事业，葬送工人事业。在任何危机中，资产阶级总是会帮助机会主义者，不惜采取极端非法、极端残酷的军事办法来镇压无产阶级中的革命部分。机会主义者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在和平时期呆在工人政党内部，偷偷做着资产阶级的工作，而在危机时期，立刻就成为联合起来的整个资产阶级(从保守的到最激进的和民主的，从有自由思想的到宗教的和教权主义的)的公开同盟者。在我们经历过那些事件之后，谁不了解这一真理，谁就是无可救药地欺骗自己，也欺骗工人。列宁：《以后怎么办？》(一九一五年一月九日)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内脏腐烂了的自由主义，企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他们把为伟大战斗准备力量的时期说成放弃这种战斗。他们把改善奴隶状况以便反对雇佣奴隶制度说成是奴隶们为了换取几文钱而出卖自己的自由权。他们怯懦地宣扬“社会和平”(即同奴隶制度讲和平)，背弃阶级斗争等等。在充当议会议员的社会党人中间，在工人运动的各种官僚以及“富有同情心的”知识分子中间，他们有很多信徒。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九一三年三月一日)

22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政策的产物，工人贵族阶层是修正主义的社会支柱

几十年的所谓和平时代在欧洲各国社会党内部积累了大量小资产阶级的和机会主义的垃圾。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这种机会主义的异己分子问题，在德国从有名的“伯恩施坦主义”时期算起(而在很多国家还更早些)，提到日程上来已经将近十五年了，现在未必找得到一位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再以各式各样的借口否认机会主义者是真正敌视社会主义革命的非无产阶级分子。这一社会成分，如合法工人联合会的官老爷，议会议员及其他知识分子，在群众性的合法运动时期生活得舒舒服服的某些收入优厚的工人、小职员阶层等等，毫无疑问，在近几年来有了特别迅速的增长。列宁：《以后怎么办？》(一九一五年一月九日)

机会主义是以往工人运动“和平”发展时代的产物。这个时代教会工人阶级利用这样一些重要的斗争手段，如利用议会制度和一切合法的机会，建立群众性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广泛创办工人的报刊等等。另一方面，这个时代也产生了一种倾向，否认阶级斗争，宣传社会和平，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原则上否认秘密组织，承认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等等。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工人运动中的官僚，工人贵族。资产阶级把靠剥削殖民地和自己“祖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特权地位而得来的利润，分了一点给他们)以及社会主义政党内部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就是这种倾向的主要社会支柱，就是无产阶级当中的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九日)

23党和工人运动的分裂是由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引起的。我们所需要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统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的统一

机会主义已经“成熟”，已经彻底完成了在工人运动中充当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使命。同机会主义者统一已成为十足的伪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一个例子。机会主义者在一切重要场合(例如八月四日的投票)都带着自己的最后通牒出现，依靠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依靠他们在工会理事会中的多数，来实现这种通牒。现在同机会主义者统一，事实上就是让工人阶级服从“本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来压迫异族和争夺大国特权，就是分裂全世界的革命无产阶级。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九一五年七——八月)

统一，这是伟大的事业和伟大的口号！但是，工人事业所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统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反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统一。列宁：《统一》(一九一四年四月十二日)

在这里不仅必须“斥责”，同时还要敲起警钟，无情地揭露、推翻、“撤换”这个寄生阶层，粉碎它同工人运动的“统一”，因为这种“统一”事实上意味着无产阶级同本国资产阶级的统一，意味着国际无产阶级的分裂，意味着走狗的统一和革命者的分裂。列宁：《法国社会党人的正直呼声》(一九一五年)

24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这种没有气节、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目的。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九一八年十～十一月）

反对社会主义的叛徒，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这条政治路线在一切斗争领域中都可以推行而且应当推行。这样做了，我们就能争取到工人群众。而无产阶级先锋队即集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就能同工人群众一起，稳稳地把人民引向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专政，引向无产阶级民主以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引向苏维埃共和国，引向社会主义制度。

列宁：《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人致敬》（一九一九年十月）

因此必须用一切办法揭穿考茨基之流的叛徒，支持各国都有的真正国际主义无产者的革命组织。无产阶级一定会迅速抛弃叛徒而跟着这些组织走，并把这些组织培养成自己的领袖。无怪乎各国资产阶级狂吠“世界布尔什维主义”。

世界布尔什维主义一定会战胜世界资产阶级。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九一八年十月九日)

25“工人阶级贵族”比群众多享的特权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五二到一八九二的四十年中，经常谈到英国的殖民地优势和垄断造成了英国部分工人(即上层分子、领袖、“贵族”)的资产阶级化。很明显，帝国主义垄断本来会在二十世纪的许多国家中造成英国那样的情况。在一切先进国家里，我们都能看到工人阶级的领袖和上层分子腐化堕落，出卖灵魂，倒向资产阶级。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施用小恩小惠，把“肥缺”赐给这些领袖，把自己的利润的零头赏给这些上层分子，把报酬最少的和最苦的工作重担放到由国外招募来的落后工人身上，不断增加“工人阶级贵族”比群众多享的特权。

列宁：《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叛徒》(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26首先就必须把工人阶级政党中间，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中间，工人阶级先头堡垒中间所有的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除出去。

也许有人以为布尔什维克为了与党内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而耗费的时间未免太多，以为他们把这些机会主义分子的意义未免看得太高。但这种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决不能容忍自己队伍中间有机会主义存在，也如不能容忍健全身体上有毒疮生长一样。党是工人阶级的领导部队，工人阶级的先头堡垒，工人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在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中，决不能容静有缺乏信念者、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和叛徒立足。在自己的司令部中，在自己的堡垒中留有投降主义者和叛徒而要去同资产阶级作殊死战斗，就会陷于腹背受击的地位。这样的斗争分明只会遭到失败的结局。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为达到胜利，首先就必须把工人阶级政党中间，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中间，工人阶级先头堡垒中间所有的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除出去。

《苏联***(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九三八年)，第四七六——四七八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