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节有感 作者：丁玲

三八节有感

--------------------------------------------------------------------------------


作者：丁玲

　　“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
　　年年都有这一天。每年在这一天的时候，几乎是全世界的地方都开着会，检阅着她们的队伍。延安虽说这两年不如前年热闹，但似乎总有几个人在那里忙着。而且一定有大会，有演说的，有通电，有文章发表。
　　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它地方的妇女幸福的。甚至有很多人都在嫉羡的说：“为什么小米把女同志吃得那么红胖？”女同志在医院，在休养所，在门诊部都占着很大的比例，却似乎并没有使人惊奇，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却仍不能免除那种幸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诽议。这些责难似乎都是严重而确当的。
　　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但女人总是要结婚的。（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
　　不是骑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艺术家就是总务科长。她们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而妈妈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贴，（每月２５元，价值二斤半猪肉）要是没有这笔津贴，也许他们根本就尝不到肉味。然而女同志究竟应该嫁谁呢，事实是这样，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家庭了的娜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
　　离婚的问题也是一样。大抵在结婚的时候，有三个条件是必须注意到的。一、政治上纯洁不纯洁，二、年龄相貌差不多，三、彼此有无帮助。虽说这三十条件几乎是人人具备（公开的汉奸这里是没有的。而所谓帮助也可以说到鞋袜的缝补，甚至女性的安慰），但却一定堂皇的考虑到。而离婚的口实，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后。我是最以为一个女人自己不进步而还要拖住她的丈夫为可耻的，可是让我们看一看她们是如何落后的。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蜜语之下结婚了，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也唯恐有“落后”的危险，她们四方奔走，厚颜的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的去吃着坠胎的药。而她们听着这样的回答：“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于是她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一个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而还能牺牲自己的事业去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未始不被人所歌颂，但在十多年之后，她必然也逃不出“落后”的悲剧。即使在今天以我一个女人去看，这些“落后”分子，也实在不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她们的皮肤在开始有折绉，头发在稀少，生活的疲惫夺取她们最后的一点爱娇。她们处于这样的悲运，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旧的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不是听说法律上还在争论着离婚只须一方提出，或者必须双方同意的问题么？离婚大约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这在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说来更不冤枉，所以我是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而且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使理论与实际不脱节，在每个***员的修身上都对自己负责些就好了。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对女同志们，尤其是在延安的女同志有些小小的企望。而且勉励着自己。勉励着友好。
　　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我不必说大家都懂的。而且，一定在今天会有人演说的：“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的大话，我只说作为一个阵线中的一员（无产阶级也好，抗战也好，妇女也好），每天所必须注意的事项。
　　第一、不要让自己生病。无节制的生活，有时会觉得浪漫，有诗意，可爱，然而对今天环境不适宜。没有一个人能比你自己还会爱你的生命些。没有什么东西比今天失去健康更不幸些。只有它同你最亲近，好好注意它，爱护它。
　　第二、使自己愉快。只有愉快里面才有青春，才有活力，才觉得生命饱满，才觉得能担受一切磨难，才有前途，才有享受。这种愉快不是生活的满足，而是生活的战斗和进取。所以必须每天都做点有意义的工作，都必须读点书，都能有东西给别人，游惰只使人感到生命的空白，疲软，枯萎。
　　第三、用脑子。最好养好成一种习惯。改正不作思索，随波逐流的毛病。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最好想想这话是否正确？这事是否处理的得当，不违背自己作人的原则，是否自己可以负责。只有这样才不会有后悔。这就是叫通过理性，这，才不会上当，被一切甜蜜所蒙蔽，被小利所诱，才不会浪费热情，浪费生命，而免除烦恼。
　　第四、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生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前吟诗。假如没有最大的决心，一定会在中途停歇下来。不悲苦，即堕落。而这种支持下去的力量却必须在“有恒”中来养成。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服的坚忍的。而这种抱负只有真正为人类，而非为己的人才会有。

　　三八节清晨

　　附及：文章已经写完了，自己再重看一次，觉得关于企望的地方，还有很多意见，但为发稿时间有限，也不能整理了。不过又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有些话假如是一个首长在大会中说来，或许有人认为痛快。然而却写在一个女人的笔底下，是很可以取消的。但既然写了就仍旧给那些有同感的人看看吧。●
　　-------------------------------------------
　　（原载１９４２年３月９日延安《解放日报》）

丁玲到延安后的思想波澜

--------------------------------------------------------------------------------

朱鸿召
丁玲（1904－1986）是第一个到延安的文人，也是最典型的延安文人。
丁玲是个有着火一样性情的新式女性。早在中学时代为反抗封建婚姻，她离开了湘
西那个像《红楼梦》中贾府一般的家，“作为一个流放的叛徒，到上海去”。20年代莎
菲式的苦闷阴鸷，到30年代已变成上街游行、写标语、贴墙报、散传单、飞行集会等革
命行动。她不愿坐在家里写文章，也不满足于只是写几篇文章。1931年丈夫胡也频遇害
后，她在沈从文的仗义护送下，将不满周岁的孩子送回湖南常德老家，三天后又转身返
回上海。她向地下党组织要求去苏区，在实际斗争中释放心中的苦痛。但党组织安排她
留在上海编辑《北斗》杂志，她只能接受任务。“实际我心中成天装着一盆火，只想找
人发泄！”
1933年5月她被***特务绑架，秘密地从上海押解到南京软禁起来。她试图越狱，
又尝试自杀，更为自己与冯达之间“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的同居关系，并导致怀
孕、生育而懊悔不已。外间舆论谣言四起。“我真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怀着一
颗饿狼般的心，只想吃人！”到1936年5月她才得以抽身暂时离开南京到北平，遇到曹靖
华时表示：
我一定要找到党。如果找不到党，我即使能暂时住在北平，或别的什么地方，我仍
是一个黑人，不能有什么活动，也无法向人民表白心意，说我自己要说的话。
尔后，她又悄悄地到上海，胡风帮她一步步与***组织联系。第三天她见到冯雪
峰———一个与自己“曾有过热烈的爱情”，参加长征后由陕北被派到上海领导文化界
工作的***人。
看到他我第一个感觉是他变了。怎么变了，变在什么地方，我说不清楚，也不可能
细想下去；我只顾自己说话。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并不是说到什么伤心的地方才哭的，
好像这眼泪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准备了三年的时间，堵塞在我胸中、眼中已经三年了，
三年来随时都想找一个地方把它全部倾泻出来。我已经忍无可忍，呵！我该流一次眼泪
了。于是我尽情地哭了起来了。我以为我会得着满腔同情和无比安慰，然而我只听到一
声冷峻的问话。雪峰说道：“你怎么感到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受罪？你应该想到，有许
许多多人都同你一样在受罪：整个革命在这几年里也同你一道，一样受着罪咧。”这的
确是我没有想到的。此时此刻，我唯一希望的是同情，是安慰，他却给了一盆冷水。
（丁玲：《魍魉世界》）
她更感到委屈了。几经周折，她痛下决心，坚决要求到陕北。她将希望再寄托于新
的环境，新的社会，新的人与事。况且在陕北的红军队伍中，林伯渠是她的表兄，毛泽
东也可以算是她的故交——当初在长沙周南女子中学时，丁玲与杨开慧同校；学潮中她
们得到毛润之（泽东）的支持，又一起转到岳云中学，开湖南男女同校之风气。她深信
着，她准备着去拥抱陕北那片新的大地，新的人生！
1936年10月底，丁玲从西安到保安的途中，在洛川停留一天。她剪短了头发，穿上
久已神往的灰布军衣，以土坑为马背，跳上跳下，咯咯地笑个不停，练习着骑马的技术
要领。头发是女人的骄傲。剪短头发是一种心理的象征，她渴望着从此后永远告别那龌
龊魍魉的世界，进入到一个新天地，获得一种新人生。上陇东前线，组织“八路军西北
战地服务团”，过军事化、半军事化的生活，所有生活的苦楚，在不断的动作中遗忘。
她体会到激流中与风浪搏斗，1939年丁玲对斯诺夫人说：“来这儿以前，我总是睡不着，
可是现在睡得很香甜，也变胖了。简朴的生活好。”莎菲的浪漫气息已成枯死在书页间
的昨日黄花，此间的丁玲，：“她是一个使你想起乔治·桑和乔治利亚特那些别的伟大
女作家的女子——一个女性而非女子气的女人”。生活是能改变人的，尤其能改变一个
三十岁的女人。再过三、四年，到1944年夏天，赵超构先生见到的丁玲，“她大眼、浓
眉、粗糙的皮肤、矮胖的身材、灰色的军服，声音洪亮，‘有一点象女人’”。“她豪
饮，健谈，难于令人相信她是女性”。“烟抽得很密，大口的吸进，大口的吐出，似乎
有意显示她的豪放气质”。生活改变着丁玲，然而丁玲又毕竟是丁玲。
她以最大的热情去迎接这新的生活，听红军讲战斗的故事，用一时难以转变的欧化
的语言记录描述这些故事。
1938年11月，她脱离西战团，到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一年。1939年10月任“文协”
副主任并主持日常工作，至1941年初去川口农村养病兼创作，同年4月抽调参与创办《解
放日报》。这期间，她经历了从初到保安、延安时为民族，为个人，抗争命运，不断行
动的理性选择；到走进社会，在残酷现实的血与泪中，触动了自己的心灵，警醒了女性
的自我意识；进而引起她对现代中国知识女性的命运感知，知识分子良知责任的确立，
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思考。继《我在霞村的时候》，她又相继写出了《在医院中时》
（1940．），《夜》（1941．）等小说。一方面锐利地揭露了革命队伍中像何华明那样
工农干部的阴暗心理，一方面大胆地刻画了陆萍这样一位对文学更感兴趣的从上海一个
产科学校毕业的学生，到抗大入了党，参加革命工作后，与革命队伍的全面矛盾和尖锐
对立。“她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而且有能耐去打开她生活的局面。可是‘党’，‘党
的需要’的铁箍套在头上，她能违抗党的命令么？能不顾这铁箍么，这由她自愿套上来
的？”工作中，她理性地批判着一切，总不满于现状，与不识字的庄稼汉出身的医院院
长，放牛娃出身的指导员及整个环境格格不入，以至于神经衰弱旧症复发，夜夜失眠，
陷于一种剧烈的自我的斗争里。纵然如此，“她永远相信，真理是在自己这边的。”作
者对陆萍这个艺术典型的态度，有批评，但更多的是同情和理解。借此丁玲表现出了一
个知识分子对延安社会的某种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
作为这种意识和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她从写小说转入杂文创作。
在杂文创作中，丁玲批判了革命队伍中干部衣服、骑马代步、马列学院的文凭头衔
等等不良的风习和落后愚昧的心态；否定了文艺创作中“要求自己每篇文章都合乎新民
主主义”，“斤斤追求其合乎理论的范围”，被教员称赞“意思好”的舍本求末的方法，
强调生活材料不等于文学创作，创作最需要有自己的生命感知，最需要关注人的心灵和
命运。而一篇《三八节有感》，更是深刻透彻地分析了生活在延安革命队伍中知识女性
的艰难生活、尴尬处境和不幸命运。”“‘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
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正是纪念“三八”妇女节的日子，她却敢于发别人之所未发，
从“被重视”的，热闹的表面看出了实际上正是因为不被重视才被重视的严峻本质。她
以自己艺术家的敏感和知识分子的良知，揭示了遗传在革命队伍里，滋生在理想社会肌
体上的某种恶瘤。
丁玲是理性地选择了延安，努力克己地走进延安，出身教养又惠之以韬晦之道。所
以，她感受得更多的是延安文人与革命队伍之间的不适和矛盾。整风运动中，许多人都
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提出批评。在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
***最后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
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这句话保了丁玲，文艺整风期间，只有个别单位在墙报上
和个别小组的同志对《三八节有感》有批评。到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三次会间合影照像时，
***问：丁玲在哪里呢？照相坐近一点么，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见丁玲隔
他三人挨着朱德坐下时，他放心坐下了。
1942年6月，批判王实味斗争中，丁玲驳斥王实味对延安文艺界的侮辱，对《三八节
有感》作一番自我批评，将自己的《三八节有感》从《野百合花》并列中抽身出来，反
戈一击。
丁玲此间停止了一切文学创作，只有重大纪念日的纪念文章和通讯报道偶尔见诸报
端。她又像上前线一样，打背包，裹绑腿，到柳林同老乡一起纺线，改革纺车，帮盲艺
人韩起祥创作新节目，学习柯仲平、马健翎的“民众剧团”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的经
验，还采访了许多先进人物。1944年7月1日，***致信丁玲与欧阳山，为她的一篇介
绍边区合作社模范工作人员的文章《田保霖》所表现出的“新写作作风”庆祝。
1985年4月，年届80岁的丁玲重回延安，深藏着半个世纪的记忆与思考，在延安革命
纪念馆陈列室的一张***与其他革命前辈合影的照片前驻足良久，迸发成灵感的火花。
她感慨万端地说：“当时他们是弟兄，可后来却成了‘君臣’。”

左右说丁玲



林贤治



丁玲是一个具有巨大的文学才能而为政治所吞噬的作家，一个未及完成却因意外打击而几近碎裂的作家，一个忠实于文学事业并为之苦苦挣扎奋斗的作家。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她的写作事业，以及她的坎坷一生？……我们在经受了十年劫难之后走到了今天，已经学会了宽容，可以不再计较强暴、伪善、卑劣和无耻，却不想放过一个弱势者，一个长期受怀疑，受歧视，以致备受打击的人。那是不公正的。只要了解了这位女性作家的受难史、抗争史和创造史，我们将会为曾经对她作过的右或者左的责难而感到难堪…… 　

　　　　　　　　　　　　　　　　　　　　

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一些女性，由于特殊的个人经历和社会关系，在她们身上，贮存了丰富的文化含量。例如宋庆龄、江青、张若名、关露、丁玲等等。但是，当我们进行研究或写作传记的时候，往往将她们简单化，不是圣洁化，就是漫画化，并没有将内涵的东西充分地揭示出来。



丁玲被善于政治操作和惯于听信操作的人们先后“定性”为右和左，很有典型的意味。她是在***的白色恐怖时期，为填补胡也频留下的空缺而在刀丛中奔赴***领导的革命的；一生激进，结果于１９５５年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 ”，１９５７年被打成“右派”。二十年辗转流放北大荒及山西农村，蹲过秦城监狱，风刀霜剑，茹苦含辛；至七十年代末获平反之后，据说她又忽翻了个筋斗，这回是向左转了。到底是谁走错了历史的房间？是丁玲自身的迁变呢，还是我们的视觉受了障蔽？



身为作家而要革命



丁玲的问题，全部的复杂性在于身为作家而要革命。因为这样，便决定了她得在同一时间内进入文学和政治两个不同的文化圈。其中，任何一个圈子的“同级斗争”————鲁迅基于斗争实践中的一个天才的发现和总结————都是激烈的，尤以后者为甚。而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分歧和冲突由来已久，结果又往往以政治方面取胜而告终。这也有着鲁迅的关于文艺与政治问题的一篇讲演为证的。丁玲的不幸，还因为有意无意间陷入了一场马拉松式的人事纠葛；也就是说，个人的人格、欲望与权谋已然介入了她与集体政治的关系之中。她与周扬的不和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之间的势不两立，从周扬于１９５５—１９５７年间翻云覆雨，反复几次把丁玲置于专政的死地，最后对丁玲的平反仍然采取阻碍和拖延的手段；以及丁玲死后，其家属拒绝将周扬列名于治丧委员会名单的事实，可以推知严重对立的程度。这不是阶级斗争理论所能全部说明的。再如沈从文，因《记丁玲》而受丁玲的责备，也成了文艺界乐于谈论的话题。这个小册子无论怎样地孟浪、轻薄、不负责任，八十年代的沈从文声誉日隆，已非昔日的文物式人物可比，因而为之解脱辩护的文字接连不断，到头来只好损害丁玲本人而已。自然，比起周扬，所有人物的损害相加起来，对丁玲来说也都不足轻重。此外，时空的变化，舞台的转换，都是非个人能力所能抵御的。历史问题拖延愈久，愈不利于被损害者和被侮辱者。中国的看客本来便多，又容易健忘；事件发生时已是十分隔膜，难以感知暴力相加于他者的苦痛，时过境迁，其中的情节，自然日渐销蚀，错乱，甚至颠倒，不复有人产生探究的兴趣，而且也无从探究了。



先说丁玲的右



４０年代初，丁玲到延安不久，如同许多知识者一样，对延安的自以为不良的风气进行了批评。在她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时期，放出了一大批“毒草 ”。其中所涉及的问题，集中在民主、平等、个人权利上面，都是带根本性的。最著名的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作者因此被捕，几年之后死于非命。其间，丁玲本人也炮制“毒草”，代表作有《“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等。作为一位新女性，她带头挑战传统男权文化中心，颇有西方女权主义的味道，实质上是反对封建专制、“东方文明”的。当时，***算是手下留情，称她为“同志”，把她同“托派”王实味区别开来；及至建国后，却把她同王实味捆在一起，亲自加写按语，放在《文艺报》上进行“再批判”了。倘要论左右，在中国***内，左的根子甚深；除了早期有过很短暂的反左————主要是反对“莫斯科派”的教条主义者————阶段以外，历次运动大抵是反右的。从事实上看，前前后后的一批右派人物，都应当划归“民主派”，与专制主义和特权思想相对立的。自延安以后，事实上丁玲再也不曾右过，大约她吸取了教训，深知这右是危险的罢？



再说丁玲的左



丁玲被目为左，主要在１９７９年右派平反——对丁玲个人而言，其实是部分平反——之后的事。在这里，必须区分不同的几种情况。其中一种属于正常的个人意见，由于语境产生政治性倾斜，结果连这意见也相随带上了某种倾向。丁玲对意识流小说、历史小说的批评意见，即属此例。当时，“现代派” 是被看成“自由化”的一种表现的，这样，作为一个作家的审美偏爱，很容易被人利用，或产生错觉，而被蒙上别样的色彩。从史料看，我们可以发现，丁玲晚年许多意见是针对周扬的，其中夹杂了一些意气之争，也是难免的。表面上看来是争“正统”，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抗争，表现了一个弱势者的某种心态，人们可以由此得知受损害的深重程度。还有一种情况，可以算是社会环境与个人处境的合成的产物。八十年代初，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并不可能立即改变整个的意识形态，乍暖还寒，气候并不明朗。丁玲本人的“历史问题”悬而未决，用周扬的话说还存在“疑点”和“污点”，处境仍然艰难。在她访美前夕，中国作协还有人放出流言，说邀请她前往国际写作中心“是拿的联邦调查局的钱”，于此可见一斑。她对友人说：“全国都有耳”；“翻不了身，网大着咧”。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６日日记写道：“鼓起余勇，竭力挣扎。难图伸腰昂首于生前，望得清白于死后，庶几使后辈儿孙少受折磨。”同年１０月８日，所记的同样是灰色调：“文章要写得深刻点，生活化些，就将得罪一批人。中国实在还未能有此自由。《‘三八节’有感》使我受几十年的苦楚。旧的伤痕还在，岂能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及至１９８１年间，正值“反自由化”时期，丁玲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说：“这种时候，我大半很谨慎，怕授人、授自己人以柄，为再来挨一顿棍棒做口实。”还说：“不管现在左的也好，右的也好，究竟对我们如何看法，如何对待，是大可寻思的。”对于或左或右的说法，所谓动辄得咎，其实丁玲早在预感之中。命运始终没有掌握在丁玲手里，她显得很被动。然而，从下述的通信文字中，可以知道她对中国的问题，包括自身的问题是十分清醒的。她说：“难道二十多年还不能得点经验教训？不学一点乖吗？文艺事大不可为，希望在５０年后，在我，在我们死后许久，或可有有勇气的、有真知灼见的人们。不过首先得把封建权势扫除干净。我们还需要杂文，只是比鲁迅时代艰难得多。”在丁玲写下这样的文字的时候，我们的知识界正在欢呼“第二次解放”，而文艺家也正在欢呼“文艺的春天”！然而，清醒之余，几十年的人生经验所教给她的，竟然会是“学乖”！所谓学乖，大约相当于鲁迅说的“戴假面”之类，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她出于自我保护而居然说了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一些适合“左”的形势的话，加上别的人为因素，此人也就必左无疑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真左，　比如早期的批评萧也牧，晚年对《绿化树》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的批评，都过分强调“立场”“原则”，而忽略了作为文学的特质的东西。这个问题，牵涉到个人思想与正统意识形态，个人与组织乃至一个体制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但是，无论怎样评价丁玲，我们必须记住丁玲自我设置的前提：“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只要考虑到了文学与政治在一个人身上的融合与冲突，有关左右的谜底就会变得易解许多。



三次转折



对于投身革命的丁玲来说，《“三八节”有感》的发表是一个转折，１９５５—１９５７年再度转折，最后一个转折是１９７９年。可谓一波三折。前两次转折是同一方向的转折，是苦难的强化。苦难生活一方面锻炼了丁玲的心智，所以到了后来，她能写出《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在日记和书信的隐面文字中有那样的彻悟；另一方面，她毕竟因此被剥夺了学习和思考的许多基本条件，有一个时期，甚至连读书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这对她进一步开拓政治和文学的视界，不能不是极大的损失。１９７９年的转折，无非使炼狱中的丁玲重新恢复成为一个普通人；而五四时期那个带有无政府主义和女权主义色彩的“飞蛾扑火，非死不止”的新女性丁玲，则早已成为陈迹。在她复出之后，正如她所自述的：“ 尽写些不得已的小文章，实在不过只是自己在读者中平平反，亮亮相”，没有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写出与民族和个人苦难历史相匹配的宏大作品。显然，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束缚她，防碍她进步，甚至限制她对已经取得的进步的真实的表达。



在语言背后



丁玲早年秘书张凤珠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在读到１９７９年７月《人民日报》发表的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后，对丁玲作如此的“亮相”表示不理解。看望丁玲时，她问道：“我不能理解你经过二十多年致命的打击以后，怎么还能像苏联小说中，红军战士喊着为斯大林去冲锋那样，说自己是为毛主席而写作？”丁玲说：“我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就是这种感情。” 张凤珠说：“可是你这篇文章是现在写的呵！”丁玲沉默有顷，笑了笑，说：“ 看来这二十多年你政治上进步不大。”她的话说完了没有？这是判断呢，还是感叹？她说的“进步”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感觉到，语言背后的丁玲是沉重的，复杂的，担受着一种“智慧的痛苦”。但是，对于政治化的作家丁玲，我们往往注意表象，没有深入问题的实质；注意日常行为，而疏于心态分析；注意语言文字，而没有顾及沉默，那未曾言说的部分；注意本体的部分，而不考虑支配她的外部环境。总之，袭用左和右这样的大口袋去套丁玲，是明显不合适的，过分狭窄的，含混的，甚至是荒谬的。“左的左得可爱，右的右得美丽”，怎样以左右品评人物呢？即使按斯大林的说法，左和右这样的概念，也只能用于政治上的分野，不可以随意超越这个范畴的。



丁玲的悲剧



有人说丁玲最大的失败，在于没有找到一个顶用的高参。作为一个作家，不占官场也不跑戏场，其实无须劳人设计。作家首先是以作品，然后以同文学相关的活动来见证自己的。但是，人们更多地评说的是她的行状，而不是她的文学事业本身。须知，这是一个在青春妙龄时候，就以一个莎菲形象令文坛侧目的人，这是一个到延安不久就以一篇纪念“三八节”的短文而震惊朝野的人；然而，正是这个人，在长达几十年间，再也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充分表达自己、展示自己的空间。被称为她的代表作，曾获斯大林文学奖金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其实是一部体现领导意图，从政策出发写作的作品。虽然，她的文学才华无法为意识形态所覆盖，艺术个性却是明显地受到了伤害。即使是这样的作品，也一度因为被确认为“富农立场”而得不到出版。在她复出之后，发表《牛棚小品》，小品而已；以她的经历，大可以从事足以表现受难的时代的宏伟叙事，然而最终还是自动放弃了。事实上，所谓“伤痕文学”，出现之后不久便受到了谴责。结果，我们所见的丁玲“亮相”的作品，是歌颂社会主义道德风范的《杜晚香》。丁玲有丁玲的选择。这个选择是平民化的，但是艺术上则是平庸的。一个作家当她被不平的***————无论为社会还是为自己————所驱使，需要表现而不敢表现，或无力表现，我们只能把这种情形叫作悲剧。



丁玲是一个具有巨大的文学才能而为政治所吞噬的作家，一个未及完成却因意外打击而几近碎裂的作家，一个忠实于文学事业并为之苦苦挣扎奋斗的作家。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她的写作事业，以及她的坎坷一生？在丁玲的一生中，虽然写作事业被迫中断，艺术受到玷污，但是，仅仅因为《丁玲文集》中有了《莎菲女士的日记》，有了《“三八节”有感》和《在医院中》，有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仅仅因为个人履历上前后有了《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和《中国》杂志主编，有了王实味、萧军、艾青、罗烽等一批杂文作家，有了残雪、王富仁等一批无名作者，丁玲就是一座大山，一条大河，一道悲壮的风景，足以装点辉耀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



余　语



我们在经受了十年劫难之后走到了今天，已经学会了宽容，可以不再计较强暴、伪善、卑劣和无耻，却不想放过一个弱势者，一个长期受怀疑，受歧视，以致备受打击的人。那是不公正的。只要了解了这位女性作家的受难史、抗争史和创造史，我们将会为曾经对她作过的右或者左的责难而感到难堪。事实上，丁玲的悲剧也就是我们的悲剧。深入的反思，会使我们明白这一切。



(原载２００１·２·１５《南方周末》)

野百合花

--------------------------------------------------------------------------------

作者：王实味


　　　　　　　　　　　　　　　　　前记

　　在河边独步时，一位同志脚上的旧式棉鞋，使我又想起了曾穿过这种棉鞋的李芬同志——我所最敬爱的生平第一个朋友。
　　想起她，心脏照例震动一下，照例我觉到血液循环得更有力。
　　李芬同志是北大一九二六年级文预科学生，同年入党，一九二八年春牺牲于她的故乡——湖南宝庆。她的死不是由于被捕，而是被她的亲伯父缚送给当地驻军的。这说明旧中国的代表者是如何残忍。同时，在赴死之前，她曾把所有的三套衬衣裤都穿在身上，用针线上下密密缝在一起。因为，当时宝庆青年女***员被捕枪决后，常由军队纵使流氓去奸尸！这又说明着旧中国是怎样一个血腥，丑恶，肮脏，黑暗的社会！从听到她的噩耗时起，我的血管里便一直燃烧着最猛烈的热爱与毒恨。每一想到她，我眼前便浮出她那圣洁的女殉道者的影子，穿着三套密密缝在一起的衬衣裤，由自己的亲伯父缚送去从容就义！每一想到她，我便心脏震动，血液循环得更有力（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提到这样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罢，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
　　为了民族利益，我们并不愿再算阶级仇恨的旧账。我们是真正大公无私的。我们甚至尽一切力量拖曳着旧中国的代表者同我们一路走向光明。可是，在拖曳的过程中，旧中国的肮脏污秽也就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
　　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的影子汲取力量，生活的力量和战斗的力量。这次偶然想到她，使我决心要写一些杂文。野百合花就是他们的总标题。这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这种花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用以献给那圣洁的影子；其次，据说这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鳞状球茎，吃起来味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未知确否。

　　　　　　　　　　　　一、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

　　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
　　为什么呢？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答说：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缺少维他命，所以……另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所以……
　　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要吃得好一点，要有异性配偶，要生活得有趣，这些都是天经地义。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说他们不起劲，甚至肚子里装着不舒服，就是为了这些问题不能圆满解决，我不敢轻于同意。
　　那么，我们生活里到底缺些什么呢？下面一段谈话可能透露一些消息。
　　新年假期中，一天晚上从友人处归来。昏黑里，前面有两个青年女同志在低声而兴奋地谈着话。我们相距丈多远，我放轻脚步凝神谛听着：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像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长架子来训人。”
　　“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的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鹰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以后每次看见老鹰飞来，他都嚎嚎地叫，扔土块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伙！”
　　沉默了一下。我一方面佩服这位女同志口齿尖利，一方面惘然如有所失。
　　“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来叫人难过。其实，害病，倒并不希望那类人来看你。他只能给你添难受。他的声音、表情、态度，都不使你感觉他对你有什么关怀、爱护。”
　　“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是呀，一点也不错！他对别人没有一点爱，别人自然也一点不爱他，要是做群众工作，非垮台不可……”
　　她们还继续低声兴奋地谈着。因为要分路，我就只听到这里为止，这段谈话也许有偏颇，有夸张，其中的“形象”也许没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们决不能否认它有镜子的作用。
　　我们生活里到底缺少什么呢？镜子里看罢。

　　　　　　　　　　　　　　 二、碰《碰壁》

　　在本报《青年之页》第十二期上，读到一位同志底标题为《碰壁》的文章，不禁有感。
　　先抄两段原文：

　　　　“新从大后方来的一位中年朋友，看到延安青年忍不住些微拂意的事，
　　牢骚满腹，到处发泄的情形，深不以为然地说：‘这算得什么！我们在外
　　面不知碰了多少壁，受了多少气……’
　　　　“他的话是对的。延安虽也有着令人生气的‘脸色’，和一些不能尽
　　如人意的事物；可是在一个碰壁多少次，尝够人生冷暖的人看来，却是微
　　乎其微，算不得什么的。至于在入世未深的青年，尤其是学生出身的，那
　　就迥乎不同了。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教
　　他们描摹单纯和美丽的憧憬；现实的丑恶和冷淡于他们是陌生的，无怪乎
　　他们一遇到小小的风浪就要叫嚷，感到从来未有过的不安。”

　　我不知道作者这位“中年朋友”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我认为他底这种知足者常乐的人生哲学，不但不是“对的”，而是有害的。青年是可贵，在于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着生命底新锐的力。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因此，他们意见多一些，但不见得就是“牢骚”；他们的话或许说得不够四平八稳，但也不见得就是“叫嚷”。我们应该从这些所谓“牢骚”、“叫嚷”和“不安”的现象里，去探求那产生这些现象的问题底本质，合理地（注意：合理地！青年不见得总是“盲目的叫嚣”）消除这些现象底根源。说延安比“外面”好得多，教导青年不发“牢骚”；说延安的黑暗方面只是“些微拂意的事”，“算不得什么”，这些丝毫不能解决问题。是的，延安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
　　当然，青年常表现不冷静，不沉着。这似乎是《碰壁》作者的主题。但青年如果真个个都是“少年老成”起来，那世界该有多么寂寞呀！其实，延安青年已经够老成了，前文所引那两位女同志底“牢骚”，便是在昏黑中用低沉的声音发出的。我们不但不应该讨厌这种“牢骚”，而且应该把它当作镜子照一照自己。
　　说延安“学生出身”的青年是“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我认为这多少有些主观主义。延安青年虽然绝大多数是“学生出身”，“人世未深”，没有“尝够人生冷暖”，但他们也绝大多数是从各种不同的痛苦斗争道路走到延安来的，过去的生活不见得有那样多的“爱和热”；相反，他们倒是懂得了“恨和冷”，才到革命阵营里来追求“爱和热”的。依《碰壁》作者底看法，仿佛延安青年都是娇生惯养，或许因为没有糖果吃就发起“牢骚”来。至于“丑恶和冷淡”，对于他们也并不是“陌生”；正因为认识了“丑恶和冷淡”，他们才到延安来追求“美丽和温暖”，他们才看到延安的“丑恶和冷淡”而“忍不住”要发“牢骚”，以期引起大家注意，把这“丑恶和冷淡”减至最小限度。
　　一九三八年冬天，我们党曾大规模检查工作，当时党中央号召同志们要“议论纷纷”，“意见不管正确不正确都尽管提”，我希望这样的大检查再来一次，听听一般下层青年底“牢骚”。这对我们底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处。

　　　　　　　　三、“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

　　“我们的阵营存在于暗黑的旧社会，因此其中也有黑暗，这是有必然性的。”对呀，这是“马克思主义”。然而，这只是半截马克思主义，还有更重要的后半截，却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大师们”忘记了。这后半截应该是：在认识这必然性以后，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底产生，消减黑暗底滋长，最大限度地发挥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消减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可是，“大师”们不惟不曾强调这一点，而且很少提到这一点。他们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觉去了。
　　其实，不仅睡觉而已。在“必然性”底借口之下，“大师”们对自己已很宽容了。他们在睡梦中对自己温情地说：同志，你也是从旧社会里出来的呀，你灵魂中有一点小小黑暗，那是必然的事，别脸红罢。
　　于是，我们在那儿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
　　在“必然性”底“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底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未想到。如果让这“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罢。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种叫“小事情”的“理论”。你批评他，他说你不应该注意“小事情”。有的“大师”甚至说，“妈底个×，女同志好注意小事情，现在男同志也好注意小事情！”是呀，在延安，大概不会出什么叛党叛国的大事情的，但每个人做人行事的小事情，却有的在那儿帮助光明，有的在那儿帮助黑暗Q而“大人物”生活中的“小事情”，更是以在人们心里或是唤起温暖，或是引起寂寞。

　　　　　　　　　　　　 四、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听说，曾有某同志用与这同样的题目，在他本机关底墙报上写文章，结果被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于半狂状态。我希望这是传闻失实。但连稚弱的小鬼都确凿曾有疯狂的，则大人之疯狂，恐怕也不是不会有的事。虽然我也自觉神经不像有些人那么“健康”，但自信还有着足够的生命力，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致陷于疯狂。所以，敢继某同志之后，也来谈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而且我们今天也不是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这不须要我来做八股，因为，我敢保证，没有半个伙夫（我不敢写“炊事员同志”，因为我觉得这有些讽刺画意味；但与他们谈话时，我的理性和良心却叫我永远以最温和语调称呼他们“炊事员同志”——多么可怜的一点温暖呵！）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生活。谈到等级制度，问题就稍微麻烦一点。
　　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
　　说等级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约有以下几种道理：（一）根据“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负责任更大的人应该多享受一点；（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实行薪给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苏联也有等级制。
　　这些理由，我认为都有商量余地。关于一，我们今天还在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大家都是拖着困惫的躯体支撑着煎熬，许许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宝贵的健康，因此无论谁，似乎都还谈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层对他有衷心的爱，这才能产生真正的铁一般的团结。当然，对于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轻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关于二，三三制政府的薪给制，也不应有太大的等差；对非党人员可稍优待，党员还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感动更多的党外人士来与我们合作。关于三，恕我冒昧，我请这种“言必称希腊”的“大师”闭嘴。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用”吧？听候批判。

Posted:2004-1-10 21:06:04 只看该作者
1级红黑带版主 0关注0粉丝0友邻发短消息|加为友邻空间 | 相册| 博客 | 微博
***的政治手腕是铁腕，政治家没有铁腕是不行的5楼
顺路缠绵 发表于 搜房网 - 上海业主论坛 - 文坊·崇文苑
反对“上海亭子间”式的文化


不过现在2004年，好像满大街的报纸都在宣扬被延安整风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了


此一时彼一时


这就是政治啊

丁玲与***关系始末

文杨桂欣



１９２１年丁玲和***缘悭一面



1921年暑假到来之际，长沙的周南女子中学校长解聘了进步教师陈启民（即陈书农）。陈启民是***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他曾和***等同学发起成立进步团体新民学会。1918年4月14日，在成立大会上，萧三的胞兄萧子升当选为学会的总干事，只有两名干事就是***和陈启民。不久，萧子升出国留学，学会的领导任务便由***担当，陈启民成为***的助手。

　　周南女子中学的校长在“五四”运动中也是一个弄潮儿。这时候，他退步了，偏向保守了。他解聘陈启民老师的错误举措，激起了学生的不满和抗议。丁玲（那时叫蒋冰之）和杨开慧等同学以退学为斗争手段，抗议校长解聘陈启民老师。她们自己组织暑假补习班。秋季开学，便转到长沙的岳云中学去了。岳云中学是男子中学，丁玲和杨开慧等是该校的第一批女学生，这在当时的湖南教育界，是一个创举。

　　丁玲她们的暑期补习班，本来是要请***授课的，但是，***忙于参加组建中国***的工作，于6月底和何叔衡一道离开长沙赴上海，直到补习班结束、新学期开学也没有返湘，使丁玲失去了一次当***的学生的机会。当时，丁玲根本不知道自己之所以失去这个机会，只是因为***和他的同学们在从事开天辟地的伟业。

　　丁玲是1919年秋天从桃源师范学校转学到周南女子中学的。主持她的插班考试的正是陈启民先生。陈先生出了一道作文题：《试述来考之经过》。丁玲埋头直书，偏偏忘掉了“经过”而只写自己离开桃源奔赴长沙，只是为了求真知求进步，洋洋洒洒，一挥而就。陈先生没有责备她“文不对题”，刚刚看完便高兴地宣布录取丁玲入学！在周南女中的日子里，陈启民先生特别关爱着丁玲，常常把《新青年》等书刊交到丁玲手里，教她着重领会那些他画了记号的篇目和段落，还允许她随时到他屋子里选书看。新中国成立之初，陈启民先生在湖南大学任教。1954年春天，丁玲回湘西参观访问，特地到岳麓山看望陈启民老师。陈老师为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饮誉域外获得殊荣而高兴，而祝贺，但他同时也指出《桑》作在语言方面的瑕疵，希望丁玲进一步改掉在周南女中时期便存在的语句不够精练的毛病。

　　***和丁玲从1921年缘悭一面之后，数年间，一个成了领导工农革命武装斗争的领袖，一个刚登上文坛便成了轰动文坛和读书界的著名作家。10年之后，即1931年，他们之间又有了见面的可能性。这一年的2月7日夜晚，丁玲的丈夫胡也频，作为刚刚加入中国***的左翼作家，被***反动派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的伪警备司令部。4月间，丁玲将刚满百日的独生子送回湖南老家，请老母蒋慕唐先生代为抚养。她把也频被害的噩耗瞒过老母，在家里只住了三天便返回上海，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和文学创作，并且向党中央提出去中央苏区的要求，决心踏着烈士的鲜血，完成也频未竟的事业。党组织派张闻天同志找丁玲谈话，根据她的特殊情况，决定留她在上海创办并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并且明确告诉她：这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她留在上海主编《北斗》，对革命斗争是很有利的：可以广泛团结党内外作家，共同粉碎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这时候，丁玲还不是中国***的党员，但她坚决服从了党的决定，并在近一年之内加入了中国***，成了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党团相当于现在设在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党组）。

　　1933年5月14日，丁玲被***特务机关秘密绑架并押赴南京，囚禁了三年多。1936年，丁玲在曹靖华和鲁迅先生的帮助下，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党组织由冯雪峰领导，张天冀、周文、郑育之以及胡风等人一起，帮助丁玲冲破了***特务机关的幽禁，并派聂绀弩护送丁玲到西安直奔党中央的新驻地--陕西省保安（今志丹）县城。

　　在上海等待赴陕北的日子里，冯雪峰给丁玲讲长征故事，讲毛主席，讲遵义会议，讲陕北，讲瓦窑堡，讲上海文坛，讲鲁迅。这使丁玲深深地感到，冯雪峰“他心里只装着革命，装着两个伟人。我虽然仍觉得三年多来我已是遍体鳞伤，抚今追昔，痛苦呻吟，但在听了雪峰的热情的革命事迹的叙述，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欢欣，我到底已经冲出黑暗，接近光明了。我已回到自己人的队伍里，回到自己家里，我现在应该鼓起力量，迈上光明的前程。”

　　1936年中秋节那天，丁玲和聂绀弩化名并扮作夫妻离开上海赴西安。一路上经过几道***关卡的检查。到达西安的第二天，正急切地盼望党中央从陕北派来接头的人早早来临，傍晚，果然从所住小旅馆的门外闪进一个穿长衫的商人模样的人，原来是潘汉年同志！这个潘汉年啊，当年就是他介绍也频和丁玲加入以鲁迅为旗手的“左联”；也频牺牲不久，正是他和冯雪峰一起来看望她，要他去参加他所领导的秘密工作。这时候，他对丁玲说：“我以为你不要进去了。我希望你能到法国去，那里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你是能发挥作用的。你知道吗？红军需要钱，你去外国募捐，现在你有最有利的条件这样做……”显然，这不是潘汉年同志个人的意见。

　　这个问题太新鲜了！法国，巴黎，马赛曲，铁塔，博物馆……这一切，不是自己十几年前曾经向往过的吗？丁玲说：“在幻想里面出现过的那些瑰丽的海市蜃楼，现正摆在我面前，我只要一点头，就会有一只可以信赖的手来牵引我。可是，这时，我却只有一个心愿，我要到我最亲的人那里去，我要母亲，我要投到母亲的怀抱，那就是党中央。只有党中央，才能慰藉我这颗受过严重摧残的心，这是我三年来朝思暮想的‘什么时候我能回到妈妈的怀里’。现在这个日子临近了，别的什么地方我都不去，我就只要到陕北去，到保安去！”她就这样固执地用这一句话回答潘汉年同志。潘汉年同志很懂丁玲此刻的心境，丁玲也感觉到汉民同志似乎也有些惋惜地答应了她的要求。聂绀弩同志听从潘汉年同志的建议，返回上海继续工作。丁玲则由这家小旅馆搬到七贤庄（当时一个地方交通站，抗战后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安心地等待着去保安。



１９３７年***赠丁玲《临江仙》词



　　1936年11月1日，丁玲在党组织安排下，离开西安，由张学良所部东北军的一个连护送，奔赴保安，11月12日胜利到达。党中央旋即召开欢迎会，***、周恩来、张闻天和博古等中央领导人都到场了。会后，丁玲到***住所拜访，***亲切地问她想干什么，丁玲毫无犹豫地回答他：“想当红军！”***告诉她：还来得及，过几天可以随前方总政治部杨尚昆同志等一道去前线，那里还有同***部队的最后一仗要打呢。

　　11月15日，在***和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下，丁玲主持召开会议，筹备成立文艺协会。11月22日，文艺协会举行成立大会，大会由李伯钊同志主持，丁玲报告筹备经过。会上，***提议协会的名称应该是“中国文艺协会”，与会的全体会员一致通过。在成立大会上，***、张闻天和博古都发表了讲话。***说：“中国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的很少。今天这个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还指出：“我们要文武双全”，“现在中国有两条战线，一条是抗日战线，一条是内战。要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首先我们就要停止内战”。“怎样才能停止内战呢？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来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的去迫止内战者。所以在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运动中，在文艺协会都有很重大的任务。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的伟大的光荣任务”。成立大会通过了会章，选举出干事会，丁玲、成仿吾和李伯钊等16人当选为干事。

　　11月23日，中国文艺协会举行第一次干事会，丁玲当选为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会长）。会议决定出版不定期的《红色中华·副刊》，丁玲写了《刊尾随笔》作为发刊词。她开门见山地写道：“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要这些战斗的工具，用这些工具去摧毁敌人；但我们还不应忘记使用另一样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枝笔！”接着便说：“我们要从各方面发动，使用笔，用各种形式，那些最被人欢迎的诗词、图画、故事等等，打进全中国人民的心里，争取他们站在一条阵线上，一条争取民族解放抗日的统一战线上。”最后，她大声疾呼地号召：“革命的健儿们，拿起你的枪，也要拿起你那一枝笔！”

　　11月24日，丁玲随杨尚昆等同志奔赴前线--陕北的定边县，参加了这里的广州暴动纪念大会之后即写了《广暴纪念在定边》。此次行动称作“北上”，一路上，丁玲写了通讯、散记和速写等七八篇，编为《北上》，未及出版便大多佚失了！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没过几天，丁玲随彭德怀和任弼时领导的部队从定边南下，途经甘肃，前往位于陕西三原县的红军前方司令部。部队经过甘肃庆阳的时候，丁玲收到***的一封军用电报，内容是***赠她的《临江仙》词一首：“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峰/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至今尚未发现中国作家中有第二个人享有这种殊荣。

　　从定边到三原，丁玲称之为“南下”。途中，她写了散文《彭德怀速写》、《到前线去》和《南下军中之一页日记》以及《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等七八篇，编为《南下》，除上述数篇以外也都佚失了。

　　1937年1月10日，丁玲随部队抵达三原。2月间，在前线邂逅老朋友、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女士，并奉周恩来同志之命陪她赴党中央的新址--延安。不日，***把他那首赠丁玲的《临江仙》词用毛笔书写出来给了她。为了防止在战乱中丢失，丁玲把***手书的《临江仙》寄到抗日大后方的重庆，请胡风同志保存起来。胡风知道它的珍贵，把它装在一个牛皮纸的信封里，在信封上特地写了“毛笔”二字，置于自己的一个皮包的夹层内。1955年胡风遭劫罹难，公安人员在查抄他的家时，发现了这个信封，但未看里面装了什么，夹层中的这一宝物，才幸免一难。到了“***’当中，造反派却把这个皮包一掠而去。还好，他们也未发现夹层里的这件墨宝。胡风冤案平反前夕，有关部门给胡风退还抄家物品，“毛笔”竟完好无损地回到了胡风手里。1980年胡风回到北京以后，便把这件墨宝“完璧归赵”送还给了丁玲。当年《新观察》杂志把它发表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毛笔”。

　　丁玲到达延安不久，***又问她想干什么事情，丁玲仍旧回答说想当红军。于是，***给红军后方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写信，任命丁玲为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

　　接到这个任命的时候，丁玲又喜又愁，喜的是党和***如此器重自己，愁的是自己与红军指战员才相处了几天，几乎什么也不懂，怎能当他们的领导呢？她对***说：“当主任，我能行吗？”***说：“你能行，不会就学嘛！你总愿意学习吧？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想当红军，说明你愿意学习红军，只要肯学，一切都可以学会的。我们闹革命，搞武装斗争，开始也不会嘛！还不是学中干、干中学，慢慢学会了。”丁玲喃喃地回答：“我是愿意学的，到陕北来什么都要学，可这是要我当领导，当主任啊！”***把嗓门提高了一点儿，继续说：“当领导也不难，只要钻进去什么都好办了。我看当好主任无非是那么几条嘛：首先是放下架子，深入实际，团结战士，团结干部，搞好各方面的关系；其次要多动脑子，注意学习别的领导好的工作作风和方法，取长补短，把上级精神吃透，把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再就是严格要求自己，身先士卒，理论联系实际。”听了毛主席这些话，丁玲只好答应就职。几十年后，她回忆说：***当时还教导她要注意观察人，观察每一个人，熟悉每一个人；并感慨良深地说：毛主席的这些教导太重要了，使她受用了后半辈子！

　　丁玲在保安只住了两个礼拜便上前线去了。这次从前线回到党中央新址延安，她更像回到了家里，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她简直变成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学生，用普通的纸装订成一个小本子，到处请她所敬佩的人题字。在这个小本子上，***写下了自己的旧词作《贺新凉·别友》：“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惨然无绪。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曾不记：依楼处？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我自精禽填恨海，愿君为翠鸟巢珠树。重感慨，泪如雨。”（注：丁玲逝世后，陈明同志把***手书的这首词赠给《中国风》杂志，按原样发表在它的创刊号上。）这首词于1973年公开发表前，***亲自作了修改，把“贺新凉”改为“贺新郎”，还有不少改动，这里就不引用了。

　　在延安，***常常找丁玲聊天。据一度和丁玲住在一个地方、党的地下工作者朱正明同志回忆：

　　某天晚上，***只随身带了个“小鬼”到外交部来访丁玲，外边和街上非常的黑暗，室中只有洋蜡烛光燃漾着。***坐在她们睡的炕上同丁玲等闲谈，背靠在墙上，一只脚就跨在炕沿上，不断地吸着香烟，上天下地的乱扯，这情形就好像是一家人吃了晚饭闲谈消遣，而***就是一个家长。炕下面是可以生火的，当火生好了的时候，***竟挨近火炕门，在泥地上坐了下去，两膝就∧形的撑在地上。一个最高的革命领袖能够这样的平民化，恐怕全国只有在苏区才能找到。

　　他们谈到过去的朋友，牺牲的革命同伴以及出卖了党和同志们的叛徒，他们谈到湖南的乡情与安徽的名胜，旧文学和新文学。***旧文学的功底极好，而且也是一个出色的诗词家。他看过《红楼梦》并据丁玲告诉我说：他曾做了一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有好几万字长，***说贾宝玉是可以转变成为一个革命者的。

　　从我个人的眼光看来，***似乎就是丁玲的父亲，而丁玲也就是他的一个喜欢的大女儿……

（连载 待续）










［未经本站允许，不得转载］










（稿源:《海达风》)



本文摘自：攸州网(www.yx988.com) 原文链接：http://www.yx988.com/list.asp?id=8788

毛主席请丁玲吃饭 江青很生气（图）

中国网 | 时间： 2007-01-22 | 文章来源： 解放日报
一 毛主席让丁玲开三宫六院的名单

1980年春天，丁玲在北京协和医院做了乳腺癌的切除手术。夏天，她应江西省有关部门的邀请到庐山疗养。这时候，我为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教学学术讨论会，也上了庐山。她知道我要上庐山，便让女儿和女婿托我把家里九英寸黑白电视机捎去。送去电视机的时候，我告诉她：“我的同学当中有人读了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你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重印前言》，很有意见，说你为什么直到今天还要强调自己对毛主席的那种感情，如说这本小说也是为他老人家写的呀，在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是怀着战士冲锋时的那种感情，喊着‘为了毛主席，冲啊!’等等。人家说了，现在是80年代了，还强调这些干啥？”我还告诉她：“我的朋友当中，有人让我转告你：现在你应该写揭露毛主席的缺点和错误的文章，这将是很有价值的，也是很有利于你丁老太太自己的。”

我说完之后，丁玲沉默了一会儿，说：“你那位同学根本没有理解我在《重印前言》里那样写的意思!我写的是自己当年的真情实感。这是历史。我当时就是那样一种思想感情。我不相信所有人都能理解自己的文章和作品。我一贯相信读者，他们能读懂我所写的本意。”

我情不自禁地和她叨叨起来：“你之所以要这样写，就是要让人们理解：你对毛主席那样虔诚，那样热爱，而他还是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点了你的名，给某些人把你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她却说：“毛主席有缺点，晚年更有大错误，当然可以写，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是不会写的。有人想全盘否定毛主席，甚至想打倒他，这是不能允许的!我受的冤屈再大，也决不能在这时候去揭露毛主席的缺点和错误，不能给妄图全盘否定他和打倒他的人提供把柄。等到适当的时候，我当然是要写的。今天不妨讲两个故事给你听听。”

她说：一是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住处去。差不多每次去他那里，他都用毛笔抄写自己写的诗词，或是他喜欢的别人的诗词。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人名。反正是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一听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肯定会打我的。”

另外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处，他怀里正抱着一个男孩。我们正聊着，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毛主席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这时候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对我说：“丁玲，你说说，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仍然抱着孩子，用一只手把纸铺开，竟填起歌颂太子尿的词来了。这首词，在反右派之前，我还记得清它的主要句子。这么多年了，我老了，经过那么多的折腾，现在我是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这尽管是玩笑，但也确实说明了毛主席的头脑中确实是有帝王思想啊!
二 为女儿丁玲和周扬结下了梁子

1981年春末，茅盾同志去世，丁玲特地从鼓浪屿飞回北京送别恩师。早在庐山的时候，应我要求陈明为我去北大荒画一张联络图，丁玲便决定1981年夏天回北大荒探望，要我跟她去。我趁她回北京，便去询问什么时候动身。刚按响她家的门铃，给我开门的竟是我从未见过的一位60多岁风韵犹存的老太太。后来，我才知道她叫甘露，是丁玲在延安结识的一个好朋友。丁玲告诉我：萧三从苏联回延安，甘露才20岁出头，毅然和萧三结合。后来，萧三在苏联娶的妻子来到中国了，甘露只好和萧三分手。她还告诉我：她在北大荒期间，有时回北京看病或办事，都请甘露帮忙，才不怕别人指责她同我这个“大右派”划不清界限呢!需要她帮忙的时候，她是绝不推辞和马虎的。

我和甘露交谈了起来。她说她年轻的时候非常崇拜丁玲；在西柏坡时，她和丁玲一起陪毛主席散步：毛主席得知丁玲写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勉励她到基层去锻炼，最好能去当一个时期县委书记，等等。她还告诉我：“1979年丁玲刚回北京，身体不怎么好，还要到医院去看望周扬同志，那一次，是陈明约我陪丁玲去的。周扬的态度冷淡得令人意外，叫我这个旁观者也看不下去!”不久周扬突然回访丁玲。那是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期间的一天下午,丁玲到政协开会去了。周扬突然来了。陈明接待了他。后来，陈明告诉我：“他对我解释，为什么没让我当第四次文代会的代表，还说他的老婆苏灵扬30年代在上海也参加过左翼戏剧工作，这次也没有当上代表。名额有限，咱们两家，每家都有一个代表，这就很好了啊!他这次来，还给我带来了文代会的列席证，还有一个纪念册，好像是关于第四次文代会的，我记不确切了，大概是为了安慰我吧。”

我和陈明正在高声大嗓地发感慨，丁玲便从对门那间屋子里走过来，她说道：“他哪里是来看我呀!要是真心来，事前可以打个电话，无论如何我也会在家里迎候他。说不定他是知道我要去政协开会才来的呢!他来这里要干的事，他所讲的那些话，也说明了他是专门来向你陈明作解释的，不是来看我的。”陈明立即批评她：“别那么太敏感、太多心好不好？他来了总比不来要好嘛!”

待丁玲回到她自己房间，陈明把自己房间的房门关了起来继续对我说：“真是一个老小孩，一提起这类事就激动，怎么劝也改不了。其实，这也难怪她。给江丰平反的时候，陆定一亲自到江丰家里赔礼道歉，说江丰错划为右派，他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江丰把这件事告诉我，非常感动。”

我从陈明屋子里出来，丁玲坐在客厅里。一见她，我暗暗后悔刚才不该大发感慨弄得老太太激动不已。几十年的疙瘩到了该解开的时候了，文艺界是需要大团结啊!老太太见我站着发愣，便叫我再坐一会儿。她说：“我还在山西等着平反，我女儿蒋祖慧凭着和周扬的女儿是同学、朋友的关系，到周扬那里打听我的平反问题。不料，他竟在我女儿心上捅了一刀，说什么你妈妈的右派问题是可以平反的，但在南京那一段的历史，还是有污点的。什么污点!在我女儿面前讲这个话，就是他所奉行的人道主义……”周扬对她女儿说那话，确实是不够人道的。即使真有污点，也只能由党组织来宣布，而不应该由某个人擅自论定。

三 毛主席请丁玲吃饭 江青很生气

在延安时期和毛主席交往较多。那时她和毛主席谈什么干什么都很随便，在毛主席面前第一次失礼是他同江青结婚的时候。当时，她接到了参加婚礼的请柬。可是，正是在这前两天，保育院通知她：女儿蒋祖慧病了，眼睛红肿，都快看不见了。她心急如焚!这是她1934年秋天在南京生下的女儿。后来她回忆说：“这个女孩却使我更加悲苦。这不是我希望有的，但是我生的，我能把她丢到垃圾箱里去吗？我能把她送到育婴堂、孤儿院吗？我能留给她的父亲(丁玲的第二个丈夫冯达，和丁玲一道被***反动派幽禁，曾暴露了***员的身份，于1991年在台湾去世)，使她终生也蒙受羞辱吗？我只能把她留在我的身边，我是母亲。我应该对她负责，不只哺育她成长，而且要尽心守护她，不让她受羞辱，尽心教育她，使她成为革命者。”保育院在延安城外很远的山沟里，丁玲得知女儿得病的消息便张罗着借马。好不容易，任弼时同志帮她借来了一匹，她顾不上对毛主席失礼，便骑着马看女儿去了。她说：“从这时候开始到建国初期，毛主席似乎没有计较我的失礼，但谁知道江青知道我不出席他们的婚礼，会是个什么态度，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呢？”几十年之后，她对我谈起这件事，还流露出后悔不已的情绪。

“……最让我后悔的，还是在中宣部当文艺处长的时候，江青也在中宣部挂职。一天，中宣部开会，江青来了。上午散会时，江青突然对我说：‘丁玲，中午到我们那里吃饭去。’我说：‘这怎么可以呢？’江青一听便拉下脸来：‘哼，你以为是我要你去的吗？’我明白了，便跟她一起去中南海，和毛主席一起吃午饭。主席中午不休息，叫了一条船，在中南海上游着，同我聊天。这次，主席先问我对周扬的看法。听着，毛主席突然问我：‘周扬总还是有些优点吧？!’我真后悔自己不会做人，为什么不先说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呢？一个人，一个革命者，都是既有优点和长处也有缺点和毛病的，应该一分为二呀，而我在这个关键时刻，偏偏忘记了一分为二，忘记了谈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后悔也来不及了。不等我补充自己的意见，毛主席便对我说了：‘我看，周扬同志还是有些长处的，他有行政组织工作的能力，也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而在这两个方面，我看你丁玲是不如他呢!’毛主席说的是实际情况，我当然服气。但我为什么在他征求我对周扬的意见的时候，竟一个劲儿说周扬的缺点而不说他的长处呢？

“毛主席这次找我谈周扬后，我就很少到毛主席那里去，甚至根本不去，也没有产生过主动找毛主席谈情况谈心的念头。现在想来，这是自己吃大亏的一个客观原因。要不然，我也常去找找毛主席，那么，那些打我‘小报告’的人，不管他们用嘴巴，还是用作协党组报告的名义诬蔑我，是决不会容易得逞的。这就是教训啊!”

丁玲刚刚复出，我当时是她的《生活·创作·修养》一书的责任编辑，在是否把《三八节有感》收到这本书中去的问题上，是经过了慎重考虑的。她告诉我：“当年在延安的一次高干学习会上，文艺界只有周扬和我两个人出席，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发难，批起《三八节有感》来了。那时毛主席保了我一下，说《三八节有感》有批评也有建议，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不一样，人也不一样。后来，毛主席对我说：‘我们要不要自我批评？要的。如果一个党没有自我批评，这党的生命就停止了。但是，你要进行批评，先得肯定人家的好处，说他怎样艰苦，怎样打胜仗，怎样有功劳；说我们这个党是了不起的，是伟大的，光荣的，然后再说我们还有一些缺点，还有封建残余，一些男同志对女同志的看法还不一样。你开门见山就说女同志受压迫、受歧视，人家就受不了啦。’毛主席的这些话，说得我很信服。以后我再批评人时，就学着先估计到人家的优点、长处，然后再说缺点。”

四 平反后老朋友纷纷来告罪

1984年8月中，我因要去西北便到丁玲那里打个招呼。告辞时，丁玲说：“你等等，让你看一个东西。”说完，便到她自己的屋里拿出报纸包的东西放在餐桌上，叫我坐到那里去看。原来是党中央批准的中组部发来的文件，为丁玲彻底平反、彻底恢复名誉的!文件重申了1941年在延安审查丁玲同志是一位为革命事业作了贡献的中国***党员。读完以后，我高兴极了，很想在她面前发点感慨，不料，丁老太太却抢着说：“现在，我可以死了呵！”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琢磨着，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待我从西北回来，听说她要办刊物。我说：“你要干的事多着呢!《在严寒的日子里》没有写完，像《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这样重要的回忆录，还应该继续写下去，越多越好!还有，还有……”这时候，她不再作声了，只是一个劲儿地看着我。我毫不犹豫地劝她：“这几年，人们都说你保守、僵化，是一个‘左’派……”不等我说完，她便说：“人家早有一定之规嘛!需要丁玲当右派的时候，就把丁玲打成大右派；现在，他们是解放派，需要我丁玲‘左’派，我就成了他们所指责的保守呀，僵化呀，随他们去吧，我丁玲就是丁玲!”

1985年7月中旬，丁玲正准备去河北省蔚县疗养和写作《在严寒的日子里》，一到协和医院检查身体，大夫便命令她：必须立即住到医院里来!从此，她除了在9月间回家看电视剧《莎菲女士的日记》，并和剧组主要成员谈该剧之外，就再也没有回过家———木樨地22号楼5门18号。她在这里住了六年。当她坐着轮椅下楼回医院的时候，只说了一句：“我大概是再也回不来了啊!”

丁玲住进协和医院以后，我差不多每个礼拜都去看她。有一次，她激动地告诉我：“你知道有谁来这里看我吗？”不等我回答，她便说：“默涵和白羽都来看我了，向我赔礼道歉，检讨他们在我的案子上的错误。白羽还说，他是来向我赔罪的。我说了：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要团结起来向前看嘛!再说，责任也不是哪一个人的呀!”

丁玲逝世的第二个月，即1986年4月，刘白羽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散文《丁玲在继续前进》，其中说：“新中国诞生后，丁玲一生中更巨大的坎坷降临到她头上。如果说前半生的坎坷，来自敌人阵营，而后半生的坎坷，却来自自己阵营，这是不能不令人唏嘘惋惜的。想到这里，我心情沉重，思之疼心，因为我作为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在丁玲所遭受的苦难中，我必须承担历史的重责，因而对丁玲永怀深深内疚。”白纸黑字，公诸世间，比起在丁玲病房向丁玲赔罪，更显得真诚，显得庄重。如果丁玲九泉有知，我想她会欣慰不已的。

***与丁玲的迷离往事
忧昙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发表时间：2010-5-19 11:35



　　***与丁玲是有些交情的。***题赠作家的诗词只有一首，丁玲成了这个幸运儿。一句“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看得丁玲受宠若惊，泪水涟涟。丁玲听***演讲，***看丁玲演戏；***为丁玲评戏论文，丁玲将***比作长兄……

　　在***诗词中，题赠作家的只有一首，就是写给丁玲的《临江仙》，足见***对丁玲的器重。丁玲与***的发妻杨开慧是中学时代的同窗好友，丁玲早在长沙读书时就闻知***的大名，知道***是个奇人。但丁玲与***的真正接触，还是丁玲到达延安以后的事。

　　奔延安，丁玲受到***的热烈欢迎和接待

　　丁玲是新女性，少年时就渴望自由，倾向革命，在文中流露出了不少针砭时弊的内容和激进词语，因而1933年在上海遭到***反动派的秘密逮捕，关进了监狱，直到1936年秋天，通过中**组织的多方营救才获得自由。出狱后丁玲更加厌恶旧政府，向往新未来，于当年11月初，悄悄地绕过许多关卡，来到心仪多日的延安，见到仰慕已久的毛主席。

　　
　　抗战时期的丁玲

　　***久闻丁玲的大名，对丁玲的处女作《梦珂》和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并不陌生。丁玲的突然到来，***深表欢迎，特在窑洞中为丁玲举行欢迎宴会。出席宴会的除了***本人外，还有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中共高层领导人。素以活泼、开朗称著的丁玲一身男装，神似一个俊小伙子，毫无生疏拘束之感，倒像个久别的游子重回到亲人身边一样，激动得一双浓眉大眼噙着泪光，当天便向***介绍了自己的身世。

　　丁玲告诉***，她家住湖南临澧县的蒋家坪，其先祖蒋光业算是明末全国三个半大财主中的半个，而到她祖父时家产已败。据祖人讲，蒋家是李自成的后裔。丁玲于1904年出生，本名叫蒋冰之、蒋伟，曾用名丁冰之、彬芷、从喧，毕业于桃源师范。早在长沙就读周南女中时丁玲就闻知***的大名，知他是个奇人。又与***的发妻杨开慧是同窗好友，因两人志趣相同，说话投机，杨开慧大丁玲三岁，常以姐妹相称。***听完丁玲的自述，不免勾起了往事，稍停一会儿，才用浓重的湘潭话风趣地说：“我们是真正的老乡啊，老乡见老乡，不必泪汪汪了。你比我还小11岁，算个小妹吧！”没等丁玲答话，***又说：“你大老远来到这里，打算做点什么事呢？”丁玲干脆坚定地回答：“当红军！”***用慈祥的目光望着面前的假小子：“当红军？”丁玲点点头。***如咏诗般地说：“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还有一仗打，又能赶得上，跟杨尚昆（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他们前方总政治部上前线去吧。”接着要警卫员叫来杨尚昆，让他们互相认识。

　　同年11月22日，筹备已久的文化艺术协会（即中国文联前身）召开成立大会，在会上，田汉、丁玲、成方吾、欧阳山等16人当选为干事（即理事）。次日的干事会上，丁玲当选为中国文学协会主任（即中国作协前身）。11月23日，***正式批准了丁玲上前线的请求。24日，丁玲轻装上阵，随杨尚昆北上来到定边地区。一个月后，丁玲又随彭德怀、任弼时领导的一方面军南下，到了前线司令部政治部工作。丁玲不让须眉，一面拿枪作战，一面挥笔写作，表现出一位热血女知识青年的顽强拼搏精神，很快在火线入党，其事迹与奇文不断传到***耳中，不禁为丁玲特别高兴，遂于12月30日挥笔写出《临江仙》一词，用电报发到前线聂荣臻司令部，嘱转给丁玲同志。词曰：

　　“壁上红旗落照，西风漫卷孤城。延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可是由于工作调动，丁玲未收到这首词。多日后，丁玲从前线凯旋，***满面春风，与丁玲握手相庆，第一句话就问丁玲：“你上前线后，我为你写过一首《临江仙》词，你可否看到？”丁玲感到奇怪，只好照实回答说：“我没看到呀！”***没作声，在桌上寻找一张白纸，挥起毛笔，蘸上浓墨，又重写一遍，含笑递给丁玲：“你拿去吧！”丁玲望着龙飞凤舞、潇洒自如的毛笔字，细细品味，当读到“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之句时，受宠若惊，心潮澎湃，不由泪水夺眶而出，连说三个“谢谢主席栽培”。关于主席的诗词久闻其名，且推崇备至，只是受之有愧，对她太过奖了。
　***为丁玲评戏论文

　　丁玲性格外向，又因与***是老乡，对主席可敬可亲，经常到***住地读文论诗，***喜爱提起唐诗“三李”（即李白、李商隐、李贺）、韩愈和宋词，也谈到《三国》、《水浒》、《红楼梦》与其他古典名著，***兴致勃勃、侃侃而谈，如数家珍、妙趣横生，使丁玲倍感主席学问渊博，特别是对古典文学的精通和运用有如神来，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真是“同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从此，丁玲向***提了个要求，只要***讲课，就要通知她去听讲。

　　***还教丁玲如何去了解、观察一个人的言行，使丁玲受益匪浅。1937年1月31日，正是徐特立六十周岁生日，***提议为他的老师祝寿。丁玲和徐梦秋、周小舟三个年轻人买了一块红缎子，拟凑一首打油诗相赠。三人你一句，我一句，刚刚写成，***来了，看了他们的诗句，大声念道：“前两句写长征的，‘衣服自己缝，马儿跟着跑’，后两句写他们的寄语，“青山与绿水，徐老永不老。”念毕，对他们说：“写得很实际，了解一个人很不容易，有时要几年，几十年，有些人你一生也了解不透。”大家听得很认真，并发表了感概，七嘴八舌不知不觉扯到又一个老人林伯渠。他是丁玲的真正老乡，丁玲趁机说：“边区就像小朝廷，林老就是称职的财政大臣。”丁玲把话一说完，有些后悔了，知道自己说漏了嘴，担心主席批评，可是***反而默认了。

　　这年2月，***写信给红军后方总政治部罗荣桓，任命丁玲为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一天，***来到丁玲住处，只见一群从国统区来延安大学的青年们围着丁玲说说笑笑，大家亲如兄妹，开口笑道：“丁玲，你这里有点像文化人的俱乐部，知识分子很喜欢与你接近交朋友，好呀！”丁玲心中如灌蜜一般。

　　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了，***根据形势需要，让丁玲、吴奚如等青年组成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同时政治部任丁玲为团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对丁玲说：“这个工作重要，对你很好，到前方可以接近军队，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丁玲倍受鼓舞，周身热血沸腾，立即向战友们转达主席的指示，决心以实际行动回报毛主席的关怀。在出发前夕，他们还向延安各界搞了汇报演出，从未演过戏的丁玲在《老爷》一剧中担任了主角，而且演得很投入。当丁玲卸装下台后，***便握住丁玲的手说：“啊，丁玲也上台演戏，好啊！节目也不错，就这样干下去。”丁玲脸上蓦然一红，不好意思地说：“主席您看过我演戏了？”***颔首一笑：“人多，我来迟了一步，前门挤不进去，只好绕后台进来。”这次***还给丁玲详细地谈了下去后注意的事项，倏地话锋一转，又说到写作：“我读过你的文章，似有点名士气派。”并谈了他的看法，对丁玲寄予了厚望。

将丁玲与鲁迅、茅盾等人并列

　　1941年5月，***亲自题写报头的《解放日报》正式创刊，由丁玲负责文艺专栏。丁玲有了用武之地，大显其才，专栏文章以褒为主，有时也发过一些批评之稿，可是遇上一些小的麻烦。一天，丁玲专程登门请教主席：“主席，您在文章中批评了人家，人家服气，而我写的文章，人家为何总有反感呢？”***望着丁玲说：“批评人家要事实求是，讲点辩证法。”***稍停一下，吸了一口烟，又说：“先把人家的长处说一说，并且要说透，然后再对人家的错误或缺点进行批评，他就服气了。如果我先是批评，有时候就不但得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会引起一些误会、麻烦，这就不好。”丁玲全神贯注静听，不断地点头。***还说：“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说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丁玲说：“您的精辟见解，使我茅塞顿开。”丁玲告诉***，她的童年和少年成长全是取决于母亲，她的母亲是她终身最难忘的一本书。丁玲暗暗将***比作长兄和慈母，因此，对***的话字字铭记在脑海中。

　　最后，***问了丁玲的婚事。丁玲告诉他，早有一个对象，他叫陈明，人品不错，只是小丁玲13岁，他们相恋了5年，准备最近结婚。***听了一乐：“该办了！”1942年2月，丁玲与陈明终于结合了。***特意参加了他们的婚礼，还给他们送了一支水笔和日记本。

　　婚后的丁玲创作***更加高涨，丁玲的作品越来越贴近生活，深受读者喜爱。1942年5月21日，党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首次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会上还特地提到丁玲。丁玲有幸聆听了主席***洋溢的讲话，一时似东风拂面，如春雨润心，暗下决心要写出一部反映时代的力作。

　　1944年6月30日，《解放日报》的副刊刊发了丁玲的报告文学《田保霖》和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7月1日，***读完这两篇文章，已是凌晨4点，欣然命笔写了一封短信给他们致贺：“丁玲、欧阳山二同志，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俩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你们的文章以外，我还想多知道一些呀，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请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敬礼！”

　　丁玲收到信后兴奋异常，拿着主席的信，速找欧阳山，让他过目后，两人于当天下午来到主席住处。***特地要炊事员做了几个好菜，留他们吃晚饭。席间询问了合作社的情况，兴致未尽，送他们出门时边走边谈。临别时，还嘱咐他们，有了新作，先让他一睹为快。
不久，在文艺工作干部会上和高级干部会上，***均提到《田保霖》，他说：“作家要去写工农，丁玲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出好文章。”一个月后，丁玲将新作《三日杂记》请主席指教，***看后，笑逐颜开：“丁玲，你能够和拐子婆姨睡在一起聊天呀，不错嘛！”丁玲心中热呼呼的，浑身是劲，连续写出了《魍魉世界》、《民间艺人》、《我在霞村的时候》、《袁广发》等一批颂扬工农兵形象的好作品，又受到***的夸奖。为了报答毛主席对她的栽培之情，她拟写一个长篇，反映新解放区的土改斗争情况，从1946年春动笔写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历时两年完稿。1948年3月在西柏坡,***读了这本书的初稿，称赞不已，遂对身边的负责同志说：“丁玲很有才气，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让她当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关于这本书稿，他及时与丁玲个别交换了意见，作了肯定。丁玲止不住内心激动，坦率地告诉他说：“这本书稿如算成功的话，全是您的指导思想明确和谆谆教诲，说句心里话，我是为了不辜负您的殷切希望而写出来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那都是因为您的《讲话》啊！”后来，当***得知丁玲为写这本书，吃尽了苦头，对丁玲更加钦佩，向丁玲投以慈祥赞许的目光，再次鼓励丁玲更进一步。

　　同年6月，丁玲在西柏坡给丈夫的信中说到***对丁玲的关怀和培养，还告诉丈夫，***将她的名字列在鲁迅、茅盾、郭沫若一等，这是她做梦也未想过的事。全国解放后，丁玲仍然受到党的重用，从1950年到1955年底，历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和《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

　　1957年，丁玲被打成右派。但后来丁玲说，她被打成大右派，那是政治大气候，不能怪***主席。丁玲被下放到北大荒后，***主席对她的生活一直在关注，多次托总指挥王震询问丁玲的生活情况，带书籍和生活日用品给丁玲。1980年10月，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再版的前言中特地表达对***的感激之情。（文/柯云 来源：天天新报 摘自《名人传记》）

〖延伸阅读〗丁玲与***一次谈话的真伪

　　1993年，《炎黄春秋》第七期上发表了杨桂欣的文章：《“我丁玲就是丁玲”》，披露了丁玲与***餐后并一起泛舟中南海时的一次谈话。文中转述丁玲的回忆是这样的：

　　……让我最后悔的，还是在中宣部当文艺处长的时候，江青也在中宣部挂职。一天，中宣部开会，江青来了。上午散会时，江青突然对我说：“丁玲，中午到我们那里吃饭去。”我说：“这怎么可以呢？”江青便拉下脸来：“你以为是我让你去的吗？”我明白了，便跟她一起去中南海，和毛主席一起吃午饭。主席中午不休息，叫了一条船，在中南海上游着，同我聊天。这次，主席先问我对周扬的看法。看来，他这次找我，就是专为此事。我一个劲儿说着，全都是说周扬的缺点，当然都是以事实作依据的，只谈具体的情况和我自己的看法。听着，毛主席突然问我：“周扬总还是有些优点吧？！”我真后悔自己不会做人，为什么不先说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呢？一个人，一个革命者，都是既有优点和长处，也有缺点和毛病的，应该一分为二呀，而我在这个关键时刻，偏偏忘记了一分为二，忘记了谈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后悔也来不及了。不等我补充自己的意见，毛主席便对我说了：“我看，周扬同志还是有些长处的，他有行政组织工作的能力，也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而在这两个方面，我看你丁玲是不如他呢！”毛主席说的是实际情况，我当然服气。但我为什么在他征求我对周扬的意见的时候，竟一个劲儿说周扬的缺点而不说他的长处呢？

　　毛主席这次找我谈周扬后，我就很少到毛主席那里去，甚至根本不去，也没有产生过主动找毛主席谈情况、谈心的念头。现在想来，这是自己吃大亏的一个客观原因。要不然，我也常去找找主席，那么，那些打我“小报告”的人，不管他们用嘴巴，还是用作协党组报告的名义污蔑我，是决不会容易得逞的。这就是教训啊！

　　其后，关于这段历史事实的陈述，杨桂欣在文章中几次都写到了，但叙述文字却有了删改。

　　2000年，在将本文收入《别了，莎菲》一书时，特意注明“作者作了修改”。缺了这一段：“看来，他这次找我，就是专为此事。我一个劲儿说着，全都是说周扬的缺点，当然都是以事实作依据的，只谈具体的情况和我自己的看法。”但增加了这样一段：“康濯调回北京之初，我去看望他，谈起丁玲在毛主席面前说周扬这回事，康濯说：这是真的。丁玲同志当时在《文艺报》一些同志中间，勉励我们要记住她的这次教训，对同志要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充分肯定人家的优点。
　2002年，作者在《***与丁玲关系始末》一文中，对此事的回忆又有修改，具体的字句改动不细说，只说大的修改。修改有两处：一处是，删掉了“叫了一条船，在中南海上游着，同我聊天”一句。一处是，将“看来，他这次找我，就是专为此事。我一个劲儿说着，全都是说周扬的缺点，当然都是以事实作依据的，只谈具体的情况和我自己的看法”仍然删掉，改为“我先说周扬同志的缺点”。此外，明确地加上了毛与丁谈话的时间：“1952年春夏之交的一天”。

　　作者何以在丁玲去世后不能再进行核对的情况下作这样的修改？大致来源于丁玲的丈夫陈明对此事的态度。

　　2001年2月13日，陈明首次对这一记叙断然否定。他在接受邢小群的采访时说：“至于你提到毛主席在中南海和丁玲划船，纯系讹传，到颐和园看望丁玲确有其事。”

　　杨桂欣自丁玲1979年复出直到1986年去世，一直与丁玲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是丁玲晚年身边的人之一，他的记叙不会是空穴来风。而作为丁玲的丈夫陈明，与丁玲的关系更不消说，如果杨桂欣知道此事，陈明自然更应该了如指掌。何以会出现两个“身边人”为一条材料“打架”的事情呢？

　　抱着这样的疑团，2002年3月8日，我曾致信陈明讨教，但未得回音。为何讨教，是因为从几个当事人的回忆来看，这一记叙是真实可信的：

　　第一、前边说过，杨桂欣属于丁玲身边人之一，他在2000年修改关于此事的记叙时特意加上了康濯的说法，旨在说明他的记叙有康濯为证。杨的说法在康濯的回忆里的确能找到佐证。康濯回忆说：

　　我早听她讲过，那几年她两次单独见过主席。一次是上午在中宣部开过会，主席叫人找她去吃午饭，饭后又邀她在中南海游艇上谈话。另一次是她住在颐和园云松巢写作，一天，主席由罗瑞卿同志陪同去游园，也到云松巢坐了一阵。不过，丁玲同志没有和我说过，那两次都谈了什么话。现在（指建国初年丁玲和康濯谈话谈起周扬之时——引者）她介绍了所谈的内容之一，说道：“主席讲，周扬有两个优点。”她避开了主席讲的具体内容，再一次呵呵呵笑道：“周扬同志当然优点不少哇！他对青年作家的关心和培养，不也是一条优点？呵呵呵！”

　　第二、丁玲也曾经向黎辛简要讲述过这次见面。80年代，黎辛就1955年丁玲为什么不向中央申诉向丁玲提出疑问时，丁玲回答：建国初她向毛主席说起过周扬，毛主席表示周扬有缺点，但他会做行政工作与写评论文章，丁玲认为毛主席信任周扬，不想向他申诉。

　由此说来，陈明的否定颇有武断之嫌。不过，陈明的断然否定，倒让杨桂欣有些难堪：“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了，收回去自然不可能，就尽量作一些“修改”吧。于是乎，先是把丁玲“全都是说周扬的缺点”的一段话删掉，后来发现“听着”之前没有来由，就又改为“我先说周扬同志的缺点”——好像丁玲还准备向毛表扬周扬、只不过因为毛打断了她的话她才没有机会说似的；继而又删掉了“叫了一条船，在中南海上游着，同我聊天”一句。其次，加上一段康濯的话，再加上“1952年春夏之交的一天”的具体时间，以证明确有其事。

　　接下来的问题是，陈明何以要否定此事？

　　首先，是陈明为保持丁玲的“完人”的心态所致。在丁玲去世后，陈明自觉地担当起丁玲“完人”形象的守护者的责任来，对当事人有关丁玲的回忆、学界有关丁玲研究的文章，只要在他看来与“史实不符”——事实上大致是与丁玲的“完人”形象不符，就或写文章或利用访谈提出异议——读者若有兴趣，只要把1986年丁玲去世后陈明发表的文章列出一个目录就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属于此类。具体到杨桂欣所述此事，丁玲显然是向毛“打”周扬的“小报告”——借用丁玲的用词。在陈明看来，未免有失丁玲的形象。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陈明明白，这条材料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此后丁玲厄运的“青萍之末”。

　　第一，在杨桂欣1993年的文章里，丁玲把问号留给她的听众，但答案却不言自明：在丁玲看来，周扬不管有多少长处，显然不适合担任中共在文艺界领导人这一职务。

　　而此时，恰是***因胡乔木在第二次文代会的筹备过程中取消文联的举动而大发脾气、舍胡而取周扬之际，丁玲这样喋喋不休地讲周扬的缺点，的确是犯了一个大忌。至于这个大忌是什么，可以与胡风当年上三十万言书作一比。
2002年，原被称为“胡风分子”的绿原，在为《胡风三十万言书》出版所作的序中写道：

　　几十年之后，尘埃落定，痛定思痛，不禁茫然。当年胡风……所选择的上书言事，……直到理所当然而又顺理成章的后果一出现之后，这才使人醒悟：最高领导和文艺领导毕竟是二位一体，后者和胡风在前者眼里，毕竟有党内外的亲疏之分；胡风在“三十万言”中忽视了这个一体性，向前者控诉后者，不但被讥为所谓“清君侧”的阴谋，犯了以古例今的时代错误，而且由于“为乐观估计所蔽”，忘却“疏不间亲”、“投鼠忌器”等浅近道理，犯了尤其令人遗憾的常识性错误。

　　当年丁玲的处境虽然比胡风要好得多，但她却不明白“最高领导和文艺领导毕竟是二位一体”的道理，也更忘却了“‘疏不间亲’、‘投鼠忌器’等浅近道理”。她的思维惯性使她依然在几年前、十几年前的原有轨道上运行，她胸中充溢的是业已形成的对周扬的敌视情绪。她仍然以为与***的这次谈话，只是像过去一样仅仅表述自己的看法而已，因而根本忽略了这样的因素：此时的***已不复是那个当年与她随意交谈的人了；而此时周扬能在文艺界担纲同样是***的意见。因为“犯了尤其令人遗憾的常识性错误”，所以丁玲的话打在周扬身上，事实上，也打向了***。丁玲得到***的批评是必然的。自然，丁玲也从毛对她的批评中得到了另一种答案：周扬在文艺界的领导地位不可动摇。

　　第二，透过杨桂欣（抑或是丁玲）刻意轻松地叙述的场景来看，毛对丁玲的批评是相当严厉的。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地位，1949年以后的***，在中**内的威望达到了顶点，说话一言九鼎自不必说，即使是与他一起走向政坛的老朋友，偶有不慎，说错了话，办错了事，也常常命运不济。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不需多说。就以胡乔木筹办第二次文代会因要取消文联而让毛发脾气这件事，即可看出这一点。胡跟随毛已经十多年了，不管从那时在党内的资历还是从与毛的关系来看，都是丁玲所不能匹敌的。胡的命运尚且如此，况丁玲乎？“我看你丁玲是不如他呢！”实是毛批评人极为严厉的话了。得到这样严厉的批评后，丁玲自然明了了局势，所以此后不但不能“到毛主席那里去”，更不能有“主动找毛主席谈情况、谈心的念头”了。即使在1955年遭受批判被戴上“反党小集团”的帽子，丁玲也不敢涌起找毛的念头，“不想向他申诉”，甚至连陈企霞那样写封匿名信的勇气都没有。这不仅因为“毛主席信任周扬”，更因为她明白，对她的批判，不是周扬而应是毛，只不过她不愿意明说而已。

　　而对于把1955年批判丁陈的发轫归结到毛那里，则是陈明（包括丁玲）一直不愿意正视的，陈明否定这条材料，似乎透露了这种信息。

　　顺带指出，在此事中，丁玲提到了江青，并描述了江“拉下脸来”的形象。有材料显示，在江青和丁玲都在中宣部任职的时候，丁玲与江青走得很近。围绕着《清宫秘史》、《中朝儿女》以及《武训传》等影片，“江青和周扬意见不一致，发生争执”时，丁玲曾“主动找到江青，说要写几篇文章，批判周扬和他电影审查中的错误立场”，江青并不认为丁玲能胜任这样的任务，以“这样深刻的争论不是丁玲的笔所能单独解决的”为由，予以回绝。（文/徐庆全 来源：炎黄春秋）

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
从姚雪垠为何无缘第一次文代会谈起
吴永平
　　抗战文学的代表作家竟无缘第一次文代会

　　1949年8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解放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和在国统区坚持战斗的进步作家会师了，代表们无不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此时，新中国尚未正式宣告成立，党中央就率先召开这次全国进步文艺工作者的盛会，检阅进步文艺工作者的队伍，显示了新的政权对人民文艺的高度重视，与会的代表都把能参加这次盛会当作毕生的政治荣耀。

　　参加这次盛会的文艺界代表有近千人之多，不同艺术风格的、在党与不在党的，新文艺界与旧文艺界的文艺代表济济一堂，可以说，除了极个别的政治上有严重问题的作家之外，几乎所有稍有名气的作家都被邀请参加了会议。有人注意到，抗战时期享有盛名的作家姚雪垠却不在代表之中。当时，他在上海教书和写作，南方代表团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

　　姚雪垠一度被认为是抗战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中最为杰出的一个。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为抗战而写作，为胜利而讴歌的爱国作家，在全国解放前夕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上，竟然没有得到邀请。显然，这不是出于一般的原因。

　　几十年后，一位与姚雪垠有争执的作家在回忆录中提到，当年姚雪垠“有一件公案”，还说：这件公案“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文艺界人士，大半是知道的，总之，在这件事发生后，文艺界舆论哗然，传闻纷纷，以致上海当时文艺界的一切公开活动都不邀请他参加。”（参看《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4期李蕤文）

　　什么了不得的“公案”，竟从政治上宣告了作家姚雪垠的死刑。为什么事隔这么多年，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澄清事情的真象，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谜！

　　为了解开这个谜，我们钻进图书馆，钻进档案馆，在堆积如山的故纸堆中翻捡；我们走访专家，询问“知情者”，在茫茫人海中搜寻——我们把重点放在解放前几年，寻求所有与姚雪垠有关的线索，把所有与姚雪垠有过论争，有过嫌隙，有过猜疑的人与事都滤了一遍。结果，我们发现了：这桩“公案”与胡风对姚雪垠的“清算”有关！

　　1944年4月，身任中华文协研究部部长的胡风在第六届年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题为《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在这篇文章里，他号召“发动在明确的斗争形式上的文艺批评”，以反对各种“反现实主义的倾向”。这篇论文是他发动抗战文坛“整肃”或“清算”运动的动员令。

　　1944年7月，胡风组织了一批文艺批评文章，复旦大学学生石怀池批评碧野《风砂之恋》和姚雪垠《戎马恋》的文章在《新华日报》副刊“批评和介绍”专栏上发表。

　　1944年底，胡风在《希望》第1期上发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和舒芜的《论主观》，高扬起反对“客观主义”的大旗，把“整肃”运动提高到与“机械－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哲学的高度。同年，他组织石怀池、路翎等批评姚雪垠刚出版的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在这一轮批判浪潮中，姚雪垠被打成“娼妓作家”和“色情作家”。

　　1945年1月，胡风致信路翎“赶写”文章批判姚雪垠的《戎马恋》。同年6月，胡风再次致信路翎批判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等作品。路翎遂在《希望》上发表《市侩主义的路线》，署名未民。文章指斥姚雪垠为“客观主义”和“投机主义”的典型代表。

　　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延安“抢救”运动中有人攀咬姚雪垠为***“特务”的流言传到重庆，文艺界同人对他避而远之。

　　1945年12月，邵荃麟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略论文艺的政治倾向》，批评胡风的某些文艺理论观点，但赞同他们对姚雪垠作品“色情”和“抗战八股”的批评。

　　1946年3月，龚莺在《中原·希望·文艺杂志·文哨联合特刊》第１卷第４期上发表《骑士的堕马》，批判姚雪垠的中篇小说《戎马恋》。这个刊物是重庆左派刊物的大本营。随后，全国的进步刊物都开始“清算”姚雪垠。

　　1946年3月，辛冰发表文章《我所知道的姚雪垠》，诽谤姚雪垠人格。

　　1946年5月前后，姚雪垠路经重庆，找徐冰辩诬“特务”问题。

　　1947年5月，姚雪垠在北平《雪风》第3期上发表《论胡风的宗派主义——〈牛全德与红萝卜序〉》，这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系统批评“胡风派”的文章。

　　1947年9月，胡风组织对姚雪垠的反击，阿垅在《泥土》第4期发表《从“飞碟”说到姚雪垠的歇斯底里》，文章按照胡风指示揭露姚雪垠的“生活关系”，暗示姚雪垠与***的关系。胡风收到阿垅的文章后，又转给楼适夷主编的《时代日报·文化版》发表，并信告阿垅，“这个公案算是告一段落，由他着慌去。” （注意这里有“公案”二字，至此事情大半已经水落石出。）

　　1948年初，郭沫若在香港大中学生新年团拜会上发表了《一年来中国文艺运动及其趋向》的演说，他呼吁消灭四种“反人民的文艺”，其中“通红的文艺，托派的文艺”暗指胡风等。

　　1948年3月，文委委派邵荃麟和冯乃超主持的《大众文艺丛刊》创刊，展开了对胡风等的理论批评。胡绳发表文章，批评胡风最欣赏的作家路翎，继而批评茅盾最欣赏的作家姚雪垠。胡风不服，组织同人反击，他写了《论现实主义的路》，路翎写了《论文艺创作底几个基本问题》，愤怒地指责香港作家把他们与姚雪垠等同等看待。继而，《大众文艺丛刊》在批判胡风理论的同时，继续着对姚雪垠的批评，姚雪垠被卷入这场论争中，被双方所抛弃，成了双方的箭靶。

　　这就是姚雪垠的这桩“公案”大致的始末。不难看出，姚雪垠遭受的这场不名之冤，小部分归咎于延安“抢救运动”中别人的攀咬，大部分则归咎于胡风对他的“清算”。

　　解放以后，姚雪垠文途坎坷，固然与胡风的杯葛有着直接的关系，当然也与他不时“偏离”主流文艺思潮有关；而对胡风而言，他对姚雪垠及其他进步作家的“清算”充分暴露了他的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实践的偏颇。他对姚雪垠等的批判只是他推上山的第一块“西绪福斯之石”，而他与主流文艺思潮山崩地裂般诀别的底线就埋在这里，激化与变质则是在若干年后。50年代初，随着胡风与主流文艺思潮争斗的失败，40年代末的那场胡姚之争便沉入海底；数十年后，胡风雪冤复出，更没有人重提那场早就被人遗忘的“清算”斗争；姚雪垠那场“公案”的沉冤至今未白，不能说不是件十分令人遗憾的事情。

　　本文重新回顾上世纪40年代的那场“整肃”或“清算”运动，无意探讨姚雪垠与胡风所持理论的差异与各自人格的优劣，他们都是笔者尊敬的文坛前辈，都曾对中国现代文学有过贡献。笔者只是企图在此文中勾勒出一个文坛掌故的历史过程，仅此而已。“默杀”与“清算”

　　1946年，中华文协广州分会会刊《文艺新闻》第4期上发表了一篇署名“辛冰”的文章，《我所知道的姚雪垠》，向南国的读者透露出著名抗战小说家姚雪垠已经遭到“清算”的消息。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姚雪垠的名字，大家谅不会生疏吧，他是一个“作家”，曾经以“进步”的招牌出现，现在终被清算，在近十年中，我亲眼看见他成名，但，也看见他没落，人世浮沉，真不堪想象呵！然而，若从他一贯的生活态度和为人作风上加以认识，对于他今天的被清算，就知道绝不是偶然的。

　　抗战时期，有哪一个文学读者不知道姚雪垠呢？他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发表后都曾轰动一时。《“差半车麦秸”》得到文坛巨擘茅盾、郭沫若等的全力推荐，蜚声海内外；《牛全德与红萝卜》得到***和***评论家的齐声叫好，《新华日报》发表专论，《文艺先锋》建议军委会印刷数十万册下发各战区；《春暖花开的时候》第一卷问世当年即三次再版，销行数万册，至今海外盗版不绝。如今抗战刚刚“惨胜”，曾创作出被誉为“抗战文学里程碑”的作家却遭到了“清算”，还被打成“主观公式主义”“客观主义”“娼妓文学”和“色情文学”的代表。这个转变太突然了，沉浸在“光复”喜悦中的善良的南国读者被惊呆了，觉得受了嘲弄，他们纷纷投书编辑部，要求解释所以然。编者被迫在第6期（1946年4月）的《编辑室信箱》上敷衍：

　　被姚雪垠的写作技巧迷惑的不单是你，很多人都有与你相同的感觉，他作品里面包含的“毒药”是什么？他被清算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们正想找一个人把他的几本主要作品，作一番较有系统的批评，现在不想在小问题上答复你。

　　广州文协分会不是始作俑者，他们当然不会知道姚雪垠被“清算”的真正原因。自然，这个刊物直至终刊，也没有正面回答读者所提出的质问。

　　中华文协对姚雪垠的“清算”并不是有组织的行为，而是曾任文协总会的领导之一的胡风独立发动的。胡风自抗战后期就不遗余力地批评姚雪垠，他认定姚雪垠的创作倾向是“反现实主义”的，认定姚雪垠是泛滥于抗战后期文坛的“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代表。他发誓要铲除这种倾向以捍卫现实主义的纯洁性。这里或许有着宗派主义情绪，或许有着一石数鸟的企图，或许有着敲山震虎的用意。但，我们敢肯定，“清算”之初，胡风与姚雪垠并没有多少文坛“渺小的恩怨”，有的只是对文艺的审美特质、创作哲学等方面一点歧异的见解。姚雪垠与胡风都是以天下为已任，视文学如生命的“政治－文学”一元论者，抗战后期的反目导致了终生的睚眦，他们到死也没有原谅对方。这是时代的悲剧，历史的悲剧，文学的悲剧。

　　胡风与姚雪垠的反目不是出于他们的“私怨”，而是有着更深刻的历史原因，其发展也有一个由隐而显、由缓而峻的过程。在展开叙述之前，我们回顾一下抗战之前及抗战爆发的第一年他们各自的文学轨迹：

　　姚雪垠，生于1910年，9岁发蒙，高小毕业后断续地读过一年半初中，1929年（19岁）发表处女作《两个孤坟》，同年考入河南大学预科，1930年因参加***领导的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其后辗转开封、北平等地自学，积极追随左翼文化运动，投稿谋生。抗战爆发后，从北平返回河南，参加开封《风雨》周刊的创办和主编工作。

　　胡风，生于1902年，10岁发蒙，1922年（20岁）发表处女作《改进湖北教育的讨论》，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转入清华大学英文系，1925年接受***的影响，回乡参加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辗转流离，1929年赴日本留学，1931年获日本庆应大学英文系本科学籍，1933年因参加左翼文化运动被日本军警驱逐回国，在上海参加左联工作。抗战爆发后，主编《七月》杂志。

　　从以上简略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姚雪垠与胡风有着相当多的共同点，他们早年都受过***革命思想的熏陶，都曾投身左翼革命文学运动，抗战开始后，他们都积极投入爱国救亡工作。他们的不同处只是在于从事文学活动的地域不同，姚在北，而胡在南，各自有各自的文学、社会关系圈子。

　　他们就像是两颗方向相同而轨迹平行的流星，直到1943年以前，没有过碰撞的机会。1938年初，他们两人命运的轨迹发生了交叉，两人同时都在武汉。胡风是在武汉办刊物《七月》，姚雪垠则是因工作问题来武汉找中共南方局。为了筹措回去的路费，姚雪垠创作了几篇小说，一篇给了孙陵主编的《自由中国》，一篇给了《大公报》，一篇投给舒群主编的《战地》，《战地》退稿后远寄香港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

　　姚雪垠为什么不把那篇退稿的《“差半车麦秸”》试投给《七月》呢，莫非他们之间已有成见。说起来也真是奇怪，也是在这个时候，和姚雪垠同住在武昌“两湖书社”的一大群流亡青年作家（他们的名字都是可以上抗战文学史的，如碧野、田涛、黑丁、曾克、李辉英、张周、吴强、王淑明等），他们天天都在写文章，因为他们大都来自北方战场，感受得太多，郁积的情感不能不发泄；他们到处投稿，因为他们等着稿费买米下锅。但这些作家的稿子几乎都没有上过胡风主编的《七月》。难道他们都与胡风有过龃龉，或者大家有着不向《七月》投稿的默契？台湾作家陈纪滢在《记胡风》中作了解释：他说胡风有个人所共知的怪癖，因为他办刊的方针与其它人都不同：

　　他编刊物的作风跟茅盾完全相反。茅盾在此以前，已经编过若干期刊，包括一度为商务印书馆编《小说月报》。茅盾所采的“包容主义”，只要文章好，合乎需要，不管作者是谁，他一律接纳。所以他手下既有左派作家，也有右派作家。而胡风则不然，他的门关得很紧，不是什么人都能闯入。除了像聂绀弩、艾青等少数几个人外，多数作家必须是压根儿出自他门下。这些作家有名无名不关紧要。毋宁越是生面孔、陌生人，他越欢迎。他宁肯捧一个不见经传、初出茅芦的青年作者，他绝不愿意一个已知名的老作家出现在他的刊物之内。

　　上述作家“出道”都在抗战以前，虽然称不上“老作家”，但也在文坛上有点名气，他们也许听说过胡风的这个怪癖，于是避而远之。好在抗战初期报刊如林，好的稿件不愁发表。大家各安其所，没有冲突。

　　武汉失守前，胡风离开了武汉，西去重庆开辟新的文学天地；姚雪垠早早地来到了地处湖北西北部的第五战区，投身***人钱俊瑞等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直到1943年被五战区的***特务驱逐，他们的命运轨迹才在重庆又一次交叉，继而发生碰撞。

　　姚雪垠1943年以前的文章中点到胡风名字的，我们只发现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谈论争》（1940年），是探讨新文学运动历次论争中的“战略”和“战术”问题的。在谈及“默杀”这一战术时，他提到了胡风：

　　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像希腊神话中的海尔枯拉斯，一切论争中他都是最后的常胜将军，对于“沉默战术”他曾经使用过许多次，并且还对这战术下过注释道：“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胡风在关于文学上两个口号的论争中也曾经使用过这样战术，在两年后他才声明道“因为当时我的主将（指鲁迅）下了命令，说沉默有时是最有力的回答”。但使用这战术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问题的是非很显然，真理和正义绝对站在你自己这方面。胡风当时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他自己不觉得，所以虽然使用了这战术也并没有制服敌人。（《谈论争》，原载1940年8月15日《阵中日报》）

　　这段文字对胡风没有什么恶意，姚雪垠并没有直接参与过“两个口号”的论争。当年“两个口号”论争正酣时，姚雪垠正躲在河南杞县大同中学里，和一些失去组织关系的***人合办《群鸥》杂志，有趣的是，他们全是“国防文学”的拥护者。

　　1942年8月，姚雪垠在另一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风的文风。这篇文章叫《〈创作论初集〉后记》，是他为自己的理论集子写的序言。文中谈到研究创作理论的动机时，这样写道：

　　我读过许多理论的文章和书籍，有些是翻译的，有些是我们的理论家自己写出的，我觉得其中有不少的都是“天书”。我说它们是“天书”，是因为那些作者所用的句子艰深得很，别扭得很，我硬着头皮子读过后不是不能全懂，便是简直不懂。我觉得很奇怪：我们的理论家们都负着启蒙运动的伟大任务，都是拥护“大众化”的人，为什么还要把“天书”送给青年呢？翻译的东西固然有的是因为原文高深，不能更改，只好还让它保存着原来面目；但是我们的理论家们自己手下的文章也写得叫人读起来头疼，这就有点儿不敢赞同了。

　　这些似乎都是针对胡风的文风而发的。

　　姚雪垠是个有理论修养的作家，30年代初走上文坛，边写小说边研究文艺理论。抗战初期在河南开封办《风雨》周刊时，几乎每期都有他的一篇文艺论文。1938年在武汉时，也发表过有影响的理论文章，于是就有许多朋友劝他干脆研究文艺理论算了，也许更有前途。武汉失守后，他来到第五战区，经常在战区报纸《阵中日报》上发表整版的理论文章。皖南事变后，李宗仁下令“逐客”，他便辗转来到大别山立煌（当时安徽省政府所在地，现金寨），继续投身于救亡文艺运动，写小说之余也写理论文章，几乎每月都要写一篇。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研究他称之为“创作哲学”的创作论，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创作论初集》（后改名为《小说是怎样写成的》）就是他这个时期理论成果的结集。姚雪垠在序言里不满胡风的“不肯通俗化”，是无可厚非的，他谈论的是人所共知的胡风的文风特征，并没有夹杂着什么“私怨”。

　　胡风在此前的作品中也从来没有提到过姚雪垠的名字，甚至连他的作品也没有提到过。但，这并不是说，胡风没有注意到姚雪垠的作品，没有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对于颇负盛名的《“差半车麦秸”》。作为抗战文协的理论部负责人，一个职业的文艺理论家，胡风有责任关注抗战文坛上的新动向，评价与推荐佳作。他确实这样在做，但他绕开了姚雪垠的作品，不置一词，也许是由于茅盾的评论在前的缘故，也许是由于作品并不是发表在他主编的刊物上的缘故，也许是觉得还不到发表意见的时候。

　　茅盾在《八月的感想》（1938年）中给予《“差半车麦秸”》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塑造了“阿脱拉斯型的人民的雄姿”，是抗战文学的“新的典型”。其后，抗战文坛上好评如潮，这篇小说也很快被译介到国外，被视为中国抗战文坛的可喜收获。胡风当时是否不同意茅盾等的观点，没有资料证明。直到1940年1月，胡风在《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里才闪烁其词地对姚雪垠的作品和茅盾等的评价提出质疑，文章从批判郑伯奇认为抗战文学典型化不够的意见说开，演绎出颇受非议的“作家对待生活的态度，也就是创作底源泉问题”的著名论题，进而推出“从特定作品或特定作家底创作过程所达到的生活内容和形象的统一里面去探求他和生活的接触方法，他把握生活真理的真实程度”的批评方式，这种方式的基本特征是：从正面要求说，推崇作家创作过程中“主观战斗精神的燃烧”；从反面批评说，指责作家对待生活“冷静”，“卖笑”，“奴从”等等。

　　胡风这篇文章引用郑伯奇的某些观点只是立论的一个由头。郑伯奇在文章中责备抗战文坛没有塑造出“杀身成仁的官吏、守节不屈的乡绅、忠勇杀敌的士兵、游击抗敌的民众”的典型，胡风嘲笑说：怎么没写，“他们还写了由厌战到反战的士兵，由觉醒到成长的农民，由愚昧到勇敢的妇女”哩！胡风进而指出：

　　批评不应止于提出哪些人物没有被写成不灭的典型，重要的是，要分析地说明杀身成仁的官吏、守节不屈的乡绅、忠勇杀敌的士兵、游击抗敌的群众在创作上已经得到了怎样的表现，那些表现为什么还不能成为不灭的典型。

　　很明显，这里是对前此两年茅盾等肯定姚雪垠、张天翼、碧野、骆宾基等抗战初期作品已经塑造出“新的典型”的结论的否定，对茅盾断言文坛上“新时代的各种典型已经在我们作家的笔下出现了”的反驳。（引文参看茅盾〈八月的感想〉1938年）

　　这篇文章是胡风决意为“整肃文坛”埋下的伏笔，他写道：“在现在的中国文坛，虽然一般地说，理论终于不过是纸上的理论，但如果我们想一想在创作态度上的某些倾向，批评家们对于某些作品的大胆推荐，那隐藏在这种理论后面的问题就不难推测了。”四年后，胡风开始“整肃”文坛，借批判姚雪垠等的“市侩主义”“客观主义”的创作态度，来打击那些“大胆”的评论家，目的在于抨击“隐藏在这种理论后面的”问题——“反现实主义倾向”。

　　姚雪垠当年并不知道他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已经牵涉到文坛上的历史恩怨，也不知道胡风等早就不满意他的这部小说，更不知道一场风暴将要来临。他甚至还迷迷糊糊地沉醉在《“差半车麦秸”》不期而至的成功的喜悦之中，企图沿着这个方向以创造更大的业绩，直到听到了路翎所称的“热情的反对者的声音”，姚雪垠才恍然大悟胡风当年的态度正是他早已熟知的论争战术之一——“默杀”。胡风批“天才”

　　姚雪垠自从《“差半车麦秸”》大获成功后，基本上没有再创作短篇小说。其中的原因，据他自己说，一是惟恐不能创作出超过《“差半车麦秸”》的作品，有负读者的期望；二是已经转向中长篇小说的写作，希望在艺术上有新的开拓。

　　1938年底至1942年年底，他一直在鄂豫皖战区体验生活，潜心于中长篇小说的创作。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1940年）、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1941年）、《戎马恋》（1942年）和《孩子的故事》（1942年），都创作于这个时期，都取材于这个时期的生活。这些小说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层面是大后方读者们和批评家们所不熟悉的，他们对此往往感到陌生和新鲜。姚雪垠非常珍视他独具的生活体验，尽管有着各种缺陷（传统的观点认为：***统治区群众救亡团体的活动，战区救亡青年的学习、斗争和恋爱生活，***中下级官兵的抗战活动，在抗战中期，尤其在皖南事变之后，已经具有了与抗战初期不尽相同的性质，更与革命根据地的生活和斗争不能并论），姚雪垠还是感到满足和自豪。抗战初期，他甚至不愿将未写成小说的生活素材以战地故事的形式向后方投稿，担心作品中的素材会被“像饿魔一样的住在后方的都市里”的作家们剽窃，“变一变装璜再拿到市场上。”他还时常向大后方的作家发出“诱惑”，煽动他们也来战地体验生活，“你愿意来战地么？假如你愿意，我就驰马去接你，三五千里风霜雨雪算得了什么呢？”（《战地春讯》）

　　胡风没有去过战区，抗战初期他曾高度评价战区的进步文化工作，并把战区文艺活动、地方文艺活动与游击根据地文化活动并论，对于响应“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作家们，尽管在文章中仍习惯地苛责他们“也许在内容上大多数还不免流于概念流于狂叫罢，也许在形式上大多数还不免流于追随主义罢”，但也比较宽容地赞扬他们是在“努力地用自己的方法向民众突进”。（《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1939年）到了抗战中期，他对“上前线去”的作家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一次回答读者“作家为什么在这样宝贵的时机不上前线”的提问时，他这样回答道：

　　作家上前线是应该的，但也要看他是抱着怎样的心情上前线去，在前线做一些什么。如果以为上前线去更会被人看重，去做个把秘书科长，或者做一些时官长底贵宾，和战争隔离着，和兵士隔离着，为了听到一些材料写成作品，我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战争初期，有些作家忽然到了前线，又忽然跑回后方，不几天又跑上前线，……在前线是一个特殊的身份，回到后方来当然也变成了一个特殊的身份，对于这种情形，我曾说过极挖苦的话：他们是把上前线去当作从前的进咖啡馆了。这样的作家当然不能写出好的战争作品来。（《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1942年12月）

　　胡风的这种轻蔑的态度使那些上过前线的作家寒心，在当时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抗战胜利后，艾芜在一次座谈会上仍耿耿于怀地指出：“作家到前线或其它地方去搜集材料，批评家就立即嘲笑说：某某到前线去搜集写作材料去。似乎很可笑的样子。我以为这是不对的。”（《关于“抗战八年文艺检讨”》1946年）

　　姚雪垠并不是“忽然到了前线”的作家，他在抗日前线这座“咖啡馆”里滚了四年之久，似不应成为胡风讽刺的对象。1943年初，就在胡风的文章发表一个月后，姚雪垠以“杰出的战区作家”的身份，从战地来到重庆，受到重庆中共领导人和进步文艺界的礼遇，也受到***文化人的欢迎，他的文章同时在***的报纸《新华日报》和***的刊物《文艺先锋》上发表，成为当年的一大奇观。

　　姚雪垠来到大后方时，正值中华文协理事会改选，这一年他被选为理事并兼任理论研究部的副部长，胡风是部长。按一般的理解来说，既为同事，必然会发生工作关系，然而却没有，至少我们在他们两人的回忆文章中找不到关于此段经历的片言只语，这确是非常令人纳闷的事情。联想到胡风此期对前线作家的轻蔑态度，姚雪垠受到胡风等的冷遇，也不足为奇。

　　从1943年初到45年初，姚雪垠在重庆呆了两年。这两年里，姚雪垠修订改写了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将中篇小说《孩子的故事》扩展为长篇小说《新苗》，把已在《读书月报》上连载过的《春暖花开的时候》改写为第一卷的三个分册，新著中篇小说《三年间》和《重逢》，撰写了若干散文和文艺理论文章，这时期他创作特别勤奋，特别努力。

　　1943年姚雪垠过得比较遂意。他的作品，无论是小说、散文或理论文章都受到各报纸刊物的欢迎，中共重庆机关报《新华日报》一连发表了他的几篇文章，还发了书评，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的一篇杂文《需要批评》，据说，周恩来提议作为大后方整风的学习材料之一。

　　《需要批评》，原载1943年2月12日《新华日报》副刊。下面的一段文字曾得到高度的评价：

　　几年来，我有一个意见，这意见也许会被有些写作朋友认为是幼稚浅薄。我认为，一部作品，当没有发表的时候，它属于作者所有，和社会不发生关系；但发表之后，它便不属于作者，而属于社会，起码是和社会发生密切关系。因此，作品初版之后，作者应虚心地听一听社会上舆论如何，正确的批评如何，不要过于自私，也不要过于自恃。倘若批评家指出来真正毛病，作家应该毫无吝惜地将原作加以修改，好让这作品对社会发生更好的影响。要知道孩子长大是社会的，做母亲的应该贤明，不要溺爱，不要固执。

　　同日的《新华日报》，友谷在《建立批评风气》中称赞道，“他站在一个文艺作者的立场上，所说的话是极其令人感动的。他指出一个作者不要过于自私，也不要过于自恃，要能虚心，同时又要自信，这的确是接受批评的基本态度。”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姚雪垠文章中的另外一段，他对某些批评家的“默杀”态度极其不满，显然是有所指的：

　　目前文坛上只见创作，不见批评，不管作品好也好，歹也好，大家默然。从表面上看，文坛上风平浪静，一团和气。但是这种现象的骨子里却很坏，它会使这文坛荒芜起来。好的作品没人提到，没人注意，往往使有前程的作者在悠长而艰辛的旅途上感到寂寞，甚至也许会感到疲倦。

　　《新华日报》党的文艺工作者弥补了姚雪垠的这个遗憾，安慰了姚雪垠的“寂寞”。这一年里报社组织了三篇评论姚雪垠创作的文章，两篇出自友谷之手，《建立批评风气》和《评〈牛全德与红萝卜〉》（２月８日），一篇出自郑林曦，题为《姚雪垠的语言文学观》（８月２３日）。友谷是《新副》的文学评论家，他在文章中婉转地批评姚雪垠的《牛全德与红萝卜》带有“由知识分子生活中所带来的思想与感觉方式”，“偏爱”牛全德，没有写出牛全德的“艰苦的脱胎换骨的过程”，也没有写出“红萝卜”的“懦弱守旧孤独的性格在游击队的生活中起了什么发展变化”，但对作者的写作态度是基本肯定的，他热情地鼓励道：

　　“能够了解这些人，是不能不有一种对于同伴的战友的博大深厚的爱不可的。这本一百页的中篇小说的作者，我们可以看出来，正是象对于兄弟同胞那样地来写他的人物－－‘老牛’和‘红罗卜’的。他原谅了他们各自具有的缺点；他同情他们在参加革命队伍过程中所有的苦痛与烦恼，他称扬着他们各自在革命队伍中坚持下来的努力。”

　　“假如完全以知识分子的‘洁癖’来看周围的人物，是不能看出象‘老牛’和‘红罗卜’这样的人身上，也有极可爱的性格，也有着值得同情的想法和看法。”

　　郑林曦是语言学家，他在文章中称赞姚雪垠为“最肯花费匠心来使用中国大众语文的作家”，且“在文学语言创造上，有了灿烂的新成就”：

　　人们读了《“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罗卜》，好象听到了从来没听见过的农民士兵大众的新声音，觉得这才保存了《水浒》《***》《红楼梦》《老残游记》的用口语的优良传统。

　　我们引证这些文章，只是想说明，至少在这一年（1943年），中共文艺核心对姚雪垠是充分信任和肯定的。再对照参看文中将叙及的姚雪垠命运的转折，也许更有启示。

　　姚雪垠在担任文协理论研究部的副部长期间，做了些什么具体工作，我们在他和胡风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找到记载，他们工作中是否有过冲突，我们不敢臆测。我们目前所能找到的唯一与他的这个职位有关的论文，题目叫《论目前小说的创作》，这是他于1944年年初在“陪都文艺界辞年恳谈会”上的工作报告。会议是由胡风主持的，会议程序中有一项为“对于一年来文艺工作的观感”，由文协的几位负责人分别总结一年来的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姚雪垠负责总结一年来的小说。他在总结中对小说界的现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随便将八一三前后的情形作个比较，再将六七年来的发展情形加以回顾，便知道目前小说创作正向着深入提高和普及的大道迈进。”

　　“抗战小说曾经被批评为肤浅的‘前线主义’或‘抗战八股’，倘若那毛病是由于不深入，公式主义，或某种程度的粗制滥造的产生，那么，今天的小说界已经肃清了或正肃清着这种毛病。”

　　报告中，他把抗战小说的进步归纳为几个方面：第一是“语言的进步”。他认为，抗战为作家接触民众生活创造了条件，“使他们从生活中获得了有血有肉的大众语汇。没有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大众语言，就不可能描写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民众典型，不可能完成现实主义的创作任务，更谈不到深入，普及和提高。倘若说美国近代小说的优良倾向是大众语言的尽量使用；把采用丰富多采的大众口语作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重要特色，那么，在中国抗战以来的小说创作，语言的进步也应该我们特别重视。”第二，是“人物刻划被作者和读者普遍重视”。第三，是描写手法由粗犷变为细腻。指出“小说家逐渐向细密发展，和着重人物描写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姚雪垠在总结末尾回答了“伟大作品何时出现”这个老问题，他自信地说：“今日要期望早一点有天才出现，就必须给天才以成长条件；要期望早一天有伟大作品，就必须给伟大作品的出现以便利。我相信中国新小说有光辉前途，并坚信会产生天才作品和伟大作品，但认为社会条件如果适季，天才和伟大作品的出现，将必更容易。”

　　胡风是会议的主持人，在会场上他对姚雪垠的总结不置一词，但心中不会感到痛快。早在1942年底，他就认为抗战文坛到了“逆流”期，现实主义主潮被“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等非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所“包围”，而姚雪垠的评价却恰恰相反；姚雪垠在报告结尾所呼吁的“给天才以成长条件”，更引起他心中的反感。后来，他写了一篇题为《天才》（1944年9月29日）的杂文，对姚雪垠加以嘲讽：

　　在艺术家底笔下，心里，常常认自己是天才，也常常认他所喜爱的艺术家同道是天才。天才，也许理论上实有，而且事实上也不必厚非的。

　　然而，什么是天才呢？它应该是最先见地最尖锐地说出了人生底真理，而且是最勇敢地最坚决地保卫了人生底真理。这人生底真理，如果用普通一点的话说，就是战斗底要求。那么，它就决不是神秘渺茫的，而是社会意义的东西了。它应该有受到权衡的标淮，它也应该有为了战斗的心地。

　　所以，肯定别人是天才，可以的，但不能只是空空洞洞地说些什么他底天才是透明的呀一类的昏话。

　　自信是天才，也可以的，但不能老是“怀才不遇”地喊着我是天才呀，你们不优待我呀……。因为，对于敌人，这不算是什么战法，对于友人呢，恐怕只能算是市侩主义了：我是天才呀，与众不同呀，你们为什么不出高一点的价钱呢？

　　胡风所指的那自命为“天才”的作家是谁，抗战文坛中人都很清楚。陈纪滢在《记姚雪垠》中，曾涉笔姚雪垠“天才”绰号的来历。他提到当年在战区时，姚雪垠争强好胜、锋芒毕露，其它作家便给他起了这个绰号，半是讥讽，半是钦佩。后来，姚雪垠来到大后方，脾性依旧，于是这个绰号便在重庆传开了，“重庆文艺界一提起‘天才’来，无人不知就是雪垠！”姚雪垠得到这个绰号，部分由于他的创作才能，部分确是由于他的狂妄。陈纪滢曾在回忆录中描写到姚雪垠的性格特点，写得饶有风趣：

　　“雪垠有才则唯恐人不知，如后来回到重庆（约三十年底），每逢大小会议，他必发言，发言往往不中肯綮，只卖弄他的能言善道。有一阵子，他往往以《易经》上的几句话开讲‘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然后再讲到写作的技巧等等。他这样讲法，我不只一次听他这样‘白话’，至少有五六次之多。听众固然有不少读过易经的，但多数人则莫知所云。讲‘写作技巧’又与《易经》何干？但雪垠往往就这样云山雾沼，几乎要从开天辟地、钻木取火、茹毛饮血讲起，你说他不是发疯吗？然而，一次这么讲，可以说是偶一为之，两次就不该了，但至少有五六次之多，都是这么开头的。你说这不是神经病吗？”

　　至于胡风在文中所挖苦的“我是天才呀，与众不同呀，你们为什么不出高一点的价钱呢”，却另有一段传说。这事发生在1943年下半年，当时作家生活特别困苦，纷纷要求提高稿费，中华文协开会商议此事时，姚雪垠提议，提高稿费不能一概而论，不同作家应有不同的稿费标准。出版界本来就有按不同标准支付稿酬的惯例，但这次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问题在于，文协决定要求提高稿费，是一次集体斗争，而“走红”的姚雪垠唱反调是否有个人目的。最后，会议还是决定提出“千字斗米”的斗争口号，而姚雪垠的“怪论”也传出去了，越传越离奇。台湾作家孙陵记录了这样一则传闻：

　　把雪垠捧上天的是新华日报，最初把“娼妓作家”这个雅号送给姚雪垠的，也是新华日报。这个雅号的来源很简单，重庆文协为了稿费问题曾经开会讨论，文协底口号是“千字斗米”，而雪垠则主张应有分别，并且为了加强他的主张，他提出“妓女”为例。在开会时提出这种比较，诚然荒谬，而且不伦不类，他这样说道：“譬如逛窑子吧，红姑娘底价格，就要比年老色衰的窑姐儿高几倍！”（《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

　　这个说法不太可信，《新华日报》副刊与姚雪垠交恶是1945年以后的事情，而在此期，姚雪垠的文章仍不时见于“新华副刊”。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如果这则传闻确是事实，胡风等“整肃”的时候决不会不提。抗战后期，很多文章恶意攻击姚雪垠，简直到了“世人皆欲杀”的程度，也没有提到这件传闻。看来，姚雪垠当年提出应有区别地提高稿费确有其事，而“逛窑子”的传闻则不可信。

　　不过，1943年年底，确实发生了一件与姚雪垠和新华日报有关的大事，这事当年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传达，只有很少的人知道。当年11月22日，《中宣部关于〈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的工作问题致董必武电》发来重庆，电文共四点，其第二点指出：“现在《新华》《群众》未认真宣传***同志思想，而发表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如××论民族形式，×××论生命力，×××论深刻等，是应该纠正的。”同年12月16日，董必武《关于检查〈新华日报〉〈群众〉〈中原〉刊物错误的问题致周恩来和中宣部电》，又点出于潮、项黎等六篇“最近有问题之文”。

　　这些被中宣部和董必武点名的文章作者都是国统区党员作家和进步人士，包括所谓“重庆才子集团”的乔冠华、陈家康和胡绳等。《论深刻》是姚雪垠的一篇文艺理论文章，载当年8月2日《新华日报》副刊（电文是否确指姚雪垠的这篇文章尚待考证）。中共中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特别关注国统区党的出版物上“未宣传***同志思想”的文章呢？过去并没有这样的提法。联系到当时延安正在整风的背景，就比较容易理解了。1942年延安开始整风，以纠正“三风”为号召，实质是宣传和确立***思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1943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明确规定：

　　***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指示，克服过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偏向，以便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

　　***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虽然还没有正式传达到国统区，国统区中共的出版物也必须与党的文艺政策保持一致，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想探讨的问题只是，姚雪垠的《论深刻》在哪些提法上不符合***的文艺思想，尽管当时姚雪垠在写作这篇文章时并没有看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仍是依照他一贯的思想逻辑自由抒发，但从中更可看出姚雪垠与后来成为主流文化的理论观点的具体差异。

　　姚雪垠这篇文章是为针砭“前线主义”“公式主义”等弊端而作，他在文章中论及“世界观”、“倾向性”和“人道主义”及“深入生活”等几个敏感的文艺理论问题。他写道：

　　“作家的世界观，作家的倾向，自然是不能够轻视的。但作品的倾向是次要的，主要的不是倾向的好坏问题，而是作品所表现的现实是否忠实，是否深刻。单只有正确的世界观，好的倾向，没有深入现实的生活，你可以写口号文学，宣传文学，公式主义的作品，然而你写不出来真正的艺术作品。反过来看，只要你曾经在现实中深刻的生活过，透彻的认识过，你写出来的作品自然会内容深刻，丰富，具备着好的倾向。正确的世界观只是理解现实和生活的钥匙，而不能代替现实和生活。

　　倘若世界观不能溶解在生活里面，世界观将仅仅是一套空洞的理论，抽象的教条。形象是具体的，决不能从抽象的理论产生；只有活生生的具体的现实经验，才能产生出文学形象，所以，我们首先重视生活，其次才重视倾向；我们使世界观服从生活，而不单抱着一个世界观就觉得了不起，高兴得忘记了自己的名字。”

　　“正确的理论固然可以指导现实的发展，但理论却是从现实的发展中从人的实践中，逐渐发展完全起来的。凡是真理都是客观的，都是存在于客观社会现实里边的。只有忠实于现实的人，才能够从现实中发现真理。换句话说，不管许多人的立场不同观点各异，只要都肯忠实的向现实的深处发掘，最后所得的认识一定会大体一致。这大体一致的共同认识就是客观真理，只有程度的深浅，偏差的大小，而没有本质的不同。大家愈肯用忠实态度，愈能向深处发掘，而所得的共同认识愈统一，愈客观，愈接近客观真理。反过来看，仅只书本上获得一套理论而不能深入到现实里边去生活，去观察，去研究，则理论也会在你的手里发霉，起毛，腐化，生蛆。所以想成为一个作家，或想长久保持你的创作生命，你应该七分依靠生活，三分依靠世界观，你应该为生活和深入现实来学习理论，不必为作品的倾向、主题而学习理论；你应该把广大的现实世界看做是创作知识的中心源泉，可别把空洞的理论，世界观，当做了你的靠山。”

　　“一切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都具有悲天悯人的胸怀，都富于人类的正义感和同情心，这没有别的原因，唯一的原因是他们能忠实于现实，深入于现实。忠实于现实，故忠实于真理；深入于现实，故不能不有真恨、真爱、真的感情，不能不有所拥护，有所抗议，拥护那合乎真理的，而抗议那违反真理的。这真恨真爱，真感情，以及这拥护，这抗议，就是人类的正义感，人道主义的基本精神。有了这，你的作品就充实；没有这，你的作品就空虚。有了这，你的作品就深刻；没有这，你的作品就肤浅。有了这，你的作品就崇高；没有这，你的作品就庸俗。有了这，你的作品就富于人间性；没有这，你的作品就是鬼画符。”

　　姚雪垠在文章中强调的是“深入生活”和“人道主义”，没有强调“阶级性”，更没有强调“党性”，连“世界观”的作用他也只强调“三分”。他的这些观点，在当时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中很有代表性，包括胡风在内。但，显而易见，这些论述是不符合***文艺思想的，是“错误百出的东西”。中共整风，胡风“整肃”

　　1944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多事的一年。

　　这一年年初，对中国现代文学运动有着巨大影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介绍到国统区。5月，何其芳、刘白羽受中共派遣来到重庆，宣传延安整风和《延座讲话》精神。8月，重庆《新华日报》转载《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整顿三风运动的实质，正如***所说，是整顿革命队伍中知识分子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决定》写道：

　　“小资产阶级出身并在地主资产阶级教养下长成的文艺工作者，在其走向与人民群众结合的过程中，发生各种程度的脱离群众并妨害群众斗争的偏向是有历史必然性的，这些偏向，不经过深刻的检讨反省与长期的实际斗争，不可能彻底克服，也是有历史必然性的。”

　　重庆进步文艺界的整风在小范围内进行，组织形式模仿延安的成例（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下级机关称中心学习组，中级学习组，普通学习组。见于1942年6月12日《解放日报》《延安学习组织的概略》）。中华文协秘密地组织了若干个“读书小组”，每组有若干个作家，由党的文艺领导召集，不定期地集中学习和讨论，学习方式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气氛是和风细雨的。

　　姚雪垠参加了文协组织的一个学习小组，与他同在一个小组的臧克家回忆说：“为了研究文艺作品，讨论创作问题，文协组织了读书小组。我们这一组五个人：茅盾，叶以群，姚雪垠，刘盛亚（SY）同志和我。记得只开过两次会，一次在生活书店的宿舍，一次在张友渔同志家中，研究、讨论了什么作品、什么问题，已经记不得了。”（臧克家《少见太阳多见雾》，《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１年第1期）

　　读书小组的讨论会究竟开过几次，当事人各有说法。姚雪垠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一次，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1944年的春天，《牛全德与红罗卜》遇到了一次最深刻、最公正、最严肃，最使我感激难忘的批评。这次批评是采取讨论会的形式，并没有文章发表，至今我珍贵的保存着当时在几张纸片上记下的批评要点。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茅盾先生，冯乃超先生，以群兄，克家兄，SY兄，克家兄和SY兄因为没有来得及细读，为慎重起见很少发言。以群兄，乃超先生，茅盾先生，都发表了许多极其令我心服的宝贵意见。他们说出了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也详细地指出了它的缺点。特别使我感激的是茅盾先生。他的眼力是那么不好，这部小说初版本印刷得是那么一塌糊涂，为了要批评这部书他竟耐心的细读两遍，请想一想这态度是多么认真，对一个后进是多么诚恳！自从这一次批评之后，我就决心依照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及其他》1947年5月15日）。

　　姚雪垠为了表示“是多么的甘心去服从公正的批评”，决定等《牛全德与红萝卜》第一版卖完后便“绝版”修改，一个全指望版税过活的作家，这样做需要下很大的决心。

　　我们注意到，这个“读书小组”的5名成员（召集人冯乃超除外）文艺观点都比较接近，后来他们全是胡风“整肃”的对象。

　　胡风是否参加过类似的“读书小组”呢？我们在他的回忆录中找到了相关的叙述。他在《再返重庆（之二）》中写道，“似乎也正是在这时候，乃超在乡下召开了一次小型的座谈会，是为了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那时，这著作已传到了重庆，我们很多人都看到了。乃超约了十来个人，除他和我外，记得有蔡仪，其它人就不清楚了。”显然，这是由党的文艺领导人冯乃超召集的另一个学习小组。在学习和讨论中，胡风的态度颇不合作，他“用‘环境和任务的区别’这一条说明了在国统区写工农兵为工农兵的困难性”，“结果，乡下的会不再开了，后来城里的文工会或曾家岩也许为此开过会，也没邀请我参加。”在整风学习的第一阶段，胡风就关上了大门，下一阶段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阶段，胡风当然就无缘参加了。胡风在整风期间没有作过任何自我批评，难怪茅盾曾愤愤不平地写道：“他所反复谈论的作家要‘自我斗争’，却不见体现在他自己的身上。”胡风真是傲慢得可以。

　　非但如此，在中共组织国统区进步作家整风期间，胡风出于他的责任感，独力发动和组织了文坛的“整肃”运动，向他所认为的进步文艺战线内部的“反现实主义逆流”宣战，这个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若干年以后甚至成为导致他也遭受“整肃”的重要原因之一。“整肃”这个名词见于胡风所著论文集《逆流的日子》的序言，写作时间在1947年，但集中所收文章均作于1944年至1946年，序言论及现实主义文学曾受到反现实主义的“重围”，因此“这就急迫地要求着战斗，急迫地要求着首先‘整肃’自己的队伍”云云。据此，我们认为，胡风发起的“整肃”运动应该从1944年算起。

　　1944年4月，身任中华文协研究部部长的胡风在第六届年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题为《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下简称《努力方向》），在这篇影响很大的文协总会的文件里，他总结了6年来抗战文艺的历史和现状，并对文协未来的工作提出设想。后来，这篇论文被认为是他号召抗战文坛内部开展“整肃”运动的动员令。

　　胡风在《努力方向》中，第一次以“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结合程度作为评价各阶段抗战文学运动的标准（注：过去他习惯把主观和客观分述，如1942年12月《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以“主观战斗精神”、“人格力量”和“战斗要求”作为立论的根据。他认为，抗战初期（七七事变至武汉撤退）的创作特征“主要地表现在主观精神底高扬和客观精神底泛滥分离地同时发展这一点上”，由于作家过于兴奋，“在主观精神底这样的高扬里面，现实生活底具体内容就不容易走进，甚至连影子都无从找到。”由于环境过于“蠢动”，“在客观精神底这样的泛滥里面，很难看到作家自己，很难看到文艺自己的精神力量”。抗战中期的文学（武汉撤退之后），出现了“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的彼此融合，彼此渗透”的历史要求，但由于“思想限制和物质生活底困苦这双重的压迫”，造成某些作家“主观战斗精神底衰落”，这便导致了“对于客观现实的把捉力、拥抱力、突击力底衰落”。他认定，各种“反现实主义的倾向”从“两三年前开始了强烈的生长，现在正达到了繁盛的时期”，他肯定地说，“现在正处在这个混乱期里面。”（注：所谓“混乱期”，胡风早在1942年12月为新华日报副刊作《希望一个理论批评工作底成年》时已经提出。）

　　同文中，胡风把“反现实主义的倾向”按照作家的“创作态度”（有时也称生活态度）归纳为三类：其一，“对于生活的追随的态度”；其二，“对于生活的作假的态度”；其三，“对于生活的卖笑的态度”。上述现象，他后来更概括为“泛滥着的，没有思想力底光芒”的“客观主义”或“机械－教条主义”。他认为，这三种态度，“一般也承认它是为着民族要求和人民要求服务的创作里面的倾向”，这些倾向与另外的倾向——“复活封建意识的复古倾向，提倡对于权力的盲目信仰的法西斯倾向”——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如何克服这些倾向呢？胡风认为，“要胜利就得发动斗争，发动在明确的斗争形式上的文艺批评”。他说，“只有通过批评，才有可能追索到生活世界和艺术世界的深的联系，只有通过批评，才有可能揭开而且解剖一切病态倾向底真相，保卫而且培养一切健康力量底生机。”他寄希望于年青的作家们，“新的作家，因为对于生活斗争的执着，也因为没有受到文坛风气底腐蚀，能够带来思想力的真朴和感应力的新鲜，给文艺传统输入新的血素。”

　　他开始组织力量抗击“逆流”。他写信约稿，通过路翎联系北碚的青年学子，其中包括石怀池及后来被称为“胡风派”的其它学生；他在信中指示要清算的作家及作品，有时还指示清算的方法和要点。在他与路翎等人的来往信件中，被点名清算的作家有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沙汀、姚雪垠、臧克家、碧野、严文井等，后来这名单上又增加了朱光潜、马凡陀、陈白尘、许杰……等。

　　年青学生血气方刚，对国统区的黑暗现实充满愤怒，渴求着战斗的机会，现在有文协负责人的鼓励，以笔为枪，热情便十分高涨。稿件一批批地送到，无不畅所欲言，无所顾忌。胡风选择着向外推荐，寻找着击破“颓风”的突破口，碧野和姚雪垠是最早受到“清算”的作家，其后便是严文井和沙汀等。

　　1944年7月24日，石怀池批评碧野的《风砂之恋》和姚雪垠的《戎马恋》的文章在《新华日报》副刊“批评和介绍”专栏上发表。石文的显著特点便是大量引用胡风《文艺工作者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中的原话，以“客观环境的压迫”和“主观战斗精神的衰落”立论，把碧野和姚雪垠的作品圈定为胡风所指的第三类，即“对生活的卖笑的态度”，批评他们“有意把各种新旧小市民底时好凑进'抗战的'或革命的主题里面”，指责他们的作品描写了“带有抒情意味的知识分子的绯色恋爱故事”。

　　石怀池的文章尽管脱胎于胡风的理论，但还不失为一篇有分析、有说理的文艺批评，他并没有因一部作品的缺陷而否定作家的全人或全部作品，文章中还坦然地承认“他们两位都曾经在文艺创作上有过辉煌的贡献”，承认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是人民大众的诗篇，曾经而且应该被誉为抗战里程碑式的作品”。

　　然而，从后来论争的发展来看，这篇文章意义并不在此，它只是一个信号，宣布抗战文坛内部“清算”或“整肃”的开始。其后，众多蜂涌而至的批评便把胡风文章中所谓“对生活的卖笑态度”和石文中所称“带有抒情意味的知识分子的绯色恋爱故事”，干脆地诠释为“娼妓文学”或“色情文学”了。从此，姚雪垠便被某些人轻蔑地称为“娼妓作家”或“色情作家”。

　　由于胡风鼓动的抗战内部文坛的“清算”或“整肃”，所针对的基本上都是颇有影响的优秀的进步的作家作品，文坛上议论纷纷、谣诼四起，有人把姚雪垠的《春暖花开的时候》称作“抗战红楼梦”，把沙汀的《困兽记》称作“禽兽记”，把臧克家的《感情的野马》说成“色情的瘦马”等等。当然，这些无原则的批评和近乎谩骂的谣诼引发了其它作家激烈的反批评。茅盾也感到突然卷入被批判的旋涡之中，“也在那时候，有好几位朋友告诉我，胡风骂的‘客观主义’，就是指的我和沙汀。如此说来，我和沙汀竟是造成那‘堕落的和反动的文艺倾向’的罪魁祸首了！”当时受到胡风派批判最烈的碧野和姚雪垠，是茅盾十分欣赏的青年作家，抗战初期，他们的成名作品都与茅盾的大力推荐不无关系，其后，茅盾也十分关注他们的创作情况。胡风等的肆意批评使茅盾极为不满。

　　茅盾是文坛上较早对胡风等的理论公开表示不满的作家之一，他不满胡风对抗战文坛历史与现状的评价，更不满胡风“规律和原则满纸”的评论风格。他读了胡风等的批评文章后，“觉得那样的批评未免失之偏颇”，便作《读书杂记》，有意对胡风等的批评唱唱“反调”：

　　我将我的读书笔记整理在一篇文章中发表在《文哨》上，我认为姚雪垠这部小说是有缺点，写得比较潦草，但毛病主要不在内容而在结构上。第一分册的确太多了小儿女的私情蜜意，“有点像春暖花开的时候一群小鸟在枝头跳跃，啾啁不歇”，虽也惹人喜爱，但有落入“抗战不忘恋爱”的俗套的危险。但在第二、三分册中，作者把它挽救过来了，儿女私情渐渐退居次要地位，一些问题被提出来了：罗氏兄妹对于家庭的反抗，“父与子的斗争”，地方封建势力对于抗战青年的进攻，战教团的被压迫，民众动员问题，政治民主问题，等等。虽然，“在题材的处理上，表现的手法上，可斟酌之处尚多，然而，由于这样大开大阖的企图，至少使得第二、三分册——特别第三分册——在小鸟啾啁之中有金戈铁马之声，甚至不妨说金戈铁马之声终于成为基本的音调了”。

　　胡风“整肃”文坛的决心很大，尽管第一轮攻势受挫，但他并不灰心，仍频繁组稿，推荐到各个刊物发表。1944年底，胡风在《希望》第1期上发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和舒芜的《论主观》，高扬起反对“客观主义”的大旗，把“整肃”运动提高到与“机械－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哲学的高度。他在《希望》第1期的“编后记”中故作惊人之语，特别强调“《论主观》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

　　胡风郑重其事的态度引起了进步文坛的惶惑。黄药眠发表“质疑”文章，认为胡风的文章对抗战文坛的估计是错误的，“不是从现实的生活里得出来的结论，而是观念地预先想好，加在现实运动上的公式”，是以深奥的名词掩饰着理论上的空虚。茅盾也认为，“他对广大进步作家精神状态的估价是偏激的，不公正的，结论也是错误的”。

　　正在领导国统区整风运动的中共文艺领导也有所警觉，1945年1月25日，冯乃超召集茅盾、胡风、以群等开会讨论《论主观》，茅盾和以群相继发言。胡风对此极不满意，“我认为他批评《论主观》不过是借口，实际上是不满意有的文章批评了他所赏识的姚雪垠，并且以为我批评客观主义是针对他的”，会议不欢而散。过了几天，冯乃超请来哲学家侯外庐，与胡风等探讨《论主观》，胡风“仍然没有被说服”。问题不得不提到重庆中共最高领导周恩来那里，周恩来亲自召集党的理论、文艺领导干部及各方代表参加的文艺工作会议，讨论胡风关于“客观主义”及舒芜《论主观》的问题，会后还与胡风单独谈话，婉转劝告他应与毛主席的理论保持一致，应改变对党的态度等等。

　　胡风对来自“文坛”或“官方”的批评和劝告均不理会。晚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决定“自行其是”，是由于上述会议使他产生了“错觉”，以为上面既如此重视，“等于对我的工作做了肯定”。他当年的感觉是否错到了这种地步呢？且让我们读一下1945年1月17日他给路翎的信：

　　书评，好的。应该这样，也非这样不可。但我在踌躇，至少第二期暂不能出现，我不愿意说，不管他们口头上的恭维，在文坛上，我们是绝对孤立的。到今天为止，官方保持着沉默。而近半年来，官方是以争取巴、曹为最大的事。这一发表，就大有陷于许褚战法的可能，让金圣叹之流做眉批冷笑当然无所谓，怕还会弄出别的问题。——恐怕管兄又已引起一些官僚在切齿了。所以，暂找别的典型的东西罢。《戎马恋》、《幼年》都可以，可能时，望赶写一两则来。——我专忙杂事，什么也不能写了。

　　请注意此信的写作时间，正处在冯乃超召集的会议与周恩来召集的会议之间。几次会议，对胡风并不是无所触动，一贯自行其是的胡风此刻也有点“踌躇”了，他可以无惧于文坛上“绝对孤立”的处境，但不能不顾忌党的文艺领导者的态度。经过深思熟虑，胡风决定坚持既定的“首先'整肃'自己的队伍”才能“执行血肉的斗争”的战略目标，但对战术目标作了一些微小的调整。

　　姚雪垠等作家不幸成为胡风“整肃”的主要对象。旅台作家孙陵在回忆文章中十分惊诧地写道：“全面抗战次一年，民国二十七年春天，姚雪垠以‘农民作家’的头衔，被***人捧到九天之上。全面胜利前一年，民国三十三年冬天，他忽然又以‘娼妓作家’，‘色情作家’等等罪名，被***人踩入九渊之下。”

　　事情是胡风做下的，却让“***人”背了骂名，这是不公平的。“色情文学”

　　就这样，在胡风发动的“整肃”运动的第二个阶段（1945年），姚雪垠被确定为重点打击的对象，在胡风的授意下，打击的范围从《戎马恋》《春暖花开的时候》逐渐扩大到《“差半车麦秸”》。

　　1943年，胡风通过路翎向复旦大学学生石怀池等约稿，由他推荐到《新华日报》副刊发表，批评了姚雪垠的《戎马恋》，前文已有叙述。1944年，他还组织了石怀池、路翎等批评《春暖花开的时候》，石怀池的文章题为《评〈春暖花开的时候〉》，路翎文章的题目叫《意在急就》，这两篇文章我们还没有找到。但从路翎与胡风的通信中得知，路翎的这篇文章写得十分草率，文中把姚雪垠“致读者”信中的几个字都复述错了。文章寄出后，路翎惴惴不安地给胡风写信解释，信中说（1944年12月17日）：

　　“前寄的《意在急就》，原来是‘病在急就’的字样，我写错了。如果让他‘病’，似乎他的求饶的理由要多些的。我想，如不恰当，这篇东西就不要罢。他是‘病’，我却弄成‘意’，是我的错了。顺便想到：有一些人，对于这样的东西，是也要放在‘学问’的秤上来秤的。他们的思想，如他们的生活一样地飘浮着，令人很不耐烦。”

　　“致读者”是在《春暖花开的时候》第一卷出齐后，姚雪垠写的一纸短简，附在作品

“致读者”是在《春暖花开的时候》第一卷出齐后，姚雪垠写的一纸短简，附在作品扉页中发售，记录了他在校读时发现的若干需要改动的地方，并为未能及时纠正向读者致歉。原文如下：

　　本书第一部现已出齐。第二部人物多，头绪繁，须至明年方能与读者见面。

　　第一二两分册，出版后发现不少毛病，计第一册第三版添写第六二页，原第六二页移作第六三页，原第六三页删去；第六八、第一一四和第一一五页，均改写。第二分册第二版改写者为第一七二和第一五四页。第三分册大体上较前两册稍觉进步，但校样看完时发现第三八五和三八六页的场面处理失败，要改正时那一部分的纸型已打好了，只好等再版时想办法吧。如有机会，二十四章中还可以添写一节。

　　且写且排，病在急就；每书一出，愧悔随之。为补救计，惟有接受批评，坦白认错，切实自责。本书既承爱护，至盼不吝指教，助我修正。或直接写信给我，或将发表之批评文章剪寄给我，我都非常感激。

　　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第一卷共三分册于1944年年中出齐，极受读者欢迎，可以说轰动一时，年内竟三版，发行数万册。这部小说取材于抗战初期豫鄂皖一带救亡青年的生活，1940年曾在胡绳主编的《读书月报》上连载一年，约10万余字，深受读者好评。姚雪垠于1943年初来到重庆后，将原稿扩充改写为三分册，约30万字，由现代出版社出版。1944年2月，开始在各大杂志上作广告：

　　“本书为姚雪垠先生代表作，写活跃在大别山中的一群青年男女，尤以对于三种不同典型的女性，刻画入微；有的粗犷豪爽，有的热情奔放，有的温文尔雅。一颦一笑，一举一动，均活跃纸上。前曾于某杂志刊载一部份，传诵遐迩。现经作者精心改写，计划分三部共九分册出版，现第一部第一二分册已分别发排，第三分册在赶写中……”（《当代文艺》1卷2期“征求预约”）

　　1944年，可以称为“姚雪垠年”，这一年里，他出版了很有影响的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也是在这一年里，他遭受了生平最为猛烈的批判，抗战文坛上还因为他和他的这部作品打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笔仗。

　　路翎的《意在急就》抓住姚雪垠在“致读者”中的自我批评大作文章，姿态不算太高。但他既对姚雪垠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完全陌生，就应该细读作品，而他又觉得“很不耐烦”，认为不值得“放在‘学问’的秤上来秤”，这样的批评态度怎么能把握住批评对象的创作心态和创作思路，怎么能写出令人折服的好文章？当年的读者从路翎的文章中定难理解为什么他把姚雪垠的作品指责为“市侩”的倾向，倒是很容易嗅出宗派主义的气味。

　　茅盾对胡风等的文品文风非常反感，他曾这样批评道：“跳在半空中尽说海话的批评方式有一种好处，就是它能够博得苦闷中的青年喊一声痛快。同时，它却有很大的一个毛病，此即完全不顾到——甚至于抹煞了一个作品在此时此地所能发生的影响和意义……如果仅仅是顾不到而贸然下笔，这还可以说是见不及此，如果竟是抹煞，那就简直不可为训。批评而至于此，那就成为了谩骂了。”

　　胡风也觉察到前一阶段的批评不够有力，于是，他在给路翎的信中提出新的意见和建议：

　　信、稿都收到。能弄两三则书评么？或者把春暖花开先生追击一下，赏给他一点分析。但这得追到什么《半车》去，那是穿着客观主义的投机主义，而且是从《八月的乡村》偷来的。可惜找不到《八月的乡村》。（1945年6月12日）

　　路翎收到胡风的信后，深受启发，决定马上动笔，赶在《希望》第三期上发表。这篇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题为《市侩主义的路线》，署名未民，文中基本论点完全是胡风意见的演绎。他在文章中劈头写道：

　　姚雪垠先生的《“差半车麦秸”》是抗战初期的有名作品之一。但在现在看来，这是客观主义的，技巧的东西。它只是现象和印象的冷淡的罗列。在抗战初期的那个普遍地热情蓬勃，充满着主观的欲望而无法深入现实的时期，这篇东西，和其它的两篇这一类的东西，就以它们的冷静而被注意了。

　　虽然实际上那个时期的新生的热情，和这热情的发展，是耐不住，并且厌恶它们的，然而，因了文学界的姻缘，人们听不到热情的反对者的声音，它们就获得了它们的成功了。

　　这一段文字为全文定了基调，与胡风的指示别无二致。作为文学批评来说，最起码的一条是对批评对象的尊重，其次才谈得上对批评文本的尊重，而路翎的这篇“奉命”作文恰恰缺乏这两个基本点。由于对所“奉”的“命”的无条件服从，由于对批评对象的蔑视，他在行文时根本不顾及文本内容。仅就这开头的一段文字而言，值得商榷的地方就有很多：第一，作者的创作心态是“冷静”还是“热情”，批评家如何得知，又怎能拿来作为权衡作品优劣的标准。第二，《“差半车麦秸”》的风格恰恰是不“冷静”，当年就有评论者认为这篇小说过于“兴高采烈”，凡读过这部作品的人都能感受得到。第三，《“差半车麦秸”》的发表与成名与路翎猜测的正好相反，不是靠“姻缘”而是凭实力。让我们引证一篇署名为辛冰的文章《我所知道的姚雪垠》中的有关叙述（载《文艺新闻》第4期，1946年3月）：

　　谁都知道，他是以《“差半车麦秸”》成名的，这篇东西是民国二十七年春天写成，起初是在武汉交给舒群的《战地》，过了很长时间，《战地》仍没发表，他托朋友问舒群，舒群说是“噜嗦的东西”退还他。然后，就交给茅盾先生，终于在《文艺阵地》上发表了。

　　辛冰的文章对姚雪垠充满恶意，文中多渲染和不实之辞，我们将在后面论及。去掉其中的“脏水”，这一段的叙述还算完整。当年，姚雪垠这部作品写成后，由于作品中的人物语言与文坛风气不合，确实不太为人看好。黑丁是最早看过小说原稿的，他边看边笑，还劝姚雪垠不要用这种语言写小说。姚雪垠把稿子给了朋友舒群，舒群不用，姚雪垠接到退稿后，要急着赶回家乡筹备河南青年救亡协会成立大会，便匆匆离开了武汉。离汉前夕听说茅盾在香港主编《文艺阵地》，便寄了去。那时他和茅盾并不相识，也没有在茅盾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两人可说是素昧平生。《“差半车麦秸”》的发表及茅盾的评价，姚雪垠都是后来才知道的。路翎出于宗派情绪，以己度人，想当然地以为茅盾发表姚雪垠的小说一定与他有什么“姻缘”，把姚雪垠想象成攀龙附凤之徒，实在有欠公正。许多熟知姚雪垠的人告诉我们，姚雪垠为人为文固然有许多可议之处，但他最大的特点恰恰是独立特行，他从来不拜谒名人，偶尔谈起名家往往颇多酷评，他的个性就这一点而言恰与胡风类似。

　　路翎在文章中用了很大的气力演绎胡风信中所指出的要点，其论证之荒谬几乎到了完全不顾及作品文本实际的地步。为了证明《“差半车麦秸”》是从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偷”来的，他找到萧军作品中的一个次要人物农民出身的游击队战士“小红脸”，小红脸喜欢“吸着烟袋”，而《“差半车麦秸”》的主人公也“吸着烟袋”，这便是“偷”的证据了。不仅如此，路翎还论证道，小红脸吸烟袋，“差半车麦秸”也吸烟袋，《牛全德与红萝卜》中的主角“仍然是不停地吸着烟袋”，这不是“偷”是什么？姚雪垠在路翎的笔下，简直成了抄袭大师了。其实，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与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中的这两个人物除了喜欢“吸烟袋”这个共同点外，不同点太多了。仅就人物生活的地理环境而言，一在东北，一在河南，由于生活环境不同而造成生活、性格、习惯的差异在作品中有很多表现；再就作品反映的时代环境来看，小红脸所在的游击队与红萝卜所在的游击队，其组织形式、斗争形式、生活内容，区别也相当大。

　　胡风和路翎妄言“抄袭”，这个草率的推断没有得到读者的认同，后来便不再重提。为了证明姚雪垠的作品是“穿着客观主义的投机主义”，路翎更费了心机。按胡风一贯的表述，这个术语是指根据某种观念或概念作文，是公式主义的一种表现。路翎对胡风的理论颇有心得，文中处处挖苦姚雪垠“向革命理论不断地鞠着躬”，《差》是在向“描写农民的转变”的政治号召鞠躬，而《牛全德与红罗卜》是在向“写出典型”来的文艺号召鞠躬，《重逢》《戎马恋》和《春暖花开的时候》则是在向“抗战和进步”的政治观念鞠躬。路翎企图以此证实姚雪垠具有“看市场制造货色”的“机会主义——市侩主义的本色”。

　　这个结论同样是草率的。《差》是抗战文学中描写农民参加抗战队伍后“转变”的第一篇作品，评论家倡导描写农民“转变”是在这部作品成功之后，正如姚雪垠当年抗辩文章中所说，“他们忘掉了一个事实，就是《”差半车麦秸“》这小说发表于抗战开始后的次年春天，也可以说是最早地写出了从落后到新生的农民典型。这之前没有公式，这之后渐渐地成了公式。”（《〈长夜〉后记》）至于茅盾提出的“写出典型”的号召，与胡风提倡的“写活人”论并无实质性的区别，不能由于恶其为人便祸及其理论。而姚雪垠努力表现抗日军民的“抗战与进步”，则并不是一个观念或心造的幻影，而是进步作家生活于其中的抗战现实的赐与，是当年每个战斗的中国人都亲身体会得到的。

　　令人费解的是，在这篇数千字的论文里，竟连胡风要求的“赏给他一点分析”的雅量也没有，路翎在文章中竟然根本没有进行艺术分析，他为此辩解道：

　　这里面并未涉及我们的现实主义的理论问题，同样的没有涉及文学的形式，内容的结构及语言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的对象不是什么痛苦的错误，而反而是市侩主义的时候，这些，都是距离得十万八千里的。

　　这不能成为理由。不用文艺理论的尺子度量作品，便不成其为文艺批评。这种批评，正是茅盾所指出的“跳在半空中尽说海话的批评方式”，即“谩骂”。遗憾的是，胡风当时和以后所组织的批评文章基本风格大都如此，于是引起了抗战文坛中人极大的反感，以致他们的理论和批评中某些合理的因素也被人们认为是宗派主义情绪在作怪。

　　路翎批评姚雪垠的这篇文章，其中的基本论点，只有一点被继续发挥，而且在当时得到一定限度的社会承认，那就是指责《春暖花开的时候》中有“色情描写”。作品中的下面一段文字是后来所有指责《春》的评论者乐于引用的：

　　假如把罗兰比做李商隐的诗，把小林比做达文西的画，从王淑芬的身上就不容易使我们感觉到艺术趣味。不过当少女们刚刚发育成熟，纵然生得不美，只要不过分丑，对青年男性都有一种神秘的诱惑力量。何况王淑芬同人说话时两只眼睛懒洋洋的，半睁不睁，带着三分睡意，二分媚态，自然也相当的能招人爱。

　　王淑芬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中的又一个女性典型，她对爱情的态度是不太严肃的，作者在描写她时带有贬抑和讽刺的意味，作为小说家的路翎不会看不出来。这段文字究竟有什么色情成分，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也许，抗战时期的批评家“精神奴役的创伤”太深了，身在二十世纪，灵魂还处在“禁欲主义”的中世纪，“神经过敏”得连男女相悦都不敢涉及吧？然而，只要翻阅一下抗战时期的小说作品，包括路翎自己的小说作品，其中描写病态恋爱的情节很多，为什么就不容许姚雪垠在作品中表现救亡青年男女之间正常的愉悦之情呢？这恐怕只有用宗派主义情绪作祟来解释。啃不动的“硬骨头”

　　1944年底，姚雪垠撰写了一篇随感，题目叫《硬骨头》，算是对关心他的读者朋友的一个答复，也算是对胡风等的攻击的一个回应。文章很短，抄录如下：

　　想做一个文学家，必须有一把硬骨头，吃得苦，耐得穷，受得种种打击，还必须有一腔热情，随时为苦难中的人们洒一洒同情泪；有骨头便有正义感，有热情和崇高的眼泪，方可成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但必须有了科学的思想，而且使生活和思想一致，方可谈到骨头，谈到热情，方可洒出来崇高的眼泪，科学思想是从读书和实践中得来的，所以必须不断地读好书，并且重视自己的生活。（原载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一日西安《高原》月刊创刊号）

　　姚雪垠的确有一把“硬骨头”，胡风等对他的攻击与他一生中所遭受的艰难困扼比起来，算不了什么。少年时代他曾被土匪绑票，关押了一百天，每天都在刀刃上讨生活，他没有害怕过；1930年，他因参加自由大同盟的活动被***逮捕，当被军警押解经过开封鼓楼的时候，他看到东方透露出的“白光”，心中油然洋溢起慷慨就死的浪漫情感；1936年，他患了肺病绝症，大口大口地吐血，却在文章中豪迈地写道：“一切生命都免不掉随着时间消失去，要想一部分生命暂时保存住，就得靠各自留下的足迹了”；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上了日寇和汉奸的黑名单，易服蓄须逃出北平，火车经过沿途小站停靠时，他下车走到月台上，故意地在站岗的日本兵身边晃来晃去，以显示英雄主义气概；1939年初，他随军参加随枣会战，陷入日寇重围，绕山攀岭七日方脱险，数日后拿出作品《四月交响曲》。一个连死都不怕的豫西汉子，文学事业上已有相当成就，遭受一些非议又算得了什么，也许他真如胡风经常引用来批评“客观主义”者的那样，每到紧要关头就抱着“已经这样了——将要这样罢”的宿命思想。

　　1945年，胡风等在《希望》和其它报刊上再次对他展开猛烈的攻击时，姚雪垠已离开重庆，应聘去成都三台东北大学任教，担任中文系副教授。也许是由于《春暖花开的时候》正在争议之中，也许是他还没有考虑成熟人物、情节的下一步发展，也许他在思索如何创作一部更有力的作品以回击胡风等的攻击，他没有动手写作计划中的《春暖》第二卷和第三卷。在叶圣陶、董每戡、王畹芗的鼓励下，他开始构思《长夜》。在这部作品中，他将把20年代的豫西社会生活描画出来，他将塑造出一大群铁骨铮铮的豫西汉子。他自信，这部作品里的生活、人物和情境都是新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他将再塑造一批典型人物以证实自己的创作实力。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他遭受胡风等攻击后的“发愤之作”。他曾写下过他的创作动机：

　　一年前，胡风派的朋友们曾经对我的作品展开了热烈的批评，不管他们的批评态度使我多么地不能同意，我一直把他们当做我的畏友，感激他们对我的鞭策。他们说我的《“差半车麦秸”》是革命的公式主义，《牛全德与红萝卜》自然也是，而且他们从后一部作品中断定我创作人物的本领已经完了。他们忘掉了一个事实，就是《“差半车麦秸”》这小说发表于抗战开始后的次年春天，也可以说是最早地写出了从落后到新生的农民典型。这之前没有公式，这之后渐渐地成了公式。胡风派的朋友们一面在批判着这种公式，却一面在这一种公式里打跟头，创造着公式的工农英雄。至于他们说我不能够再创造出新的人物，那不是一向目空一切地小看惯圈外朋友，便像人们在愤恨时所发的咒语一样。咒语照例只代表主观愿望，要是咒语都灵验，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客观的真理可讲？我当然不相信“一咒十年旺”这句俗话，但我相信至少在十年内我的人物不会有枯竭的时候。在这部小说中我又写出了几个人物，在下一部小说中可能会写出更大更多的典型性格。我不是故意要唱一出“三气周瑜”，只是因为我既然从事于小说写作，写性格是我的份内之事。（《长夜后记》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夜）

　　姚雪垠确是个“硬骨头”，愈挫愈奋。路翎在《市侩主义的路线》中对他的批评，如果说对他有所刺激，也不在那些“客观主义”“公式主义”“机会主义”或“市侩主义”的大帽子，而是对他的创作能力和创作潜力的轻视。路翎在文章中嘲笑他所有描写农民的作品，农民都吸烟袋，“技巧，也显得穷窘了”。姚雪垠在《长夜》中还是写农民，他要写给路翎看，豫西这一群吸烟袋的农民，性格有多么的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风和路翎对姚雪垠批评，促进了他的创作向深度和广度迈进了一大步。《长夜》后来被称为姚雪垠解放前最好的小说作品，它给中国新文学史贡献出了一群活灵活现的野性勃勃的农民典型。

　　1944年胡风等对姚雪垠等作家的批评，激起了强烈的不满情绪，碧野等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抗辩文章，茅盾等也仗义执言，进步文坛议论纷纷，***袖手旁观。中共文艺领导圈子中人觉得进步文坛打内战，不利于集中力量打击***的文化专制主义，试图进行调解，但遭到胡风的拒绝。胡风曾谈到他是如何对待乔冠华的调解努力的：

　　我看他（指乔冠华）还基本上是凭人事关系决定态度的。例如，他对姚雪垠是抱有好感的（我当时没有设想过姚雪垠是***员），向我提过打算约姚雪垠一道谈谈文艺问题，但我没有回答他，还在《希望》第一期上发表了尖锐批评姚雪垠的文章。等于给他吃了闭门羹。他没有向我表示什么，还给《希望》译了诗，译了《费尔巴哈论纲》。他只好放弃了想我凭人事关系决定对人对作品的态度。当时，文艺是徐冰领导的，他只是从统战原则上作政治领导，文艺问题本身从没有干涉过。（胡风《文稿三篇》，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2月）

　　胡风这段回忆再一次重复他对姚雪垠的极深的成见和误解，过去他曲解过姚雪垠与茅盾的关系，后来他曲解过姚雪垠与胡绳的关系，这次，他又曲解了姚雪垠与乔冠华的关系。乔冠华也许喜爱姚雪垠的某些作品，但与姚并无任何特殊的“人事关系”，既无组织关系，也无私人关系，而且姚雪垠确曾是***员，但当时并不在党内。乔冠华作为党的文艺领导圈子中的一员，过问此事全是出于维护进步文坛团结的公心，胡风竟忍心让他也吃了“闭门羹”。作为一个独立特行的文艺评论家，胡风在理论的坚持和一贯性方面是令人钦佩的，但他在实施理论批评的同时过多地猜测批评对象的“人事关系”，并以此来决定批评对象的选择以及批评的力度，这是他的一大弱点。40年代，他决心打击文坛上的“反现实主义”倾向，却考虑到“人事关系”而放弃原拟对“客观主义”“公式主义”的代表人物郭沫若、茅盾、巴金和曹禺的批评，转而打击“人事关系”稍弱的姚雪垠，想以此“敲山震虎”，实在是有点“机会主义”。如果姚雪垠一经打击便趴下，胡风的战术也算奏效，却不料姚雪垠有这么一把“硬骨头”，且有如此的社会基础，胡风欲退不得，只得硬着头皮干到底。对于所有的“调解”和“说服”，胡风一概嗤之以鼻：

　　原来有几个走红的作家以为我是把他们当作客观主义底标本。走红的作家照例有他们底卫星，于是调解啦，讨论啦，颇闹了一大阵，但当然也是照例地不得要领地搁起。不过，最近听说还有一位杞忧的勇土在个别地做口头说服工作，他底理论是，说客观主义不如说旧现实主义，客观主义这说法会招一些作家们反感，何必呢，云。（《逆流的日子》后记1947年2月）

　　1945年年底，胡风的理论遭遇到一次强有力的抵制，事情是从《清明前后》与《芳草天涯》两个话剧的讨论开始的。胡风等认定茅盾《清明前后》是公式主义的作品，引起了文坛的又一次风潮。《新华日报》为此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并公开发表了“座谈纪要”。座谈会上有个C君，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令胡风等惴惴不安的问题，他说：“有一些人正在用反公式主义掩盖反政治主义，用反客观主义掩盖反理性主义，用反教条主义掩盖反马克思主义。”还说：“有些人说生活就是政治，自然，广义地说，一切生活都离不了政治，但因此把政治还原成非政治的日常琐事，把阶级斗争还原为个人对个人的态度，否则就派定为公式主义，客观主义，教条主义，却是非常危险的。”他所说的“有些人”和“一些人”，谁都知道指的是胡风等，C君对胡风理论的上纲分析，虽然有些过头，但也确实说出了要害所在。

　　紧接着《新华日报》又刊登了邵荃麟的《略论文艺的政治倾向》，这篇文章是针对王戎批评C君的文章而作，肯定了茅盾剧作的革命的政治倾向性，肯定了C君对文艺现状的分析，否定了胡风等把公式主义和非政治倾向的作品看成是截然对立的观点。邵荃麟的这篇论文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作为他个人来说，从这篇文章开始，他与胡风等的理论划出了界限，在此前的论文中，他使用的理论名词与胡风并无区别；作为党的文艺领导圈子中的一员，从这篇文章开始，他与中央整风精神保持了一致。我们注意到邵文中第一次没有把“非政治倾向”诠释为“客观主义”，在叙及“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时都加上了引号。但毕竟是开始，毕竟是第一步，邵文虽然反驳了胡风等的理论，但没有彻底摆脱所受胡风思想的影响。也许是一种妥协，邵文在肯定《清明前后》的同时也批评了夏衍的《芳草天涯》；也许是一种安抚，邵文在批评胡风理论的同时重复了胡风等对姚雪垠《春暖花开的时候》的指责：

　　公式主义即使在所谓非政治倾向的作品中，也同样藏伏着，例如此次被认为非政治倾向的作品《芳草天涯》中在对于恋爱问题的解决，也何尝不是一种公式？此外甚至在一些色情文学中间，例如被指摘的《春暖花开的时候》等等中间，不是在色情之外也加上一些抗战八股吗？

　　邵文使胡风等在沮丧中看到了一线希望，虽然没有达到批判《清明前后》以打击茅盾的目的，但至少打击了“公式主义”的夏衍和“客观主义”的姚雪垠，证明他们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胡风等决心继续“清算”姚雪垠，姚雪垠更大的恶运来了。落井下石

　　抗战胜利之后，姚雪垠突然受到有生以来最沉重的打击，打击的源头不是来自胡风，而是来自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地方。社会太复杂了，连自诩为最“了解人间此牵彼挂的互相关联”的他也没有料到竟会如此。他曾在《小说结构原理》中写到：“人与人之间互相牵涉互相影响，此因彼果，果亦即因，因亦即果，正象是没有穷尽的连环一样。秦始皇统一和东罗马帝国风马牛不相及，然而他使蒙恬北逐匈奴却成为东罗马帝国复亡的原因之一。”此语曾被某些人讥为故弄玄机，却不料终成谶语。

　　1945年年底，姚雪垠被胡风、邵荃麟派定为“色情作家”之日，正是他被传言诬为“特务”之时。事情经过大约是这样的，笔者曾经为此专程拜访过姚雪垠，他说，延安抢救运动中，有一些来自国统区的爱国青年被怀疑为特务，在审讯过程中不堪刑讯，便乱攀乱“咬”，像滚雪球一样，特务越揪越多，还累及国统区的许多进步人士，他被“咬”了，碧野也被“咬”了，谁“咬”的却不知道。风声传到重庆，许多人对他们畏之如虎，《新华日报》也有段时间对他非常冷淡，他还愤愤地专门为此事找过徐冰辩诬。孙陵在回忆文章中也写到此事，写得有声有色：

　　第一个和我谈起雪垠做特务的人，是文协底干事梅林。三十四年夏天（注：1945年），我因事进城，住在文协，梅林给我铺好床，拿来一顶帐子之后，坐下来闲谈，不知如何话题一转，谈到雪垠，当时窗正在响着迅雷暴雨，梅林念念有词的说：“他妈的，雪垠那个东西，他硬把自己看成红姑娘，他根本就是特务。”

　　第二个和我谈起雪垠做特务的人，是臧克家。胜利之后，我由重庆回到南京，又去上海，和克家在一家报馆同事。有一次克家突然精神紧张地和我说：“雪垠来信了！”雪垠这时住在他的故乡——河南邓县。“说些什么？”我问道。“他说要来上海，住在河南太苦闷了！”“你回信没有？”我这一问，他越发紧张了，绷紧了面孔，恐怕别人听到一样低声说：“雪垠的信可不能回呀，你在桂林不知道，人家说他是特务哩！”

　　第三个和我谈起雪垠做特务的人，是田仲济。这时雪垠已经来到上海，住在仲济的家里。有一天仲济和我说：“雪垠为了***说他做过特务，很感苦恼。我劝他去告诉***说：‘你们讲组织，可以调查，真有特务关系不会查不出，不然还讲什么组织呢？’”

　　第四个谈起这件事的，则是雪垠自己。他在仲济家住了一个短时期，又搬到沪西一家出版社去住。这个时期，雪垠确是非常苦闷。因为我喜欢喝酒，他便常来我家里藉酒浇愁。喝过酒便叹着气说：“年未四十，而发苍苍，而视茫茫……”我看看他的两鬓，确是白了一半。眼睛也近视起来了！

　　有一次，他忽然一定要留下来，要和我作彻夜长谈。我便留他住下来。那次谈话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始终苦恼着他的特务问题。他很忿慨地说：“从立煌回到重庆，周恩来请咱吃饭，当然是看得起咱。后来不知为什么，忽然开始打击，连我在别的刊物上发表的稿子，那个刊物到新华日报去登广告。结果广告登出来了，咱写的文章连项目带名字，却一笔勾掉了。既然收了广告费，为何可以随便改动别人的广告？这本来是可以打官司的。”“你为何不告发呢？”我问道。他却说：“我到新华日报找徐冰，质问他究竟是什么原因？徐冰说：‘听说你是特务！’当时我的眼泪刷的流了下来！”（《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

　　孙陵的这段回忆不应被看作是妄言，笔者在拜访姚雪垠时也听到过类似的讲述，至于流言传播到重庆的时间是否确在1945年夏天，对姚雪垠的情绪有多大影响，流言当时是否已经澄清，似乎还有推敲的必要。姚雪垠1945年夏天在成都，7月至8月参加文协成都分会为大中学生开办的“暑期讲座会”，9月上青城山写作《长夜》，同月底返回，在《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的呼吁》上签名，10月开学，返回三台东北大学执教。如果姚雪垠此时被诬为“特务”，恐怕没有心情参加文协组织的那么多活动，更没有心情创作小说。我们找到了姚雪垠写于1945年11月的一篇文章，可以分析一下他当时的情绪，如果姚雪垠此时已被诬为“特务”，在文章中不应没有情绪，因为姚雪垠是个极其情绪化的作家。

　　我的唯一的武器是一枝笔，我的最高希望是做释迦牟尼，而不是当强盗“杀人放火”。我希望人们不要以猜疑的眼睛看我，给我充分的生活自由，行动自由，写作自由。我倘若像外国作家一样的享受到充分自由，我要尽快的去巴峡，穿巫峡，回到故乡，那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也是我写作题材的伟大矿山。固然从来没有人禁止我回故乡搜寻资料，但那种猜疑的眼睛我害怕，那种离奇的谣言我害怕，所以单为着我的文学事业，让我也大呼着要求民主，求自由！（《自省小记》，原载南阳《前锋报》1945年11月3日）

　　姚雪垠是个豁达的人，些须的打击从不放在眼里，在这篇文章里却处处暗示人言可畏，多次提到人们的“猜疑的眼睛”和“离奇的谣言”，也许正是指的被诬为“特务”这件事；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估计谣言传出时间大约在9月至10月之间。

　　姚雪垠1946年5月出川，途经重庆，曾面见徐冰辩诬，徐冰只是表示“听说”，并未明确表态；姚雪垠不是特务，徐冰心知肚明，否则不会和他见面，但他也没有澄清的责任，于是，流言仍在蔓延。

　　随着大批文化人“复员”来到上海，流言也传播到了上海。胡风当时是否听到了这个流言，我们不清楚。但他继续攻击所谓“客观主义”的决心没有改变，继续打击姚雪垠的决心也没有改变。胡风离开重庆回上海前，与周恩来有过一次见面，胡风在回忆录中写道：

　　临行前一天（从重庆去上海），到中央代表团去看望周恩来同志，向他请示如果被人问到内战危机时该如何解释。陈家康在座。周副主席对我作了国内外形势分析，说明***是要和平的，***挑起内战是自绝于人民（大意）。后来，他提到思想问题，说延安反对主观主义时，我却在重庆反对客观主义……（原文有删节）愚不可及的我依然没有理会，没有重视，只觉得我的观点是针对文艺创作来谈的，与哲学和政治无关。而我这种看人看事的思想方法，恰恰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它害得我可不浅。

　　周恩来都不能说服他，还有什么人能说服他呢？胡风决心已定，他委托上海俞鸿模翻印《希望》第1集（共4期），虽然销路不太好，先把战场转移到上海，仍不失为上策。

　　胡风原在上海有房子，自名为“蛇窟”。回来后，便住定了，兴奋而紧张地编辑《希望》第2集第1期，继续重庆未完成的“结算过去”的工作。离开重庆之前，他为《抗战文艺》终刊号写了一篇文章，主张对抗战文学史料重新加以甄别，彻底剔除他认为的“反现实主义”的作品：

　　第一，对于流行广泛然而却是无力，甚至不健康的，甚至有毒的作品，如果要当作“史料”加以保存，那仅仅只能是为了当作解说某种文艺现象的例证，这种文艺现象底说明会帮助读者更丰富地理解到什么是正确的文艺方向。第二，对于曾经得到过评价但却带着否定的质素，甚至不过是文坛底喧传以至由这喧传而来的追随的读者底喧传，但并没有在读者里面发生积极影响的作品，如果也要当作“史料”加以保存，那就得认真地分析当时流行的文艺见解，使这个结算过去的工作能够负起思想斗争的任务，由这从理论底混乱和批评底滥用里面清整出被淹没的正确的文艺方向。（《关于结算过去》1945年12月）

　　1946年5月，姚雪垠离开重庆。其后他往返于邓县和开封两地。当年7月，《长夜》创作完成，开始在开封《河南民报》和上海《联合晚报》连载，另一部长篇传记文学《记卢镕轩》也开始了前期资料准备工作。

　　姚雪垠和胡风都已离开重庆，但重庆打击姚雪垠的运动并未退潮。1946年3月，龚莺在《中原·希望·文艺杂志·文哨联合特刊》第１卷第４期上发表《骑士的堕马——评姚雪垠著中篇小说〈戎马恋〉》，对姚雪垠穷追猛打，这个刊物当时由何其芳接替邵荃麟任主编，是重庆左派刊物的大本营。也许是由于这个刊物的影响，全国的进步刊物都开始追随着“清算”姚雪垠，远在广州的《文艺生活》（光复版）第6期（1946年7月）发表黄阳《评姚雪垠的〈出山〉》，对姚雪垠落井下石；同在广州的中华文协分会的刊物《文艺新闻》竟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姚雪垠的恶意文章，其中最令人不堪卒读的是辛冰的《我所知道的姚雪垠》（载《文艺新闻》1946年3月17日第４期），它从姚雪垠的“私德”着眼，试图挖出姚雪垠“机会主义的本质”。这是一篇匿名的攻击文章。辛冰不知何许人也，却装出很熟悉姚雪垠的样子，谬托知已，编造出一个又一个流言，极力诽谤姚雪垠的人格。

　　30年代，姚雪垠因遭受***特务的迫害，被河南大学开除学籍，逃到北平自学，追随左翼文化运动，作品多发表在《光明》《芒种》和《国闻周报》，而辛冰却说，当年“姚雪垠在北方，是有‘死狗作家’的称号，意思是说他不长进”；40年代初，姚雪垠受钱俊瑞之邀，在鄂西从事救亡工作，来往于炮火之中，创作了《春暖花开的时候》、《牛全德与红萝卜》及大量的战地通讯，辛冰却说，那时姚雪垠正忙着在老河口做生意，“但据说他所做的生意，与日用民生毫无关系，而是贩卖些残害人民的毒品”；40年代初皖南事变后，李宗仁奉蒋介石的命令，驱逐五战区的进步文化人，姚雪垠化名潜往安徽大别山中，而辛冰却这样写道：由于姚雪垠的狂妄自大，“在豫鄂边境的朋友，无形对他更疏远了，他在寂寞之余，只好进大别山去”；姚雪垠在大别山呆了两年，那正是世界法西斯势力甚嚣尘上的黑暗年头，姚雪垠不仅创作出鼓吹抗战的中篇小说作品《戎马恋》和《孩子的故事》，而且撰写了大量时事论文，倡言苏联为首的反法西斯阵营的必然胜利，预言法西斯势力的必然溃灭。但辛冰却不齿地写道：“德军攻下基辅，突过聂伯河，深入乌克兰原野的时候，他就发表了一篇《希特拉的最后一张牌》的国际论文，这篇文章估计希特勒最后必败，确有他的远见。终于在一九四五年的夏天证实了。当时一般朋友读了这篇东西，都觉得姚雪垠又要挣扎了。”在辛冰的笔下，一切是非黑白都被混淆了。

　　在“胡风派”群攻的浪潮中，中国文协广东分会的刊物《文坛月刊》秋季特大号发表了周斯畲的《“差半车麦秸”论》，系统地评价了姚雪垠抗战时期的小说作品，反击了《文艺新闻》的诽谤。文章首先提出一个呼吁，“勿让抗战时期那些作家们努力结出的‘硕果’弃掉吧”。接着具体地分析《“差半车麦秸”》的政治意识和艺术特色：

　　“这篇作品的写作意识则是：提醒大家（在抗战时期）去认识如这种‘不够聪明’的人物，他们就是挺坚实挺勇敢的精忠卫国的人，所以我们要多去发掘他，要多去培养他。作者不特是形象了中国农民潜力的伟大，而且指出了民族抗战的光明前途，在当时对于那些抗战悲观论者（如汪精卫之流），真有发聋振聩的作用，可惜认识这作品的人太少了，没有人作有意的阐扬，未免可惜。然而，事实上持久抗战，就是靠农村支撑着。所以这作品可以代表时代的意识，指示国人应认识的光明路向，就在这点上，故值得我们予以高的评价。

　　“它从首到尾，都能把握‘精彩’部分去描写开发，结构紧密，描写细腻，所用的表达形式，也能臻于‘形象化’的境地。”

　　1947年，在文坛一边倒的“清算”怒吼中，周斯畲的文章算是“空谷足音”，载有这篇文章的《文坛月刊》寄往上海二百本，被读者一抢而空。姚雪垠得知文章内容后，感到很大的安慰，但又苦于买不到此杂志，只得写信给编辑部，得他们惠赠一册。《雪垠创作集》

　　1947年1月，姚雪垠带着《长夜》和《记卢镕轩》的书稿，从故乡来到上海。上海是战后的文化中心，重庆的文化人战后大部分都“复员”来到此地，出版社林立，文化崎形繁荣，姚雪垠想在这里求得发展。

　　然而，上海居大不易，没有黄金，竟顶不到房子，姚雪垠找不到栖身之处，只得暂住在老友田仲济家里。重庆时期，他与田仲济、陈纪滢合办过《微波》杂志，有一段很深的友谊。田仲济不惮流言，热情接待了他。但姚雪垠感到长住在别人家里无法静心写作，踌躇不安。

　　就在这时，一个飞来的机缘来到了。一个新出版社的老板找到了他，不但给他提供了住处，而且答应给他出版《雪垠创作集》。这家出版社的老板就是后来的香港著名作家刘以鬯，他开的那家出版社名叫“怀正文化社”。

　　刘以鬯是个爱国青年，194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孤岛”陆沉后，他不愿意在日寇铁蹄下生活，只身离开上海，1942年春抵达重庆。他当过《国民公报》《扫荡报》（后易名《和平日报》）的副刊编辑，发表过老舍、孙伏园等进步作家的作品，同期开始文学创作，习作常见于报端。抗战胜利后，调到上海参加上海版《和平日报》的工作，由于爱好文学事业，不久便辞去报社工作，办了一家出版社。他自述云：

　　“先严名浩，字养如，家中堂名为怀正堂，均从‘浩然正气’取义。我为着纪念先严，所以将我办的出版社定名为‘怀正文化社'。上海是全国出版中心，书店林立，象‘怀正’这样的新出版社，想出好书，并不容易。不过，我很固执，除非不办出版社，否则，非出好书不可。‘怀正’成立后，出版范围很窄，不出杂书，专出高水准的新文学作品。”

　　刘以鬯喜爱姚雪垠的作品，钦佩姚雪垠的创作才能，称他为“文学天才”，可惜在重庆时无缘相见。一次偶然的机会，剧作家徐昌霖告诉他姚雪垠已到上海的消息，他大喜过望，姚雪垠的作品正是他急欲寻找的“高水准的新文学作品”的典范。他马上托徐昌霖与姚雪垠约定在国际饭店三楼见面。姚雪垠与他谈了自己的作品和近期写作计划，谈了《长夜》，也谈了计划中农村三部曲的另外两部《黄昏》和《黎明》，还谈到河南豫西的土皇帝别廷芳。刘以鬯越听越兴奋，当场拍板定下出版《雪垠创作集》的计划，并邀请姚雪垠住在出版社。此后一年多，姚雪垠就住在出版社放纸型的房间里，安心地从事写作。很快，当年5月至8月，《雪垠创作集》共四种出版。刘以鬯为创作集前三种撰广告词如下：

　　第一种《“差半车麦秸”》——

　　这个集子虽只包括六个短篇，却都是姚氏的代表作品，读了这个集子，可以看见十年来现实是怎样发展，也可以看出来作者的风格是怎样一步步的达到炉火纯青之境。这六篇作品，有的会使你拍案愤慨，有的会使你感动流泪，有的又使你惘然微笑。其中《“差半车麦秸”》及《红灯笼故事》两篇，不仅在国内被认为伟大时代的代表作品，且均早译成数种文字，传诵国际，被列入世界名作之林。

　　第二种《长夜》——

　　这是姚氏新近完成的长篇力作，充满了北方的原野气息。所写的人物是绿林好汉，生活是和我们陌生的绿林生活，使你一开始就被它的紧张的情节吸住，放不下手。然而这部书却是最有分量的，最深刻的，反映北方农村的作品。如果把现代中国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开始崩溃；第二个阶段是崩溃中的大黑暗，大混乱；第三个阶段是觉醒和黎明；那么这部书所反映的就是第二阶段的现实了。

　　第三种《牛全德与红萝卜》——

　　当数年前《牛全德与红萝卜》在重庆发表之后，立时轰动遐迩，被认为继《“差半车麦秸”》后中国新文艺之光辉收获。一直到现在，我们所有描写北方农民性格的作品，还没有一部能超过《牛全德与红萝卜》的。兹经姚氏精心补充，使此有名佳作，更成完璧。这不仅是一部小说，也是一首朴素的田园诗。要明了姚氏风格之美，不得不快读此书。

　　从以上三则广告词可以看出刘以鬯对姚雪垠作品的喜爱和推崇。他希望姚雪垠能继续写下去，写出计划中的中国农村的《黄昏》和《黎明》，写出别廷芳这个土皇帝。然而，此时国统区经济已经崩溃，“币值大跌，通货出现恶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保留白报纸尚可随时售出；将白报纸印成书藉，非蚀本不可。出版社陷于半停顿状态，无法继续出书。《雪垠创作集》当然也出不下去了。”

　　《雪垠创作集》的出版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话，它反映了一种新型的出版商（读者）与作家之间的关系，其中浸濡着温情和友情。在姚雪垠最困难的时期，刘以鬯给予了他热情的帮助，姚雪垠数十年铭记在心，念念不忘。数十年后，姚雪垠《李自成》创作成功，声名远播，刘以鬯谈起当年与姚雪垠的关系时，却恬静地说，“姚雪垠热爱写作，所以勤于写作，有理想，有抱负，有才能，且有艺术良知。就那时的情形来说，‘怀正文化社’谈不上给他什么帮助，充其量只是同事们的鼓励与一个清静的环境而已。”

　　然而，也就是这套《雪垠创作集》，又引起了胡风等对姚雪垠的一场新攻势。

　　这场战争应该说是由姚雪垠挑起的，事情出在姚雪垠为《雪垠创作集》所写的序言和跋上。他在《“差半车麦秸”》的“跋”中把一年多来蒙受胡风等攻击的委屈情绪一古脑儿地发泄了出来：

　　将抗战期中所写的极其有限的短篇小说，另外加上战前的两篇不成熟的作品，编为这个集子。分量是这么轻，使我对这伟大的时代和亲爱的读者双方面感到惭愧。虽然我自己感到惭愧，却有两种人看见这集子的贫乏会感到快慰：一种是被我的笔尖刺疼的，另一种是在新文学阵营中抱着天无二日地无二王的观念，除相信他们的小圈子是最正确和最进步的理论家和作家之外，决不相信别人对这时代也曾有些微贡献。我承认这两种人的立场是绝对不同的，但他们却不谋而合的有一个共同愿望，即是将我永远的放逐或轻轻的判处死刑。

　　幸而我是从风雨中，从原野上，从荆棘与野兽的包围中成长起来的，曾遇过无数打击，尝惯了迫害和暗算。过去既然我不曾见利失节，畏威移志，今后当然也不会对任何强者低头。我是从窒息的环境中，从刀剑的威胁下，倔强的生活过来的，今后我还要倔强的生活下去。生活是战斗，我的武器就是笔。除非我真正死掉，我相信没有人能使我缴械。为了我对这时代应负的责任，而不是为要使前边所指的两种人感到失望，我今后更要仔细的，大量的，没有休止的创作下去。继这个集子之后，我还有许多作品将陆续的，一部一部的拿出来，毫不犹豫地拿出来。善意的批评我绝对接受，恶意的诋毁也“悉听尊便”。我没有别的希望，我只希望这些表面革命而血管里带有法西斯细菌的批评家及其党徒能拿出更坚实的作品来，不要专在这苦难的时代对不能自由呼吸的朋友摆擂。

　　他在《牛全德与红萝卜》的前言中公开地向“胡风派”宣战：

　　“正在这时候胡风先生所领导的小宗派向我展开了大的攻势。关于胡风先生理论上的法西斯毒素和机械论色彩，以及他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毫无所知，对人民生活的隔膜，他的刚愎的英雄主义和主观主义，这一切不配做好批评家的弱点我今天都暂且不谈。今天，我尽可能把问题的范围缩小，以讨论与《牛全德与红罗卜》有关的问题为主。至于关于《春暖花开的时候》的一部分，保留在将来该书的一篇序文中去详细的向他们请教。我今天把问题的范围尽量缩小，并不是要对胡风先生留什么忠厚，而是今天正是我们大家都不能自由呼吸的时候，胡风先生纵然处处要树立小宗派，要关闭起现实主义的大门，要破坏文化界的联合战线，但我承认他除上述种种的弱点外还毕竟有他的战斗力量，还有他的某些贡献，在没有朱砂的时候红土也是可贵的。当胡风派向我展开攻势的时候，他们决没有想到我在基本上还可以做一个忠实的‘同路人’，决没有想到我在这艰苦的时代中也有直接的和间接的屑微贡献，决没有想到我一直是在遭受着黑暗势力的打击和迫害。胡风派把我错看成他们的主要敌人，恨不得我立刻死去，不惜以种种造谣诬蔑的方法对付我，在当时我有点伤心，现在想起来觉得滑稽。我虽然有一个倔强的性格，但一直没想过用胡风派的方法报复胡风派。我对胡风派的作风虽极痛心，但我明白我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真敌人，那便是黑暗势力，所以我期望将来他们会放弃了狭隘的宗派主义的作风，会不再以诬蔑的态度对付文化战线上的患难朋友。我决不嫉妒他们成功，更绝对不希望他们毁灭。”

　　“胡风派的朋友们，我确实一向把你们当做畏友，但你们太叫我失望。难道你们真看不懂这一章小说么？难道你们竟连一点批判的道德也不要么？对敌人还应该讲作战道德，何况我并不是你们的敌人！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中，你们忽而称我色情作家，忽而称我为市侩主义者，任意戴帽子，又称我的作品为‘娼妓文学’，结果我并没有被你们打倒。你们的努力只不过为亲者所痛，为仇者所快！”

　　“胡风先生所领导的作风影响极大，所以虽然和他结合一起的不过三二人，但因为影响大，在国内俨然成一个不可忽视的小宗派。我衷心的承认胡风先生对文学运动有相当贡献，但我死不能同意他的作风。十年来，大家惟恐怕民主救国的联合战线不稳固，而胡风先生在理论上拥护这联合战线，在作风上破坏这联合战线。十五年来，大家都提倡口语文学，抗战后又提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一口号；胡风先生很了解这一运动的发展，很知道这一运动是多么必需，在理论上他拥护这运动，然而在实践上他却和这运动相背驰，他和他所领导的少数作家们偏要写出来使中国人头疼的文体。为什么胡风先生竟会这样的矛盾呢？这原因有好几种，其中最主要的是狭隘的宗派主义和刚愎的英雄主义在作祟。假若胡风先生还有一点虚心的话，我想他应该接受我这种善意的批评。我希望胡风先生及其一派的作家们今后不要再把我当做敌人，应该也把我当做一位尚有可取的诤友才好。”

　　“关于‘胡风派’这个名词，有朋友劝我不用，为的是免得别人说文坛上真有派别，其实胡风派的存在尽人皆知，用不着掩耳盗铃。我们希望胡风派能放弃过去的狭隘作风，为整个的联合战线而努力。我提出‘胡风派’这名词，毫无恶意，我认为宗派主义是巩固联合战线的一大障碍，不如揭穿了的好。两年来，文坛上稍有成就的作家如沙汀，艾芜，臧克家，ＳＹ等，没有不被胡风加以诋毁，全不顾现实条件，全不顾政治影响。青年本是热情的，经胡风先生一鼓励，一影响，就常常抛开原则，不顾事实，任意诬蔑，以攻击成名作家为快意。一般纯洁的读者见胡风派火气很大，口吻很左，就误认胡风派是左派的代表，于是风行草偃，一唱百和，形成了很坏的风气。”

　　姚雪垠还把这篇前言易名为《论胡风的宗派主义》，发表在北平《雪风》第3期上，有家报纸也转载了这篇文章。这是一篇有着很大影响的文艺论文，据笔者所知，这也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系统批评胡风宗派主义的文字。

　　关于胡风抗战后期理论上的偏差和宗派主义情绪，文坛上早有议论。备受他们攻击的茅盾、沙汀、刘盛亚、臧克家、碧野等自不待说，一些具有民主思想的进步作家也耿耿于怀，隐忍不敢言或不屑谈。

　　据近年来公开的《叶圣陶日记》，也记有对胡风不满的若干文字：

　　“十月十日上午，克家来，谈文坛情况，于胡风颇不满，谓其为取消主义宗派主义之尤，于他人皆不满，惟其一小群为了不得。余于此等事向不甚措意，然胡风之态度骄蹇，亦略有不满也。”（1947年10月10日）

　　“八时后白尘来谈，亦颇不满于胡风。”（1947年10月12日）

　　“下午，杨慧修来谈胡风之为人及持论。此君自命不凡，否定一切，人家之论皆不足齿数，而以冗长纠缠之文文其浅陋。余于文艺理论向不措意，唯此君之行文，实有损青年之文心。”（1948年10月19日）

　　“夜间白尘来，亦谈胡风之文与人。”（1948年10月21日）

　　1947年，胡风主编的《希望》已经停刊，但打击“反现实主义”的努力更加风发蹈厉。那个时候，楼适夷在上海主编《时代日报》的文化副刊，他是胡风的老朋友，他的副刊正缺少稿件，胡风便把组织来的稿件一批批地送给他。楼适夷回忆道：

　　“在编辑上第一个大力支持我的是胡风，报社一个青年记者老往胡风那儿跑，每次从不空手，总是带来好些文稿，供我选用，用不着为发不出稿子发愁。这些稿子大部分是有分量的文学小评论，有的评论还相当尖锐。我觉得只要内容讲得有道理就采用，不管作者是谁，也没多少顾虑。这可得罪了一些人。”（《记胡风》楼适夷）

　　“我们发了很多文章，其中不少是所谓‘胡风派’的。我同胡风很接近，他办《希望》我们接触较多，他把阿垅的文章、路翎的文章送来，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我都给他登了，如批评马凡陀，批评臧克家、姚雪垠、田汉的，我都登了。”（《我谈我自己》楼适夷）

　　姚雪垠向胡风挑战的文章在单行本、杂志和报纸三处发表后，胡风震怒，当即组织反击。阿垅的文章不久就写出来了，题目叫《从“飞碟”说到姚雪垠的歇斯底里》（载《泥土》第4期，1947年9月17日）。文章发表后，阿垅把载有此文的《泥土》和其它稿件寄给胡风。胡风1947年9月22日给阿垅的回信中写道：

　　“信和论四则都收到了。信，刚才斟酌了一下，日内和另一文同时发出，这个公案算是告一段落，由他着慌去。当然，还可以在别的地方爆发的。——这么一来，他底生活关系完全弄清楚了。”

　　当年人们所说的“生活关系”指的是政党组织关系，胡风的信中所指便是赞同阿垅在文章中暗示姚雪垠是“***特务”。同信中，胡风不赞成阿垅文章中引用姚雪垠的原作，他批评道：“但写法，我觉得愈少引用原作愈好，否则有一种辩解的气息，因而力量不浓。当然，这样写法是较吃力的。”

　　其实，阿垅在文章中很少引用姚雪垠的原文，也基本上没有艺术分析，但还是写得“较吃力”，且让我们摘引几段如下：

　　“农民我说我不清楚吧，但是兵士，我是十分清楚的。我可以以我底差不多十五年的军队生活作见证：姚雪垠底兵士生活，底‘性格’，底形象，实在是完全出自杜撰的，——不管这个士兵原来是什么‘阶层’出身。”

　　“姚雪垠的杰作又是在什么出版机关出版呢？又住着什么人的屋子呢？”

　　“姚雪垠，简单得很，一条毒蛇，一只骚狐，加一只癞皮狗罢了，拖着尾巴，发出骚味，露了牙齿罢了。他的歇斯底里，就是他‘刻划’了他自己的‘性格’和‘穷窘’。”

　　阿垅当过兵，便以此来证明姚雪垠笔下的此“兵”非彼兵，这种逻辑显然不能成立；阿垅读到了《雪垠创作集》，应该知道出版社名称，为什么还要问“什么出版机关”，又要问作者“住着什么人的屋子”呢？显然话中有话；出于对“特务”的愤恨，阿垅可以破口大骂，但凭流言杀人，是否太武断了一点。

　　根据胡风给他的信，我们可以推断，阿垅的文章是根据胡风前信所提供的所谓姚雪垠的“生活关系”而措笔的，他暗示姚雪垠暂住地“怀正文化社”是***的文化机关，暗示姚雪垠是***特务。此时，胡风和阿垅已经把姚雪垠当成政治上的死敌！

　　胡风收到阿垅寄来的《泥土》后，把阿垅的文章交给《时代日报》的编辑顾征南转给楼适夷，分两期在《时代日报·文化版》上发表。姚雪垠读了文章后，非常气愤，找到报社来。顾征南回忆中写到了这件事：

　　有趣的是，阿垅文章发表后，有一天我回报社，楼老和我说，刚才姚雪垠上门来了，他责问我为什么要发表阿垅的文章，我说，你无权干涉我们编辑工作，你可以在那里骂别人，别人也有地方回答你。

　　1947年的上海文坛，只能用“混战”两字来形容，这边骂胡风等“宗派主义”“法西斯主义”，那边骂姚雪垠、陈白尘、马凡陀、李健吾等“客观主义”“市侩主义”“色情主义”。上海《大公报》有点看不过去了，便以纪念五四为由发表社评《中国文艺往那里走》，指出：

　　“近来有些批评家对于与自己脾胃不合的作品，不就文论文来指摘作品缺点，而动辄以‘富有毒素’或‘反动落伍’的罪名来抨击摧残。在国家患着贫血，国人患着神经衰弱的今日，这现象是大可原谅的。我们希望政治走上民主大道，我们对于文坛也寄予民主的期望。民主的含意尽管不同，但有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那便是容许与自己意见或作风不同者的存在。”

　　“谁能举出过去两年来可以与《阿Q正传》，《子夜》，《“差半车麦秸”》，《华威先生》伦比的一部作品呢？”

　　《大公报》此时已被“左派”人士诋为对***政权“小骂大帮忙”，无视它还有代表社会基本民主要求的一面。这则“社评”是否还有点道理，明眼人心知肚明。这是题外话，在此不论。两面夹攻

　　上海滩两派“内战”正酣，却不料香港正酝酿着另外一场风波，那里聚集着一批有组织的文化人，他们正准备以“整肃”回击“整肃”，全面清算和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1948年，《大众文艺丛刊》在香港创刊，这刊物是由***文艺机关领导的，主编邵荃麟，主要撰搞人都是当年重庆党的文艺领导层中人，如乔冠华、邵荃麟、胡绳等。

　　1947年底，由于***反动派的压迫加剧，在***的指示下，蒋管区的大批进步文化人士秘密迁往香港，准备分批转移到解放区。1948年初的香港简直成了一座文化城，比抗战时期的重庆还要热闹。香港是港英当局的地盘，由于自顾不暇，根本不管什么***和***，只要不反对它，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香港的进步文化人甚至可以写文章骂骂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绝对无人干涉。解放军的胜利指日可待，蒋介石的失败已成定局，他们感到自己是站在新世纪门口的幸运儿。当他们第一次享有舆论自由的时候，便畅所欲言，狠狠地渲泄腹中沉积已久的怨气。天上地下无所不谈，政治军事放言无忌，当然，谈的更多的是文化和文学，这是文化人的本行。然而，这样的环境中，这样的心境下，其实是并不太适合谈论文学的。

　　郭沫若首先吐出积怨，他受够了***的文化专制，也受够了胡风等对他的嘲笑和轻视。近几年来，从《希望》到《泥土》，从“无条件反射”到“斫樱桃树的故事”，他一直是人家的俎上肉。刚到香港一个多月，他便在香港大中学生新年团拜会上发表了《一年来中国文艺运动及其趋向》的演说，他呼吁“建立人民的文艺”，消灭“反人民的文艺”。他认为反人民的文艺有四种：第一种是茶色的文艺；第二种是黄色文艺；第三种是无所谓的文艺；“第四种是通红的文艺，托派的文艺。他们骂《李有才板话》，他们骂陈白尘的《升官图》。对于这种文艺，应予消灭”。

　　郭沫若的文章传到内地，蒋管区内正“内战”着的两派都为之一震，叫好的有，蹙眉的也大有人在。文章传到北平，《泥土》立刻大哗，主编在“编后记”中一通大骂：

　　看到了臧克家主编的《诗创造》里面的“怀着伤蔑的暗箭”的《后记》，不久又有了陈白尘底劝《泥土》改请叶青题字的建议，同时著名的吹捧批评家许杰便大叫“批评的混乱”，那位惯于依老卖老的，才子流氓玄学家三位一体的无条件反射论者还下结论说《泥土》是托派刊物……（见《泥土》第5期）

　　茅盾也到了香港。他是胡风等人的眼中钉。从批判《论主观》开始，到《清明前后》的论争；从作《读书杂记》为姚雪垠等辩护，到实际上被胡风等作为“客观主义”的总头目进行“整肃”，茅盾凭籍他的渊博和儒雅，凭着他的不可轻视的创作和批评实绩，成了胡风推行其理论的最大障碍。胡风等在信中嘲讽他为“抬头的市侩”和“清明先生”，但无奈他何。在香港文协组织的新年团拜会上，茅盾也吐出了肚子里的怨气，同时他“建议香港文艺界应该加强文艺批评工作，纠正前一时期主要存在于上海的文艺批评的偏向。这种偏向表现在对正面的敌人不去批评，好象有危险，而对自己阵营却很有一些不负责任的批评。这些批评调子唱得非常高，非常‘左’，使青年以为这是最革命的，但实际上它是要引导青年到错误的方向：这种偏向，在上海本来应该提出来检讨和批评的，但没有做，希望香港的文艺界能承担起这个责任来。”

　　郭沫若和茅盾的提议与文委（党在香港的文艺领导机关）的看法是一致的。不久，文委指示邵荃麟和冯乃超创办了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刊物《大众文艺丛刊》，展开了对不符合***文艺思想的错误文艺思想的批评，胡风等的理论和创作成了主要的批评对象。刊物第一辑上，发表了邵荃麟执笔的《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第二辑上，发表了乔冠华的《文艺创作与主观》，这两篇重头文章都正面地批评了胡风等的理论主张，虽然也承认抗战文艺存在着病态现象，文艺指导思想存在着“右倾”倾向，但病态的原因已不再是什么胡风所说的“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的分离”，而是“文艺上人民大众的集体主义意识的焕散，个人主义的意识的高扬，因而招致堕落的和反动的文艺思想的抬头”；对于病态倾向的分析也不再沿用胡风的“市侩主义”“客观主义”的术语。而代之以“旧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等等；文章还特别分析了胡风等“所谓追求主观精神的倾向”，认为它“仍然是个人主义意识的一种强烈的表现”，与上述病态倾向一样“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毫无疑问，这两篇文章的立足点和参照系都是以***的文艺思想和根据地（解放区）的文学现状为基准的，但能否运用来剖析国统区（蒋管区）的文艺运动，能否据此以“右倾”概括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许多人另有看法。

　　我们特别注意到胡绳在《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的两篇文艺批评，一篇批评胡风最赞赏的作家路翎；一篇批评茅盾最欣赏的作家姚雪垠。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刊物上最有份量的文艺评论。

　　胡绳《评路翎的短篇小说》（载第一辑）批评对象是路翎小说集《青春的祝福》和未收入集子的其它几个短篇。他仔细地解剖了路翎作品中对工人的描写，结论说：

　　“在那里，不管作者所写的是什么矿工，但所反映了的却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心情；要写工人的恋爱，但写出来的恰恰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恋爱；要写工人的思想，但写出来的恰恰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思想！……一个最简单的解答是：作者并不真正了解工人，而又不满足于仅仅在外形上来描画工人，想要‘深入’一点，结果就只能把所了解的知识分子的一套拿出来垫空子了。”

　　他接着剖析路翎对知识分子的描写，结论说：

　　这个作家用他的作品相当明确地反映了一个苦闷的窒息的时代中孤立的知识分子的矛盾和烦恼心理。但仅仅如实地反映不是艺术的目的，很显然的，作者也不满足于此。他企图从知识分子的苦闷的“内心”中找出崇高的一面足以引导他向前进的一面，于是他就——例如在《谷》中——赞扬起他的人物在恋情的高涨中与自然融化为一时的“生命力”的神圣崇高的感觉了，就把他在疯狂的苦恼下压制了失恋的伤痛当作是认识和工作上前进一步的契机了。但这难道是真的解决了矛盾么？这难道不只是知识分子的自欺***么？一面批判着知识分子，一面又用浮夸的自欺来迷糊知识分子真正向前进的道路，这正是读者从这样的作品中得不到任何东西的原故。

　　胡绳《评姚雪垠的几本小说》（载第二辑）的批评对象是姚雪垠的《牛全德与红萝卜》《春暖花开的时候》《长夜》和《记卢镕轩》，几乎包括了姚雪垠抗战时期的全部作品（除了《“差半车麦秸”》等短篇作品）。胡绳是姚雪垠的老朋友，抗战初期在老河口战区交往甚密，重庆时期也有来往，也许正是由于这层关系，他对姚雪垠的分析和批评更严厉，更苛刻。

　　他首先剖析《牛全德与红萝卜》，断定这是一部“失败”的作品，两个主人公的性格描写全是失败的

尤金日记：***谈胡风、饶漱石特务嫌疑作者：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
来源：译自前苏联解密档案
来源日期：2005-10-17
本站发布时间：2005-10-17 9:28:42
阅读量：675次


1955年5月25日与***同志谈话笔记



我于今日拜访了***同志，向他递交了苏共中央5月23日给情报局成员党的信件。毛同志对信件内容和苏共的建议非常赞赏，说这些措施原则性强，完全正确。毛同志对苏共中央给他这封信表示感谢。


在进一步的交谈中，毛同志提出了一些有关党的内部的问题。对于反动分子胡风的活动，毛同志说现在已经很清楚，胡风是一个地下反动组织的核心人物，这个反动组织得到了***或者日本特务机关的支持。毛同志说，胡风在1925年领导了北京的共青团组织，同一年他通知北京地下党领导陈毅同志，由于工作艰苦而危险，他辞去共青团的领导工作。那时胡风叫张因达（音译）。


在***时期，胡风在云南军阀部队里。这只部队名义上听蒋介石指挥，实际上在云南自成一体。他在那个云南军阀手下的政事部里当头头，从事政工工作。***逮捕了胡风两次，但发现他很快就自由了，他解释说是自己逃脱了。在日本政府特别严厉镇压进步力量和进步人士时期（1928－1937），胡风身处日本。当时，日本政府却没有压制日本作家百花子（中文翻译），现中央委员亦边（音译，不详）的妻子，或者胡风。毛同志指出，在这期间，胡风可能就被***或日本特务机关雇用了。


目前的反胡风斗争和中共不断地调查已经表明，在很多方面的负责阶层里已经并且仍然有胡风分子。在中共中央的宣传部里发现了他的追随者。胡风的一个主要高参是北京人民大学马列系的副主任，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人民日报的一个编辑也是他的支持者。几乎所有大城市（上海、杭州、西安、重庆等）都有他的代理人在党的和文化战线的部门里工作，某些人至今还在工作。已经发现的胡风分子中有多达200人是**党员，但肯定还有其他人。胡风一帮人带领了一批知识分子，大约有5％。毛同志说，对于我们要胡风分子承认错误，跟党走的呼吁，他们默不吭声，至今还有人保持沉默。有个别胡风分子在党面前坦白错误后，又去找胡风忏悔，声明他们的坦白是错误的。毛同志说，人们可以选择怎样做，跟党走，或者自甘堕落。对此，他提到在上次换发党证中有350,000党员（共7,000,000）由于反党反人民罪行、道德败坏、投机入党或动机不纯被清除出党。但是党内还有一些这样的人，现正在开展对他们的严肃斗争。所有这些表明一个事实，在中国，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我们利用胡风和胡风分子作为教材来教育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毛同志说。


在进一步的交谈里，毛同志谈起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对此他说，高岗、饶漱石在反党活动中采用了两种手法。高岗是个毫无道德，醉心于权力的人；在他的小圈子里他散布说，***身边聚集了两个不可信任的集团：一个以刘少奇为首，包括薄一波、李富春、刘澜涛、安子文等等；另一个以周恩来为首，包括了很多人。在另一方面，高岗说要反对这两个集团来保卫***。


毛同志说道，高岗在一周内安排了8场舞会：无论何时，只要他高兴，就下令召集女人跳舞。毛同志还提到高岗在政治上的狂妄。他说他与一个污点人物张明远关系密切，利用他来与（苏联）奉天总领事进行联系。张在1926年被中共开除出党，但在高岗的坚持下又被重新接纳入党，送入党校学习，东北解放后，被高岗调到奉天进入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


毛同志说，在捷沃西安同志访华期间，尽管中央想安排李富春去，高岗仍想尽办法挤进到东北的行程。由于李富春感冒了，高岗得到了这次机会。我告诉毛同志，我也陪同捷沃西安同志去了东北，在路上高岗与我们谈了两次话，主要是关于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组织问题，高岗并没有表现出要特别接近我们的行为。


毛同志提出高与捷沃西安同志一起旅行的问题，很明显是想说明高在设法接近苏联到中国访问的负责人以便从他们那里获取信息。


毛同志说，饶漱石一面对党表示忠诚，一面为***和外国特务机关从事地下活动。任命潘汉年为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就有饶漱石的参与。而潘汉年与美国、日本和***特务机关有联系。饶漱石、Yan Feng（原文如此，疑为高岗或扬帆）和潘汉年一起领导了一个反革命组织。


潘汉年向蒋介石集团通报了所有情报。1950年1、2月间，向台湾传递了非常重要的材料。苏联一个空军师到达上海的情报由潘汉年报给台湾。1950年2月6日***空军对上海的空袭是潘汉年策划的。对于他在蒋介石集团被赶出大陆后为蒋集团所作的工作，蒋先后四次为潘汉年授勋。授勋文件以及其他证据落入中国有关部门手中。


毛同志说，1953年对中共来说十分困难。他回忆道，在离开杭州之前，1953年12月24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说中共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公开的，为克服困难而战；一个是秘密的，利用困难来反对公开的司令部－党中央委员会，并且到处散布谣言。据毛说，当时他没有指明谁是地下司令部的头子，但高岗和饶漱石非常气馁。当宣读有关贝利亚反党活动的苏共材料时，他们非常沮丧。


转向国际问题和梅农（注：印度驻联合国大使）对中国的访问，毛同志说，在他对北京的10天访问期间，梅农讨论了中美有关台湾的会谈。梅农会见了很多中国政府人员。按照他们以前的协议，政府成员给梅农很多不同的答案。有些成员的话使得梅农很乐观；而另一些回答则使他很悲观。例如，朱德的声明“如果美国人要打仗，我们为战争做好了准备”，使得梅农不寒而栗。梅农被告知了中国对中美直接会谈的总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所有希望充当中间使者的国家得知与梅农谈话的每一件事，那么其他国家就会抢先充当中间人。除了印度之外，希望充任中间人的还有英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毛同志说，在这个位置上印度不会告诉英国他们在北京听到的所有事情。毛同志注意到，英国首相伊登自己要从新加坡到中国来充当中间人。但是对于他表示希望在曼谷会议之后访问北京的建议，中国有意给了一个答复使得伊登拒绝前来。这个答复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英国对台湾的政策实际上与美国几乎是完全相同。伊登的新加坡来信和伦敦来信（从新加坡返回后）有很大的不同。新加坡来信试图恐吓中国，说中国对台湾的政策会导致世界大战。伦敦来信就没有了这种恐吓。目前英国对台湾的政策与美国稍有不同。


毛同志谈到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注：沙氏第二天，即5月26日与***会谈）飞到北京的事情。他说，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害怕香港的激愤，不愿意在香港下机，直接飞到了广州。


谈话持续了2个多小时。师哲和T.F. Skvortsov参加了会谈。

***晚年曾高度概括自己的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撵到几个海岛上，一是发动了“***”对于刘的不满，毛在1950年3月意欲批判电影《清宫秘史》受刘的搁置时就初现端倪了。虽然毛与刘这次政治较量声色未露，其内心郁积的愤懑，迟至1967年4月1日，才通过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的发表大白于天下，但事情的发生，则早于胡风事件五年之久。
1956年4月25日，胡风事件刚过，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谈到“顶级反革命分子”时说：“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选集》第5卷第282页）毛在这里把无职无权的、当时连工作岗位都尚未确定的一介文人胡风，列于一连串曾经显赫过的人物之首，绝非偶然。原因何在？在于毛潜意识的未来的棋盘上胡风事件还要派上更大的用处。胡风事件搞定后，无论对于开展意识形态斗争，还是开展所谓“对敌斗争”，其实际的功利主义价值，都不是这些显赫者的效应可以比拟的。
　
二
　
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建政之初，不断开展斗争，继续革命巩固政权，几乎是一切工作的全部目的；而斗争锋芒在扫除了正面之敌对势力蒋介石及其残余势力之后，则越来越转向内部“敌对势力”的寻找与搜索。毛亲自发动的运动有：先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继而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再是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继而又是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在这两个由“点”到“面”的回合中，基本上止于思想斗争，没有涉及到对具体当事人如编剧孙瑜、主演赵丹、红学家俞平伯等的人身斗争，更不必说对鞭长莫及、远在美国的胡适了。但这些都只是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前导，都还不具有强烈的政治警示作用；而这一具备特殊政治指向的斗争工具，还有待于在不断展开的动的动向中去寻觅、挖掘或随机捕捉。1951年10月23日，毛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向全国知识分子发出思想改造的号召：“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一雷天下响，各个领域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上，纷纷作出思想改造的示范，各基层单位的芸芸小人物则一一仿效。这个在各个层面上展开的、大规模的以知识分子自贬、自损、自贱、自谤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改造运动，为了达到让斯文扫地，几乎到了要人人表态过关的地步。被动的与主动的、真诚的与敷衍的、公开的与未公开的书面检讨资料，真是堆积如山。
但是一直到1954年，在这堆积如山的检讨书中，有一份期待已久的、胡风的合格检讨书始终未到。胡风生性倔强，恃才傲物，自认为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第一年起，就是以共产主义者的为人道德约束自己”（《胡风致熊子民》，《胡风全集》第9卷第599页），自以为是党外布尔什维克者，感觉没有什么好检讨好改造并拒绝检讨。即使1952年9月，特别安排过四次“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实质是要胡低头认错做检讨的专题会议；1953年又继而公开发表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风并向其施压的文章，意欲彻底打掉胡的“气焰”，以迫使胡完全就范，按照口径，全面检讨。但胡软硬不买账，执意坚持，拒绝检讨。这样抵制“思想改造”的例子，当时实属罕见。连当年对独夫蒋介石都绝不买账的马寅初，也带头在北京大学率先开展“思想改造”；更不必说许多从蒋政权之下走过来的硬汉子了。（见笑蜀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2002年第8期《文史精华》）而胡风，在重庆时期确实有些牴牾《讲话》的言论，并被他的“宿敌”周扬历历记录在案，甚至连***也芥蒂于心呢。
1945年8月28日，毛抵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这期间，胡风曾三次见到毛：一次是9月4日，由冯雪峰陪同在曾家岩50号欢迎毛的舞会上，仅握手略略交谈几句走了过场；一次是10月8日，在张治中欢送毛的有500余人参加的大型鸡尾酒会上，似未直接接触；一次是10月11日，在欢送毛回延安的九龙坡机场，“虽然被徐冰从背后往前推了一下，但仍然没好意思走上前去握手”。（《胡风自传》）


赞
0


2006-4-17 16:49 回复
210.185.254.* 2楼

早在1938年3月，胡风在武汉主编的《七月》第10期上发表过《***论鲁迅》。这是毛于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演记录稿的首次发表（同天，胡在武汉各界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被推为大会主席）。这是两人在两地之间的唯一的一次文字之交，又是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本可引为谈资的；但在晤见时，经过抗战八年的烽火，似乎都淡忘了，连一句寒暄的客套话都没有留下。这三次不冷不热的见面相识，虽然从胡的方面说，显示其在高层社交场合多少有点腼腆、矜持的书生本色，但从毛的方面，与其说是疏忽、不在意，不如说是有意的冷淡。因为这次会晤之前，毛对胡产生的芥蒂早已深藏心底了。
但，毛这次与胡的会面，对其印象无疑是深刻的。他终于把久闻其名的胡风，在“两个口号”论争中展露锋芒的、在鲁迅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作为焦点人物出现的、与自己一同列名于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在延安与周扬以及徐懋庸等从上海来的文化人的交谈时屡屡提及的、只是见于书面文字或耳闻的胡风，和眼前这位零距离接触的、与自己身躯一般高大的、显得矜持而书生气十足的胡风联系在一起。在表面冷淡的背后，毛在内心对胡却是“十分重视”的。
1945年10月11日，毛与蒋签订《双十协定》后从重庆抵达延安，即指派与他同机往返的政治秘书胡乔木，第二天再飞回重庆，专程调查重庆左翼文化界几个重要问题，尤其是“胡风问题”；或者可以说，正是由于在机场看见了胡，触动了毛的政治“灵感”也未可知。这个安排，自非寻常。胡乔木飞回重庆后，约见胡风两次，在文艺理论上硬是谈不拢。后胡乔木又通过胡风约见舒芜，就舒在年初由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上发表的《论主观》、《论中庸》两文的哲学问题，在11月8日、9日，激烈地辩论了两个半天。胡乔木概括道：“***同志说过：唯物论就是客观，辩证法就是全面。而你的《论主观》恰好是反对客观；你的《论中庸》恰好又是反对全面。”（参见《百年潮》2004年第11期第41页）胡风始终在场，未置一词。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刚刚召开过的中共七大，在党章中已经确立“***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延安所及的范围内，包括重庆的左翼文化界，对此已是一片称颂赞扬之声，胡风的态度只能被认为是冥顽不化了。
胡在文艺理论上，与毛的文艺思想的分歧与冲突，在1945年后，越来越趋于明朗与尖锐。源于40年代初，由于胡对自己文艺理论的坚守，并因逐步形成由自己为核心的“七月派”，及其同仁在理论与创作实践上的积极呼应，胡愈发不屈不挠。用鲁迅生前曾经批评胡“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答徐懋庸》）的话说，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
1940年10月，胡风在重庆发表长达5万余言的论文《论民族形式问题》，对许多著名作家参加的“民族形式”的论争，作了像别林斯基似的“鸟瞰”：对延安与重庆两地的论争参与者，如郭沫若、潘梓年、葛一虹、光未然（张光年）、叶以群、胡绳、罗荪、巴人、周扬、何其芳、黄芝冈、田仲济、陈伯达、艾思奇、张庚、向林冰等，一一点名批评。用周扬后来的话说，胡把左翼作家批评尽了，是反对民族形式的。（胡风同仁在40年代办的好几个刊物，都承传了胡这个毫无忌讳的、狠劲十足的文艺批评的作风，被得罪的作家不在少数，这里不一一列举。但这却也为后来的胡风事件的一哄而起，上下互动，在客观上预设了“干燥的柴火”。）胡的基本观点，认为民族形式不是民间形式，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的新文艺形式才是民族形式，因为它是适应新的社会现实而产生的，是不能也不该倒退到复古主义的民族即民间形式的老路上去。这个理论虽然可从列宁的每个民族有两种文化的思想找到根据，但中共高层的观点是“民族形式就是人民的形式，与革命内容不可分”（中共宣传部致电董必武）。当时的中共，要宣传、组织以农民为主体的千百万群众投身革命与战争，亟待确立以民间形式为主的民族形式以教育之，这就不能不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了。


2006-4-17 16:49 回复
210.185.254.* 3楼

40年代初毛关于整风运动的三篇文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作为政治学习文件传到重庆左翼文化界，其反对教条主义的实质是批倒在延安的王明，而胡风与周恩来身边“才子集团”的乔冠华、陈家康等则发表文章，反对“用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并发表对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区与国统区的施行应区别对待的、颇有点“离经叛道”的观点。胡风又著文引申为反对国统区左翼文学界的教条主义，与延安反对王明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成了南辕北辙的两个概念。这自然引起了延安的严重关切，1943年11月22日，中共中宣部关于《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的工作问题《致董必武电》对此指出严厉批评：“现在
《新华》、《群众》未认真研究宣传***同志思想，而发表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如××论民族形式、×××论生命力、×××论深刻等，是应该纠正的。”董必武当即按照组织原则从事，迅速作出纠正，乔、陈当然也只得接受党内批评。乔、陈虽与胡交往不疏，或许碍于纪律似并未将内情告之，而胡仍浑然不觉；或许胡以党外布尔什维克自居，继续我行我素。1944年7月党员作家何其芳、刘白羽由延安抵达重庆宣传毛的《讲话》，并与胡细谈几次，其实是打招呼，胡仍有抵触情绪，“拘泥”地认为这只是理论问题、学术问题、文学问题，自以为本于马列经典，是没有什么错误可言的。
1945年1月，如上所述，胡在《希望》杂志第一期上，发表了遭到左翼文化界非议的舒芜的《论主观》，还有后来的舒芜的《论中庸》，引起了毛对胡的严重关注，是顺理成章的。
胡虽然在30年代初已投身左翼文学运动，并以此为安身立命之本，但却只心甘情愿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本体，还不适应时至40年代该以***思想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公式为本体的事实，并认为在政治上与中共为“同路人”，在文艺上自己可以有独立见解，这也是胡风所服膺的鲁迅的观点；而在毛看来，一节问题都从属于政治问题，并不存在什么理论、学术、文学等可以游离于政治问题之外的问题可以自由讨论的，胡只是“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尚不甘心服膺于自己理论的、时不时还要中共（通过周恩来）提供办刊物经费或道义支持的一介文人而已。不屑还来不及，热情更谈不上了。
这次***与胡风见面后，毛很快从军事上、政治上，继续全身心地投入了与***的最后决战。处于日理万机状态的毛，不可能对胡的文学活动多所关注，但反映到中枢的几件事，则很可能进入了毛的视野之中：
（一）1948年中共在香港主办的《大众文艺丛刊》连续发表了党员作家邵荃麟、乔冠华、胡绳、林默涵等人的文章，点名批评胡风的文艺观点与***《讲话》的对立。这显然是一次中共组织的、清算国统区抗战期间的文艺工作以宣传***文艺思想的举措，当然也是借以进行政策调整的举措之一。胡风则以长达十万字的《论现实主义的路》提出反批评。
（二）1949年7月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一次文代会，胡风出席了大会。7月3日，郭沫若的总报告《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中，有句“只准自己批批任何人，不准任何人批评自己的歪风是一种专制主义的表现，应该为我们有思想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所不取”。7月4日，茅盾的《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报告，其中有“关于文艺中的‘主观’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与态度的问题”这一部分，是对胡不点名的批评。胡是茅盾报告起草人之一，因有异议而未参加，这符合胡的性格。茅在报告后的《附言》中注明“胡风先生坚辞”，而不是通常使用的“因故”或“因事”之类的托词，其不合作的态度显得很触目。7月6日，毛“突然”亲临大会，发表简短的“欢迎你们”的讲话即退场而去。郭、茅的报告，恐非毛过目不可，而胡的“表现”毛当了然。
（三）1951年1月胡乔木约见胡，12月周恩来约见胡，1952年4月周扬在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的彭柏山（胡30年代的左联盟友，后被胡案株连）陪同下访见胡，这三位毛身边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对胡的不合作、“抽象地看党”提出批评，而胡则没有认错检讨的表示。


2006-4-17 16:49 回复
210.185.254.* 4楼

（四）据学者蓝棣之说：“中央档案馆里面有这样一篇文献，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艺界一个会议时说，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是***文艺思想。胡风当场表示，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江青回家给***说了之后，***很不高兴。”（见何梦觉编《鲁迅档案：人与神》第216页）
　
三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对于胡而言，是不愉快的。但是接踵而至的不愉快，则使胡一步步陷入层层叠叠的痛苦郁闷之中。但胡也是坚强的、豪迈的、欢快的。在1949年开国大典后，他即天才地写下了“时间开始了”，气势澎湃地呼唤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这首长诗在刚刚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激动了那个时期的许多激进青年知识分子。胡风说：“发表后，惊住了一切人。”当然，不包括大量仍存在着的、处于中间状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实际上是什么“时间开始了”呢？历史的实际走向，与胡缺乏深厚历史感的预期是大相径庭的。不是历经无数苦难后的中国，走向科学、民主、繁荣、昌盛的“时间”开始了，而是十月革命后在苏俄曾经经历的、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的“继续革命”将在中国展开的“时间”开始了。
此刻的胡存在着好几个误区。
误区之一：1949年开国大典后，11月20日，诗人胡风在8月1日刚定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政治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欢乐颂》，对毛的礼赞应该说是真诚的，邵燕祥对此解释“诗难作伪”。长诗近五百行，占据整版整版的篇幅，毛不大可能看不到或不知道，但毛对此并不领情。因为有个显著的事实，似为许多研究者所忽略，紧接着的长诗第二乐章《光荣赞》就不能继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而被挤到《天津日报》上去了。接下来合计长达四千五百行长诗的五个乐章《欢乐颂》、《光荣赞》、《青春曲》、《安魂曲》、《胜利颂》的出版就遇到了麻烦，只得先后由上海的海燕书店、天下图书出版公司两家私营出版社出版，几乎都是胡自己操办，“组织”并不沾边；而批评长诗的文字却接踵而至，搞得书店积压卖不出去。照说歌颂中共及其领袖、革命及其历史、人民及其英烈的作品，在这举国欢腾之际，按照常理是没有人敢从中作梗的，也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但毕竟还是发生了。解开这个误区之谜，还是鲁迅这句话说得透彻：“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隔膜》）据1949年12月14日《胡风日记》：“和胡乔木通电话。他不赞成《光荣赞》里面的‘理论’见解，当然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误区之二：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周扬的一手遮天。1953年1月、2月，《文艺报》连续发表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前者由《人民日报》转载），但胡不仅没有任何检讨，也毫无妥协之意。胡始终认为，是周为了30年代文艺理论论争与“两个口号”论争的恩恩怨怨，而对自己泄私愤图报复，甚至相当主观地认为，机械论统治中国文坛20年的局面都是由周扬造成的。
误区之三：1954年2月，真是无巧不成书。此刻万般无奈而又郁闷的胡风，读了报纸上公布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其实这是中共解决了“高饶集团”并未点名批判高饶的决议，其中有刘少奇在全会上不点名严厉指责高饶的内容：“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这里所指“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的措词，原指高饶，当然也带有普遍性，而胡联系到自己总是受周扬挤压的实际，把周扬拿来对号入座，越看越像是指周扬；以为是解决自己与周扬矛盾的最好时机来了。胡风遂于1954年3月至7月，在北京与外地的十多位同仁的配合协助下，三个月足不出户，全力以赴地写成《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状况的报告》即著名的《三十万言书》。7月22日，通过习仲勋向中央政治局及***、刘少奇、周恩来呈递。在这份《三十万言书》中，以天下为己任的胡风，对林文、何文进行了酣畅淋漓的反驳，并把矛头直指文艺界领导人周扬，还对文艺工作如何运作，踌躇满志地发表了意见。当次年1月14日胡向周扬提出，不要公开发表《三十万言书》，他还要修改时，已经由不得他了。这正应了“一字入宫门，九牛拖不出”的古训，何况三十万言呢！


2006-4-17 16:49 回复
210.185.254.* 5楼

误区之四：1954年10月16日，毛就《红楼梦研究》问题给中央政治局写信，严厉批评“大人物”压制“小人物”，发动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修改并定名的、以袁水拍署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批判《文艺报》压制“新生力量”时，政治上幼稚而又主观与过敏的胡风，以为是自己的《三十万言书》中对《文艺报》的批评发挥了作用；况且胡在此之前早就称，阿垅、路翎是受《文艺报》压制的“小人物”，其措词与毛不谋而合，天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呢。于是在10月31日至12月8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合召开的扩大会议上，胡风两次发言，把受《文艺报》压制的路翎、阿垅和受《文艺报》压制的李希凡、蓝翎，都作为“小人物”的新生力量联系起来，向《文艺报》的上级主管人周扬猛烈开炮。1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修改的、周扬在会上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其中第三节《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把批判重点转向胡风。胡到这时才提起笔来写《我的自我批判》，但已经迟了。1955年1月24日，由毛签发的《关于组织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中已决定：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对胡风派思想的批判已经初步展开，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亦将展开。（万同林：《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第308页）
误区之五：胡三四十年代在武汉与重庆先后办《七月》与《希望》杂志，周恩来在道义与经费上都曾给予支持，甚至通过郭沫若在第三厅为其安排工作，帮助解决生活待遇问题；即使1949年后，胡风也还保持着与周的通话渠道。按理说，在民主程序健全的情况下，位居第三位的周是有相当发言权的。其实，据有关历史资料，在延安整风后，确立了毛的绝对领袖地位，周对毛早已只有臣服的份儿，失去了共事的“同志”关系。胡对毛、周的实际关系的了解并不真切。周对胡保护、支持的空间是非常狭窄的，已与重庆独当一面时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周虽然对胡多次说过，有什么意见，可以写给中央参考，也只是一般反映情况之类的意思；而周同时也多次告诫胡：理论问题只有毛主席的教导才是正确的。这来自周亲身体验的话胡竟听不进去。政治底牌似未必透露给曾领导过胡的周公。一个明显的例子，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上公布《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即第一批材料的同时，也发表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当天，周接到胡风电话，胡说《人民日报》发表的《我的自我批判》，是第二稿而不是定稿的第三稿，“这里面肯定有鬼！”胡的稿子原是交《文艺报》发表的。周马上打了两个电话，先给管《文艺报》的周扬，后给管《人民日报》的邓拓，核实清楚后，指示《人民日报》既然搞错了，要发篇检讨。邓拓决定照周恩来的指示办，并责成经手人袁水拍起草检讨稿。袁求救于周扬，周将袁水拍、林默涵、康濯邀至家中商讨对策，感到棘手。结果，周扬决定绕过周恩来，直接去请示毛。周扬领了最高指示回来后，即向在周家中等候消息的袁、林、康宣布：“主席说，什么二稿三稿，胡风都成反革命了，就以《人民日报》的稿样为准，要《文艺报》按《人民日报》的重排。”周扬还向《文艺报》的康濯透露一个“秘密”：“主席讲，胡风是要逮捕的。”（康濯：《〈文艺报〉与胡风冤案》，1989年11月4日、18日《文艺报》）周扬轻而易举地把周恩来的“指示”给予纠正，恐怕连给周恩来的招呼都可打可不打了。而周恩来对胡风三天后的5月16日深夜，即17日凌晨，将被逮捕的“机密”还不知情。否则，他去发那个要《人民日报》检讨的指示有什么必要呢？这绝不是这位以干练著称的政治家所为。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55年5月17日，“凌晨，到***处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谈关于胡风问题”。此刻的胡风，已经在几小时之前，进了班房了。


2006-4-17 16:49 回复
210.185.254.* 6楼

误区之六：胡在重庆文坛上声誉颇隆，已被称为“中国的别林斯基”、“东方的卢卡契”和“鲁迅绝顶忠实的传人”（戴光中：《胡风传》），这些桂冠对胡而言是荣耀的，也是胡在中国文坛从事文艺批评工作，积十多年辛劳与奋斗的结果；然而，也是以胡的狠劲十足的文艺批评得罪许多作家为代价的。在民主健全的国度，这是不可能成为文艺范畴之外的任何问题的。但是，在中国则不然。尤其是“鲁迅传人”的称号，负面效应可能更大，虽然胡一般并不以此自称，但一旦较量起文艺论争，他都难免表现出浓厚的“鲁迅情结”。胡认为“董事会”即中共政治局内对文艺问题不懂都是外行时，其实，他自己却也并不懂“董事会”对文艺问题的运作与判断，将是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经验，并根据巩固政权的“利与害”的需要作出政治功利主义的决断，是不可能着眼于文学理论的“是与非”与艺术问题的“美与丑”的。对这个政治功利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绝对垄断，是绝不容许任何人插嘴的，包括周扬；苏俄搞了一个高尔基，中共搞了一个鲁迅，这两个党外布尔什维克虽然被尊崇得好像“圣人”似的，但是他们从文学艺术规律出发的文艺思想并未被接受。其实，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说得很分明：“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我注意到第一次文代会纪念文集的扉页上，有个毛、鲁侧面头像向左重叠的文代会的“会徽”，在胡及许多文化人看来，鲁独尊于文艺乃至文化界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们一般容易忽略，这个被独尊的“鲁”也将是按毛的为了巩固政权、继续革命、不容“破坏统一”的需要而被“改造”的“鲁”。毛为了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完全驾驭对鲁迅的诠释权，决意摘掉胡这顶十分令人注目的“鲁迅传人”的桂冠，是迟早的事。
此时，看到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公报的、处于兴奋状态中的胡风，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是个思想没有被“改造”好的人，完全忘记了对这十多年来发生的这一系列“不愉快”的根由的深层思考，他也完全忘记了颇有行政经验的彭柏山的忠告：“人家当家，要错也错下去，发现了以后再来改，不要别人插嘴的，所以有人说你杞人忧天。”他也完全忘记了对鲁迅有独到见解的贾植芳的提醒：“我们和鲁迅不同，鲁迅懂得中国历史，我们却不懂。”其实，当年胡风在鲁迅身边时，对鲁迅1934年发表的那篇《隔膜》确实没有完全读懂，或许没有在意。鲁迅说得很分明：“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糊涂。”
胡风的“糊涂”，是一个性情中人的“糊涂”，也是耿介文人的“通病”。用鲁迅的话说：“胡风鲠直，易于招怨”，“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这里借用王元化的一句话，似乎可说得更清楚些：“近读朱一新《无邪堂答问》，谈到和与介问题。无邪堂认为，必须接人以和，持己以介，和与介是并行不悖的。又说‘己介必以介责人，则触处皆荆棘矣。’”（王元化：《记任铭善先生》，2005年2月4日《文汇读书周报》）这是个很高的道德规范，王先生是用来分析一生坎坷的他的老师任铭善的。其实，移用于胡风，我以为也未尝不可。
　
四
　
毛之所以高度重视胡风一案，不在于胡的地位高低，当时胡只是拥有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全国人大代表等几个虚衔，连具体的工作岗位都没有确定，充其量是个作协驻会作家；而在于他讨厌胡对马克思主义词汇的“班门弄斧”，且在文学界又有一定影响力。毛就要把胡认定为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有了这只大口袋，不愁今后还会有地位更高、影响更大、人数更多的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还有什么“打着红旗反红旗”、“反革命两面派”、“反革命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党内代理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都要陆陆续续装进这个口袋里的。因为，这个从内部挖掘政治上敌对者的资源，反过来说陆续给敌对者戴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以置于死地，将成为今后继续革命的主要方略与基本走向。从这个角度理解，胡案之所以被毛捕捉，而亲自挥毫动笔，并居于第一线位置直接部署指挥不是偶然的，但必然性往往寓于随机性之中。


2006-4-17 16:49 回复
210.185.254.* 8楼

　
五
　
***要逮捕胡风的决定，究竟是怎样做出的？这可能永远是个谜。
毛在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者按语》的结束语，明明写着：“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政府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这篇文字当写于5月13日之前夕，不会很久，这里还有“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这句话。这意思分明说胡风及其同仁是有“出路”的“人”，还不是“无出路”的“鬼”。而13日上午，即第一批材料发表的当天上午，周扬跑到***面前状告周恩来插手胡风一案，如上第三节“误区之五”所述，周恩来要《人民日报》就登错胡风稿而做检讨一事，是不是毛听了勃然大怒，对周恩来庇护胡风感到恼火，遂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警告周恩来插手太多，遂执意让胡风由“人”变成“鬼”呢？6月10日公布的“第三批材料”的第二十二条，“1952年5月7日芦甸给胡风信（自天津）”有句：“希望你早点写信给周，表示要来北京，要工作；他迟不回信，又写信催；他再不回信，就来京找他。”“材料”注：“[周]指周恩来同志”。毛的《编者按语》对这句话分析批判道：“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这里有没有给周“上课”：要“懂得”他们这一套，“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的意思？在向全国公开的文字里，对其批评的笔调大概只能点到如此委婉的地步了。是耶非耶？这就有待于档案资料的进一步证实了。
“有人还听到胡乔木说，周总理看到‘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三批材料后说过：‘阿垅是我方的地下情报人员，给我方送军事情报的，中宣部和统战部要注意这个问题。’”（黎辛：《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作为周总理的这个重要证词，也只是说说而已，其对诗人阿垅的被逮捕、判刑，乃至瘐死狱中却毫无解救作用。一年时间查清这个证词，确凿无疑，但因“钦定”谁也奈何不得。（阿垅送军事情报的具体情况，见王增锋发表于《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的《还阿垅以真实面目》：其一，通过上海胡风转送军事情报，由胡风、廖梦醒、张执一证明，并“从中央有关部门历史档案查出：1947年6月24日上海我党一秘密电台所发出的一份《蒋进攻沂蒙山区计划》的情报，与阿垅、胡风、廖梦醒、张执一等人所谈相符。”其二，是通过南京郑瑛供给军事情报，1948年11月12日、13日、18日，12月12日、29日共五次。这份材料留底存天津市公安局。由郑瑛、张棣华证明。其三，是通过杭行在胡风家中给上海地下党送了三批情报，由杭行、蔡炽甫证明。其四，是通过方然为浙江游击队送军事地图，由方然、蔡炽甫证明。由于阿垅提供的情报在质与量方面均属上乘，胡为周恩来所熟知。否则，周见第三批材料时，不可能脱口而出：“阿垅是我方的地下情报人员，给我方送军事情报的”。）
毛一旦决定，就要付诸行动。不过，胡风是刚刚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还要人大常委会办理一下批准的“手续”。
1955年5月13日上午，毛亲口对周扬说“胡风是要逮捕”之后就作了布置：“这几天还要派人去看看胡风，稳定他一下。”周扬当即又对康濯做了如何“稳定”胡的具体安排。这天，《胡风日记》载：上午“区政府及军委工作组来量房子，要征用”，下午“听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晚“康濯和严文井来”。胡对此浑然不觉，天天依然练拳不断，对这一批又一批前来家中看屋、看望的“客人”仍以礼相待，蒙在鼓中，被“稳定”得很好。
5月16日晚饭时，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带领几个陌生人，来胡风家搜查。至17日凌晨1时半，胡风在家中被逮捕。公安人员继续搜查，大约天色将亮时分，胡风夫人梅志也被逮捕。


2006-4-17 16:49 回复
210.185.254.* 9楼

据上述《周恩来年谱》载：1955年5月17日，“凌晨，到***处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谈关于胡风问题”。现在未见当时会议纪要的档案资料，这次高层专题会议，对逮捕胡风以及胡风问题，究竟是如何决策的，无从知晓；但会议召开的时间，在胡风被逮捕之后几个小时，是可以肯定的。而会议的大致情况，似乎从下列两位知情人的文章中，可略知一二。
胡风事件见证人之一的黎之，在《关于“胡风事件”》一文中说：“当时是否逮捕胡风高级领导层有不同意见。有人（其中包括一直主张批判胡风思想的人）不同意逮捕胡风，理由是没有可靠的证据，宪法刚刚颁布。最后还是逮捕了。有人说胡风不是反革命作家。***说，“不是反革命作家，至少不是革命作家。”
时任***政治秘书兼中宣部副部长、与胡风1949年前后有多次直接接触与交往的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中说：“抓胡风，我是不赞成的。毛主席写的那些按语，有些是不符合事实的。胡风说，三年局面可以改变，毛主席认为是指蒋介石反攻大陆。实际上，胡风是说文艺界的局面。”胡乔木的这个说法是有佐证的：“陆定一说过，胡风案件要定‘反革命’性质时，***找了他和周扬、胡乔木商谈。***指出胡风是反革命，要把他抓起来。周扬和他都赞成，只有胡乔木不同意。最后还是按照***的意见办，定了胡风为‘反革命’。”（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第399页，1999年12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当年由中宣部派出参与审查“胡风案件”的、时任肃反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王康也证实了胡乔木的说法：“胡乔木还说，他对毛主席的决定提出不同意见后，担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可能就要完了。”王康当时对胡风案稍有不同意见，立刻受到罗瑞卿的呵斥：“王康！你这个意见是个坏意见！”（王康：《我参加审查胡风案的经历》，《百年潮》1999年第12期）
5月18日召开人大常委会取消胡的人大代表资格，是在胡被逮捕后一天。在随后的5月至6月的黑色日子里，一场席卷全国各地的搜捕大批知识分子的风暴开始了。被捕的还有：北京的路翎、绿原、徐放、谢韬、刘雪苇、牛汉、鲁煤、杜谷、闫望、于行前、冯大海、李嘉陵……，上海的贾植芳、彭柏山、王元化、任敏、耿庸、王皓、王戎、张中晓、罗洛、何满子、李正廉、顾征南、许史华、罗飞、张禹、梅林、满涛……，天津的阿垅、鲁藜、芦甸、林希、李离……，南京的欧阳庄、化铁、华田、洪桥……，浙江的冀访、方然、孙钿……，陕西的胡征……，湖北的曾卓、郑思、伍禾……，湖南的彭燕郊……，广东的朱谷怀……，辽宁的晋驼、侯唯动……，重庆的何剑薰、冯异……。能迅速提供这么一份全国各地胡风分子的名单，当非周扬莫属也。这些文坛才华横溢的诗人、作家、文艺理论家、批评家、编辑、出版家、翻译家，还有高等学府及文化研究机构风华正茂的教授、专家、学者，被正式判刑的只有三人：拖到1965年11月，胡风在北京被判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1969年又改判无期徒刑，收监关押）。1966年2月，阿垅在天津被判有期徒刑12年。3月，贾植芳在上海被判有期徒刑12年。随即在7月28日，中央宣传部查禁这些作家作品的《通知》下达全国。正如谢泳所言：从《通知》“开列的查封名单可以看出，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是歌颂新中国和抗美援朝的，译作也都是马列著作和革命文学，还有梅志的儿童文学”。“焚”了书又“坑”儒，所以毛直言不讳自比秦始皇；不过这里只是为更大规模的“焚书坑儒”做成了一个20世纪的样板。
当时，胡风事件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并震惊中外的“运动”，究竟株连、触动了多少人呢？
据1980年7月21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内有党员32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到1958年给予停职、劳教、下放劳动处理的62人。”许多胡风研究专家，如万同林、戴光中等都认为，这是个很不完全的统计，并指出：胡风家乡湖北蕲春县中小学所有语文教师，就因胡风问题被停职审查了一年，而其中只有一个张恩是胡风的侄儿；除此之外，没有一位教师与胡风有任何关系。


2006-4-17 16:49 回复
210.185.254.* 10楼

其实，就在这年秋天，公安部经过调查，上述那些构陷已完全澄清，汇报到中央领导“肃反”的“十人小组”。经研究，小组成员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宣部长陆定一决定：将此事压下，不上报***。倘若上报给一意孤行的毛，不仅难以改变既定之局，还怕有违毛的“战略”部署，自找麻烦讨苦吃。即使如此百般逢迎，他们两位也还是在劫难逃，十年后步胡风后尘，也被关进了曾经关押过胡风的秦城监狱。
最近，2004年第6期《随笔》上刚披露的，诗人贺敬之当年因胡风问题被隔离审查半年，“审查中对我到延安初期在《七月》杂志发表两首诗和解放初期胡风为我出版一本诗集，以及胡风到北京后我对他的几次看望，进行了长时间的审问，并结合我的文章和创作在大会上进行了全面批判，最后给了我党内严重警告（后改为党内警告）的纪律处分”。在此之前，外界无人知晓。这是党纪处分的例子，恐怕不属《复查报告》所指的范围之内。
据贾植芳指出：“关于我的问题，甚至‘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在五七年也成为是‘反右’的一项内容，不仅有一批伸张正义的教授们为此落马，连一些平时与我接近的学生也没有逃过。在五四（笔者按：‘四’字应为‘五’字之误）年我出事以后，我教过的五四、五五两个班学生也成了清查对象。”（贾植芳：《狱里狱外》第155页）幸好，毛鉴于延安“抢救运动”的教训，在1955年6月3日，由陆定一主持起草的《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中，特别交代了：“在中学生和小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否则，其株连数目更难以想像。”与胡风事件几乎同时发生的，还有一起“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冤案。潘汉年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江苏宜兴人，在北京开会期间，于1955年4月3日夜晚在所下榻的北京饭店被秘密逮捕，连市长陈毅都不知情。与潘汉年有兄弟关系的南京大学校长潘菽、在武汉的新华社湖北分社任社长的潘梓年一度遭株连。一时间，弟兄三个“反革命”竟在上海、南京、武汉三个长江重镇“窃据”高位的传闻，沸沸扬扬！正如毛在6月15日的胡风材料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通过胡风事件，“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会被我们一步一步地清查出来的”。1955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处理“胡风反革命案”的五人小组。7月，五人小组又发展扩大为中央“肃反”十人小组。于是，在全国范围内，由胡风事件转入了“肃反”运动，整肃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类知识分子。至1956年底，“肃反”运动一共查出8.1万多名“反革命分子”，有130多万人交代了各种“政治问题”。（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转引自万著第321页）由此可见，胡风事件演变为政治事件后，具有前此任何一个政治运动所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对于此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客观上所起的负面的“推波助澜”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六
　
历史怎能这样任意涂写？
其实，在胡风事件发生后，中国并不是个完全意义上的“无声的中国”，在当时就有人发出了“胡风不是反革命”的声音。敢说“不”字者，除高层有过那异见的声音之外，中层和一般知识分子也曾经表达过不同意见的声音，意义重大。虽然微弱，但这不屈的声音的存在，在那个年代确是难能可贵的。这不屈的声音之所以可贵，因为它是正义的，它是属于人民的，它是属于历史的。任何悠长的岁月都改变不了人民和历史的法则。
胡风长子张晓谷在《没有忘却的记忆》中曾提供一个情况：“父亲还没有平反时，大概是1979年初，我所在单位一个原来军宣队的同志告诉我，他的一个老战友1955年在公安部工作，参与‘胡风集团’案调查，没过多久就得出结论：证据不足，不能定为反革命。报告送上去，最终的批示是：‘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此人也就调离了公安部门。”这里所说的“送上去”，大概也止于中央“十人小组”，与上说恰好吻合。
1955年5月25日，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有700多人参加的斗争“胡风反革命集团”大会，翻译家、美学家吕荧只身一人登台为胡风辩护：“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是反……”，话未容说完，就给扯下了台。此事，经毛在按语中点名，故很闻名；但绝非“六亿一人”。


2006-4-17 16:49 回复
210.185.254.* 11楼

几乎同时，即第二批材料公布后，钱锺书说：“胡风问题是宗派主义问题，他与周扬有矛盾，最后把胡风搞下去了。”（见《随笔》2005年第1期第43页，原载高教部《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关于知识分子会议参考资料》（第二辑）第52页）当时一个名为何国芳的人在上海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汇编了一个资料。该材料指出：“在普通知识分子中，还有少数人公开表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对的，认为对胡风的斗争太过分了。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孔另境在讨论会上说：‘现在发表的批判文章千篇一律，没有超过林默涵、何其芳的论点。’同时他又说：‘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早就被胡风驳倒了。’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社田地说：‘我过去对胡风派的诗很感兴趣，现在也还看不出什么问题来，如有人能写出文章批倒胡风文艺理论，有创作出来的诗那我就服了。’”“有些大学教授口头上说胡风思想不值得批判，实际上有对立情绪。如复旦大学有些教授、讲师说：‘这样一来反而抬高了胡风。我们有资产阶级思想，可是没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该校外国语文系教授全增嘏（原文误为“暇”字。笔者按）说：‘胡风思想很混乱，没有什么道理，不值得批判。’外国语文系林同济教授说：‘胡风思想只能影响那些文化程度低的人，我们从封建社会来的有抗毒素’。”（见《内部参考》1955年102期第49页，新华社《参考消息》组编辑，北京。转引自谢泳：《一段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从一份被遗落的文档看中国的政治文化》，2003年第1期《黄河》）
仅以上几个事例可以证明，当时敢于在不同场合表示异见者，不认同胡风是“反革命分子”者，应该说还是大有人在的。不只是胡乔木、王康，至少还有这位公安干部、吕荧、钱锺书、孔另境、田地、全增嘏、林同济数人，否则，胡案的平反便失却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了。
1955年“肃反”和1957年“鸣放”期间，对于刚刚发生的胡风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强烈反弹的势头，绝不是偶然的。仅据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编缉的《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和复旦大学校刊编缉的《毒草集》和《明辨集》中，因“胡风问题”愤愤不平而被打成“右派分子”者有：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林希翎，新闻系学生潘俊民、朱维民、韩洪棣，计划系学生韩枫，财政系学生陈祖武，历史系学生张艺文、蒋济良、张可治、刘平、杨汝栩、朱福荣、罗旭畅，计划系讲师朱澄平，历史系讲师章起，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佟骏，新闻系译员徐京安，档案系助教马馨，出版社编辑曹达夫，该校职员濮仲文等人。该书还收录了清华大学s.c，北京钢铁学院章萼航、徐涤如、贾恩光、卢一安，四川大学龚鳌、潘英怀、郑尚可、冯元春，北京矿业学院洪念祖，山东大学杨学孝，同济大学张雅微，北京大学崔德甫等人。（万同林：《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第302页）
复旦大学王恒守教授在“肃反”时提出：“我过去以为胡风是党员，***分两派，两派争权，胡风不得势，后来探知胡风不是党员，我想***好比是和尚，胡风好比是居士，居士虽不出家，本领不一定比和尚差。”张孟闻教授：“贾植芳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思想问题。”“虽然，我对贾植芳不认识，但可以肯定，他不是政治问题。尽管你们这样说，我不这样看的。”（转引自贾植芳：《狱里狱外》第154页）
这自然是很零星的记载。据我所知：鲁研专家闵抗生教授当年是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也因胡风问题在一次鸣放会议上作了公正而客观的讲话，就被作为“右派分子”处理了。吴奔星因《茅盾小说讲话》由泥土出版社出版，而遭软禁两星期。这就无须再一一列举了。
当时中国有500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的达55万。当然，包括这些未出校门而因胡风问题殃及的莘莘学子，还有许多这里列名与没有列名的、敢于仗义执言的大学教授们。
其中林希翎为胡风辩护的“右派言论”具有代表性。她说：“胡风如果是反革命，那为什么他把自己的纲领提给党中央呢？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不管他的纲领正确与否，是不能采取镇压的手段的。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呢？”“总之，从三批材料看，不能说明胡风是反革命。”“说他们通信秘密，哪个人通信不是秘密的呢？说他们私人间的友谊是小集团，这就使得人相互不敢说真话，难怪有人说***六亲不认了！按照法律只有企图推翻政权的才叫反革命分子，而胡风显然不是这样的。”这个认识，与1980年7月21日《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结论，完全一致：“没有事实证明以胡风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也没有证据说明胡风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为目的的反革命活动。因此，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应属错案错判。”不幸的是，这个“右派”林希翎的“反动言论”，比“复查结论”早了23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这个报告的《通知》说：“‘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

2006-4-17 16:49 回复
210.185.254.* 12楼

”但是，好在历史的结论，还得由人民来书写，这不是任何违背人民的意志所能决定得了的！
　
七
　
胡风事件的发生，本质上是（排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外的）主流社会的人们对社会认识的分歧而产生的冲突。毛认为：1949年之后的中国应是以瑞金—延安—北京为轴心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延伸，其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必须与之一以贯之。我们通常所说的“计划经济”，其实就是“苏维埃”式的经济，其政治、军事、文化，也必须是“苏维埃”式的。因此，这就使整个社会继续处于“苏维埃”式的自我锁国与外部封锁的状态，于是只能无奈地以自力更生作为一条狭窄的出路。以刘少奇、周恩来为代表的一种观点则认为：1949年之后的中国应告别苏维埃共和国体制，应是向全新的人民共和国迈进的开始，因施政对象已扩大到包括“苏维埃”在内的全体人民，其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应与“苏维埃”有所不同。何况，国家已经正名为“人民”共和国，毕竟已不是“苏维埃”共和国了呢。所以，必须努力打开闭关锁国的状态，以合世界潮流才是康庄之路。因此，这“名实不符”与“名实相符”的矛盾与会歧，这两种对中国社会的认识的分歧的客观情势，就造成了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两种不同观点的不可避免的碰撞、震荡与冲突。
如果说批倒刘少奇、彭德怀、孙冶方，分别是属政治、军事、经济上的标志性事件，那么胡风冤案便是文化上的标志性事件，而且为所有这些事件的前导。他们都是试图把中国拉回到已无法回去的“苏维埃”老路上的障碍物和牺牲品。
《清宫秘史》，在今天看来是一部很平常的影片，当年为什么被提升到“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么吓人的政治高度呢？“文革”期间花费了那么大力气也没有把如何“爱”如何“卖”说清楚，即使今天人们也说不清、道不明其真实内涵。但是，我以为，我们如果把它放在上述两种分歧的治国理念上来理解，是不难寻找到应有的答案的。
坚持固有的“苏维埃”的治国理念，对于文学乃至文化的思路，就必须坚持《讲话》的原则决不动摇，因为它体现了“苏维矣”的精神实质。而胡风原先认为在重庆与延安对待《讲话》应有所不同，不能以教条主义对待之；后又认为1949年后的北京，应与1949年之前的延安有所不同，《讲话》已不能适应新情况，也不能以教条主义对待之。这是胡风在文学乃至文化上反对教条主义的重要贡献。正如邵燕祥所指出的那样：“说到‘反对教条主义’，在王明倒台之后，这个口号也就收了起来，时过境迁，竟成禁忌，历史证明，在***时代教条主义大行其道，那教条却已不是来自莫斯科的指示了。”（见邵燕祥：《愧对马克思》，2004年第6期《随笔》）因此，这在文化上的反复较量，几乎充满了整个毛的时代；这也是文艺界屡屡成为政治运动的重灾区的缘由。较量的结果。终于在邓小平时代，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这也是包括胡风派在内，许许多多中共党内与党外文艺乃至文化工作者，以无数的牺牲换来的成果。
胡风事件，本质上是文学与政治的冲突，是置身中国主流社会的、直道而行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和继续坚持“苏维埃”的政治原则的政治家的冲突。这个运用专政方式处理文艺理论是非的举措，是延安时期整肃王实味的继续。对于纵横捭阖的政治家来说，虽然有如快刀斩乱麻，可以收效于一时，然而，其代价无疑是巨大而惨烈的，其后果无疑是严重而久远的，其影响无疑是广泛而无法挽回的。胡风事件的负面效应，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民，以一代人的时间来默默地、长远地、痛苦地承受了。
1955年5月，胡风事件发生了具有戏剧性的、像三级跳一样的“急骤演变”，从以上接触的资料看，并非中共高层充分酝酿、反复讨论、集体研究“按部就班”推进的，而带有很显著的随机性。或者说，原先有个类似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治病救人”的解决方案，像对待当年的萧军那样，结果却完全走了样。从中国对内对外的政治走向上观照，这个事件把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阻断了。从1949年起，不断有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逆离境出国潮从海外归来，投身祖国建设，著名的如冰心、吴文藻、红线女、马师曾、老舍、萧乾、邓稼先、钱学森等等，在这期间，东南亚各国归国学习、工作的华侨学生亦络绎不绝。但在1955年发生震惊中外的胡风事件之后，这个方兴未艾、利国利民的正常进步与发展的势头也不复存在了。
胡风事件虽发端于文学，但它在被提升到政治上之后具有的转折意义，及其波动全局几十年的教训，无疑是极其深刻的，也是值得人们沉思的。差之毫厘，失之何止万里耶！


2006-4-17 16:49 回复
219.132.28.* 13楼

有没有看过孔庆东的这篇？

--------------------------------------------------------------------------------
周日在北航西门乌有之乡书吧听了孔庆东漫谈金庸，假武侠之名而谈革命之实
，嬉笑怒骂，果然不失醉侠风范。有个女生提问，声称非常喜欢章诒和那本书，
看了不下5遍，想听听孔的评价。孔庆东立刻就说了以下的话来。言语之间虽然语
气严厉，观点有点偏激，但一针见血指出章的虚伪和矫情之处。

　　提问：

　　那本畅销书读过不下五遍，非常喜欢，但是对这本书的评价，你提到他的语
言，你认为在那样的生活艰难里面，他崇尚非常高的生活，有什么不对吗？

　　回答：

　　你说"那样的生活艰难"，非常好，谁生活艰难？我要问这个问题。康同璧生
活艰难吗？不艰难，艰难不艰难是要比的。当时不知道你们家过的什么样生活，
我们家过的生活是吃馒头非常罕见的，吃窝头也不一定能很好的吃，因为没有菜
。我们家还生活在城市里，还有很多人捱饿，我们国家欠了那么多外债。在那种
情况下，他们家过的非常好，吃腐乳都要吃二十多种。他那个阶级是我们政权的
敌人，那个阶级过的那么好，***对他们的政策是极其宽大的，他们继续过着
很奢侈的生活。***对他们这么好的情况下，他们仍然梦想变天，他们时刻梦
想着骑在人民头上，后来拼命要翻案，说当年反右反错了。你当年是不是真实的
反党？你如果当年确实反对***，把你打成右派一点不冤枉，是对的，你应该
站起来说：我就是反对***，我是堂堂正正的英雄，为什么要求***平反？
你不是反党，那你跟党的观点是一致的，可是你现在跟党的观点不一致，现在拼
命说革命是错的，50年代，文革，错的，给你平反又说对的。你这人格有问题啊
，这人格放在资产阶级里也是卑鄙的啊。我说此书写的好，说他感情真挚，真的
留恋那样的生活。书里说你们家毛巾这么脏，毛巾要每天换一条，这才是人过的
生活，那我们工人农民解放军过的都不是人的生活，我们一年能买几条毛巾，我
们家毛巾买不起，我们家毛巾是工厂发的，是社会主义给的福利品，一年发两条
毛巾，我爸发两条，我妈发两条。而他说毛巾要天天换，不然过的不是人的生活
，床单是每天一换，洗的很白。书里边赞美很多东西，都是不自觉流露出来，在
我看来都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史良的婚姻是多么好的爱情，周总理关心她，给介
绍的小白脸，原来是上海巡捕房的，岁数小很多，晚上到卧铺睡觉了，小丈夫拿
着小箱子，两个钉子，一个小帘，在卧铺钉两个小钉，一挂，自己坐在火车旁边
，望着外面茫茫的原野，说这是爱情，这是爱情吗？我读到这里万分恶心，这怎
么叫爱情？这种生活当然是你的自由，有那个条件，没人管，但有什么可炫耀的
？当时我们过这样的，你们过那样的，不错啦，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天天说这
个党不好。要斯大林那样的党，就枪毙，到斯大林那儿，全部要消灭。我们中国
是有人道主义的国家，关键是思想的问题，解放以后什么都没有变，他们的孩子
坐汽车，我们的孩子雨里泥里爬着去，他们还欺负我们。那些大右派，看见漂亮
女孩子就跟着人家走，一旦出了事，一旦反右运动开始，他们这些人互相出卖，
陷害，人格丧尽。从***的角度来讲，反右是一点错误没有，从他们的角度来
讲，反右也没有错误，有什么错误？你就是右派嘛，要推翻执政党，对政权构成
威胁，不应该批评你？批评你是轻的，已经宽大了，你说错误，关键站在什么立
场，你说中国今天是好时代，坏时代？没法说，如果家里有亲属刚刚在矿井上砸
死的，跟我的立场就不一样，刚刚吃完十万块钱大宴的人，立场也不一样，中南
海的人立场也不一样，即使在五十年代，大多数人生活比较一致的时候，立场也
不一样，有的人认为这个国家欣欣向荣，有的人认为这个国家很艰难。怎么艰难
，就认为不如他当皇帝好，不如他在紫禁城里，随便杀人那样好。作者是真诚的
，他没有掩饰自己的心情，但他那种叫艺术吗，我可能跟他的艺术观不一样，他
们建立在别人血汗之上的那种东西叫艺术，还是凡高、齐白石那种叫艺术？他们
那种东西是靠金钱堆起来的。


　　中国人有钱了，又兴起了收藏热，电视台的那些编导都开始收藏了，他们买
齐白石的画，但他们看墙上的画时，会为艺术而心灵震动吗，他们看的是钱，是
150万或300万。他们这些人是对艺术的一种糟蹋。真正倒霉的右派是有的，是小
右派，比如一个中学老师，一个普通的教员，在单位里说了一句错话，正好别人
要陷害他，他和别人关系不好，给他打成右派，以后平反了，只是摘掉一个帽子
而已，生活一辈子被耽误了，倒霉的永远是小人物，倒霉的是下层人。金庸小说
里写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改革开放之后，都平反昭雪了，大右派百倍
疯狂地向人民索取，比当年凶恶十倍。我们的血泪谁去写？在矿井下砸死60多人
，谁给每人写一部《往事并不冒烟》？他们一个人死了赔多少钱？生命都是有价
钱的，上层人的生命价格和下层人的生命价格就是不一样，革命本来就要改变这
个东西的。


　　当然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但是正因为革命不容
易胜利，不是我们以前所想的正义总是压倒邪恶，正因为经常是邪恶压倒正义，
这才是我们生活的意义。写作和工作，其实都是人类的一种对宿命的反抗，由此
我们获得一份生命的意义。我们如果不怎么努力的话，正义不容易到来，我们必
须肩住这个闸门，阳光才会射进来。所以我也到处向人们推荐这书，只是我推荐
的角度是不同的啊

周扬的前半生：曾被鲁迅指为“四条汉子”之一2009年10月29日 16:03　来源：人民政协报　发表评论　　【字体：↑大 ↓小】图:***与周扬(左)等在延安
【点击查看其它图片】
　　周扬的前半生

　　1949年6月30日，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文艺大军齐聚中南海，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7月19日，中国文联宣告成立。作为创始人之一的周扬，此时41岁，刚过不惑之年，也将及他的半世人生。那么，在成为中国文联创始人乃至文坛领袖之前，周扬的前半生，又是怎样走过的呢？

　　读书和入党

　　1908年11月，周扬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原名运宜，字起应。在家乡度过了几年近于私塾的学习生活后，1925年秋季，他考入上海南方大学，1926年又转入大夏大学。在大学时期，周扬虽对革命思想非常感兴趣，但对他影响最大的却是尼采。周扬自述说:

　　惟因当时在李石岭教授影响下，深深醉心于尼采主义，尼采思想在我的生活中曾起重大作用，我应该说，是革命的作用，他教了我大胆否定一切因袭、传统、权威，在我脑筋中行了一次大扫荡，没有这次大扫荡，接受马克思主义也许不会有这么纯净、干脆。然而也正因为这点尼采主义的教养，使我在1927年对革命极端的倾倒当中，保持了在组织上超然的立场。

　　尼采的“上帝死了！”“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名言，使周扬受到了鼓舞。在扫荡了“脑筋”中的“传统、权威”的同时，周扬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了对***的向往。周扬在自述中写道:

　　“四一二”以后，正当白色恐怖非常高涨，昨天还是革命者的我所认识的好些同乡，今天突然变成了规矩人的时候，我却再也不能抑制我的愤怒，我感到一种要报复的欲望，于是我就加入了党(《周扬自传》。这是周扬在延安鲁艺工作期间所写，没有具体日期，据行文推测，大致在1943年前后)。

　　那一年是1927年，正是蒋介石对***人进行“四一二大屠杀”的恐怖时期。这一年，周扬19岁。这样一个时期，这样一个年龄，这样一个举动，周扬对加入党组织的热切渴望，不需着墨渲染已跃然纸上了。

　　虽然成为了一名***员，但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周扬并没有对党所领导的革命有多大作为。加上随之而来的暑假，周扬决定借探家的机会，到当时大革命的中心武汉去寻找一份工作。在武汉徜徉了一个多月后无果而返。等到他再回到上海的时候，不但他的入党介绍人夏钟润到日本去了，而且“以前的同志许多都不见了”，而“留下的也是消极的消极，自首的自首”，周扬伤心地写道。总之，他“已再找不到组织这个东西”了。

　　怀着“不能忍受这样长的日子”的心情，周扬不想再在大夏大学熬两年拿文凭，而是转到了不到一年就可以拿到文凭的高师科。在拿到文凭后的1929年初，他来到了左翼思想和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十分盛行的日本，一方面寻找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另一方面将自己的理想融入到左翼文学行列。周扬在自述中写道:

　　在东京，我拼命地看左翼文艺书籍，拼命地找日本左翼文化人的关系。我入了日本左翼文化人所主办的暑期外国语大学，参加了中国青年艺术联盟(左倾的中国留学生所组织的，有叶沉“即沈西岭”许幸之等)，因此引起了日本警察的注意，在日本大检举时就被逮捕，和一个左倾日本朋友一道，在拘留所关了一月，因无犯罪证据被释放。出来后，在东京再呆了二、三月就回到上海了。

　　登上文坛

　　在上海，从1930年到1931年底，因为没有找到组织关系，周扬是“抱着革命的志愿并无行动的生活着”。除由湖南老家接济外，他主要靠自己介绍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写点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赚稿费维持生活。当得知“剧联”是左翼文化活动的团体时，他经赵铭彝的介绍成为其中的一员。这位后来的文艺理论家大约是一个拙劣的演员。据他和赵铭彝回忆，他在获得第一次上台的机会后，就演砸了。他所饰演的是一个小小的角色——一大群苏联士兵中的一个。剧情要求他在受伤倒下之前英勇地喊一句口号，但因为他浓重的湖南口音而几乎没有谁能听得懂。由此，他的舞台生涯也随之画上了句号。

　　不过，周扬对此似乎并不在意。作为一个已经失去组织关系几年而陷入苦闷的年轻人，能重新回到党组织的怀抱中，这无疑在精神上是莫大的安慰；而几年来他对左翼文艺的追求，虽然其中夹杂着对尼采理论的承接，但并不妨碍他成为苏联“拉普”(“苏俄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简称)文艺的坚定拥护者；而他的睿智和理论素养也使他比在舞台上更能发挥作用。从留在《周扬文集》第一卷、发表在1931年的文章中，读者都能体会到这位后来的文艺理论家年少时期的风采。

　　这一切，当时党的文艺的领导人也看在眼里，因而让周扬转入了“左联”。此时，虽然“左联”刚成立仅一年多，并处在***当局的高压之下，却搞得有声有色。来到这里的周扬，显然找到了发挥自己的舞台。1933年5月，周扬担任“左联”的党团书记。1934年开始，在上海的中央局和江苏省委遭到破坏，“文委”失去了上级领导，也失去了同中央的联系；到1935年2月阳翰笙、田汉被捕后，“文委”只剩下了周扬和夏衍，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周扬担任了“文委”书记。周扬回忆说:

　　“文委”经董文学指示由我担任书记，随后又陆续增添了一些新的成员，重新调整了“文委”及其所属各联盟的组织，继续坚持工作，保存了党的组织，并随着形势的发展，扩大了党的队伍。到1936年夏，我们和党中央重新取得联系的时候，“文委”系统原有党员加上新发展的党员达一百人，为上海党组织残留党员最多的单位之一。这些党员中有许多人后来都成了党的重要干部，其中虽有坏的，但多数还是好的，有的并为革命英勇牺牲了(周扬:《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问题》，未刊稿)。

　　1937年“七七事变”后，周扬在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的安排下，带上苏灵扬和一岁多的女儿，与李初梨、艾思奇夫妇、何干之夫妇、周立波、林基路、李云阳、舒群等一行12人，从上海出发，途径西安前往延安。

　　阐释***文艺思想

　　1937年10月，周扬到达延安。作为党在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周扬曾与鲁迅等人产生过矛盾，并被鲁迅指为“四条汉子”(另外三条汉子是田汉、夏衍、阳翰笙)。关于这一点，尽管陕北与上海千山阻隔，但在延安的***也是了解的。周扬到延安的初期，没有丁玲、萧军等作家那样风光，还要就与鲁迅之间的矛盾向***作出解释和自我批评。他首先在中宣部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作，也许连职务都没有。但是，时间不长，随着与***等领导人交往与接触的加深，他所拥有的组织才能和理论素养也被党中央所看重，并被委任为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的职务，稍后又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以周扬的年龄而言(不到30岁)，以其初次来到中央工作的资历而言，说这项任命是中央对他委以重任，是没有夸大成分的。

　　1938年4月，在发起成立鲁迅艺术学院的名单里，在***、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之后，周扬也名列其中。1939年11月，周扬并担任副院长。从现今披露的史实来看，***对鲁艺非常重视，他不但亲自作为发起者之一，而且为这所学校题写了校训、校名，写了题词，并多次来到这里演讲。从他委派周扬担任副院长(吴玉章为院长)并兼任院党团书记也可看出，他对周扬是多么重视。在此期间，担负领导职务的周扬，依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宣传，阐释党的宣传政策。

　　1942年，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周扬对***为这次座谈会准备讲话贡献甚大；***讲话后，周扬直接参与了讲话的修订工作，并且着手编辑《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

　　《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编辑宗旨，就是阐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书中前言指出:“这个讲话构成了本书的重要内容，也是它的指导线索。从本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同志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当然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思想又恰好证实了***同志文艺理论的正确。”

　　这是中共党内第一本着意阐释***文艺思想的书，对于确立***在文学艺术界的领导地位作用甚大。此后，周扬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文艺思想的阐释者了，其在文坛的领导地位也大大加强。

　　徐庆全

胡风事件的起源




重庆的胡风给了延安一个含混的身影


最早，是鲁迅将胡风与***联系起来。胡风是鲁迅的学生，一直以传承鲁迅精神为己任；而***，也始终认定自己“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1937年鲁迅逝世周年纪念日，延安的陕北公学举行纪念大会，***出席大会并演讲。
***在陕北公学的演讲记录稿辗转传至胡风手中，胡风对***顿生知音之感，立即在他主编的《七月》上(1938年3月第3期)以《鲁迅论》为题刊出：
《七月》第3期出版后，胡风照例寄给在延安的朋友刘雪苇，并请他分赠一本给***。毛收到后即回信表示感谢说，看过了，“很欢喜”，还说：“如有新的，请续寄我。”
武汉失守后，胡风撤退到重庆。1939年6月，《七月》复刊，复刊第1期上发表了白危的《***片段》。
作为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士，雾都重庆的胡风与红色延安、与延安窑洞里的***无疑建立起一种深沉的精神联系。
但胡风不是***员，他身上还存留有“五四”知识人“独来独往”的性格。他编刊物，卖文，为生计所迫，也到复旦大学兼几个钟点的课，也在***的机构兼个差。
更麻烦的是，与***的一些人或事上的联系，或多或少模糊了胡风的左翼政治身份。他前往***国际宣传处应差，当然是迫于生计，但政治上幼稚的胡风不懂得要向上汇报。后来，胡风辞退了国际宣传处的差事，由周恩来安排，在郭沫若领导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做专任委员。此时的胡风也算是有组织的人了，可他依然没有什么组织观念。
上述种种，致使周恩来不能不对胡风有了看法。他相信胡风是左翼的革命者，但对他与党的关系心存疑虑。


胡风对***“讲话”的态度引起延安的高度关注


约在1943年夏，由“文工会"党的负责人冯乃超主持，在重庆乡下召开了一次小型的座谈会，学习和讨论***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讨论到培养工农兵作家的问题，要胡风发言。胡风根据***指示的“根据地文艺工作者和***统治区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认为“在***统治下面的任务应该是怎样和***反动政策和反动文艺以至反动社会实际进行斗争，还不是，也不可能是培养工农兵作家”。
此次座谈会重点是胡风发言，因为党不仅看出他政治上“和党半条心”，而且早就明确发现他在文艺上“闹独立”。他说：“我自己编刊物那是完全独立自主、不受任何人影响的。”胡风文艺上的我行我素，更体现在“民族形式"的论争上。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做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为了解决王明们的教条主义，在这个报告里，毛大谈学习的重要性，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呼唤“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延安的文艺家由此展开了有关文艺的“民族形式”的大讨论。雾都重庆受到红色延安的感染，也于1940年在左翼文化人中间形成了“民族形式”讨论的高潮。尽管在一些观点上略有差异，但延安和重庆的理论家们基本取向一致，都抨击“五四”以降的新文学传统，将“民族形式”等同于“民间形式”、“旧形式”的改造。胡风显然是被激怒了，费时三月，撰成《论民族形式问题》一书，肯定“五四”文学传统，指斥各种大同小异的“民族形式”理论乃是“农民主义，民粹主义的死尸”重新“发散着香气”。
胡风的“民族形式”理论惊动了延安。1943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就重庆《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的“工作问题”致电董必武，称现在《新华日报》《群众》未认真研究宣传***同志思想，而发表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如××论民族形式，×××论生命力，×××论深刻等，是应该纠正的。其中的“××论民族形式”，显然指的是胡风的《论民族形式问题》。
1943年冬，周恩来在边区大礼堂东北角的会议室向延安文化界做报告。周在报告中讲到胡风对“讲话”有些不同意见，还强调说：“我们当然不是要求***统治区的作家像解放区的作家那样深入生活，但是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改造思想与立场的原则是一样的。”周在报告中还提到，他在重庆与胡风谈话，问胡风的文章为什么让人看了难懂。胡风说他是搞理论的，担心别人挑毛病，他把可能被挑剔的地方预作解释，所以，文章有时绕弯子。周建议胡风写得通俗些，文句不要太欧化。
1943下半年，胡风作为一个无论政治上抑或文艺上都有“问题”的国统区左翼文化人，引起了延安高层的高度关注。


胡风弘扬“主观战斗精神”，拒绝来自延安的“改造”


1944年4月，延安选派何其芳和刘白羽赴渝，向大后方传达与宣传***的《讲话》，并调查那里的文艺思想与活动情况。临行前，周恩来为二人做了周密安排，让他们请郭沫若主持活动。
胡风是“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的常务理事兼研究部主任，得知何、刘二人来渝的使命后，便以“文协”研究部的名义召开了一个欢迎会。会上，何、刘二人照例报告了延安整风的情况，强调作家的阶级性和思想改造这些根本原则问题。然而，他们的报告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有人会后讥讽道：“好快!他们已经改造好了，现在来改造我们了!”冯雪峰还说：“他妈的!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哪里?”胡风自己也有不满，他看重的还是那个所谓的“环境与任务的区别”。随后，在“文工会”这边，胡风也曾有几次或被约去闲谈，或由何、刘等来看望，彼此汇报情况，交流看法。有一次，何、刘在“文工会”介绍边区文化活动，胡风也参加了。另一次，由郭沫若等出面召集，开了个文艺座谈会，也邀请何、刘与会，还是胡风主持的会议。这些座谈会，暴露了胡风的真实思想，何、刘二人也就将这些写进了给延安的报告。
何、刘来渝的这段时间，胡风正忙于筹办《希望》(皖南事变后《七月》被停刊)。1945年1月，《希望》第1期终于问世，刊发了路翎的中篇小说《罗大斗的一生》，还有阿垅的诗。更惹人注目的是理论，有舒芜的长篇哲学论文《论主观》，还有胡风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论主观》力图从哲学史的角度凸显主观精神的战斗作用，实质乃是呼唤个性解放。胡风在《编后记》中说，《论主观》提出了“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可见对该文的推崇。他自己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篇幅不太长，近乎发刊词，实与《论主观》相呼应，张扬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观战斗精神”，强调作家主体与客观的感性对象的相生相克，反对冷静旁观的客观主义和演绎概念的主观公式主义，同时也反对创作上的“民粹主义”，主张作家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时不要为它所淹没，因为他们身上“随时随地都潜伏着和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
《希望》第1期犹如火上浇油，与《讲话》为代表的***文艺思想的对抗更加鲜明，并且在别人看来，这种对抗业已“集团化”、“帮派化”。林默涵是紧随何、刘二人之后派往重庆的又一位“延安专员”，他回忆说：“《论主观》和胡风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两篇文章引起了党所领导的重庆进步文艺界许多同志的注意。……我和一些同志不赞成舒芜文章中片面强调主观作用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在革命工作上会招致盲动、‘左倾’；在文艺创作上，会引向脱离生活、脱离人民，是值得商榷的。”1945年1月25日，由冯乃超主持，在郭沫若领导的“文工会”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这个会实为批判《希望》而开，与会者除了来自延安的何其芳、刘白羽和林默涵，还有茅盾、邵荃麟、冯雪峰、蔡仪和胡风。
1945年1月25日的批判会不了了之，问题摆放在了周恩来面前。2月初，周亲自出面，在曾家岩周公馆召开座谈会。
此次会上，只是开始时提到《论主观》，胡风解释说，他只对舒芜文中的个别观点有同感，发表该文的真意，是希望用“无情的批判”来分析它。胡风既然如此解释，周恩来对《论主观》也就不再说什么。话题转到了胡风他们大力抨击的“客观主义”。批“客观主义”，打击茅盾等一些作家，不利于左翼文人的团结。周在会上向胡风问清了他所谓的“客观主义”的含义之后，委婉地暗示说，用“客观主义”容易招致误解，也许用“旁观主义”要好些。一年后胡风离渝赴沪的前一天，与周话别，周索性挑明了对胡风说，延安在反对主观主义时，你却在重庆反对客观主义。
胡风决定不屈服。第2期的《希望》上又刊发了舒芜的《论中庸》。这也是一篇充满战斗性的文字，其主旨与《论主观》差不多，还是倡导个性解放，认定个性解放即是道德，反对借口“防流弊”来扼杀个性解放。与此同时，胡风敦促舒芜抓紧写反击文章，准备“迎战”。舒芜的长篇反击文章写成后，胡风读过，认为“气魄不大，太斗鸡似的了”，还提了一些具体意见，主张要写成一种像打囚徒的鞭子那样的文章，用橡皮包着钢丝，打伤了人还看不出伤痕。在胡风的鼓舞下，舒芜发挥“主观战斗精神”，又接连写就发挥《论主观》《论中庸》二文思想的多篇文字，一一发在《希望》上。
座谈会之外，批判胡风派的文章也时而出现。《论主观》发表后，黄药眠写了《论约瑟夫的外套》，解剖舒芜的“唯主观"史观。肩负使命的何其芳，先后发表了《关于现实主义》《关于“客观主义"的通信》等文章，向同情胡风理论的王戎和吕荧论争。


***委托胡乔木解决“胡风问题”


1945年8月28日，***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胡风平生第一次见到了***。那是一个晚上，胡风和冯雪峰由徐冰带领，前往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下榻在这里。红岩村正在举行一舞会，徐冰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机会，将胡风和冯雪峰引到毛身边。毛很客气地同他们握手，还简单地谈了谈。10月11日，毛飞回延安。行前，张治中举行欢送毛的酒会，胡风应邀出席。
同***一道来重庆的还有他的秘书胡乔木，他专门约了胡风谈话。此次他们谈了约三个小时，至于具体内容，《胡风回忆录》语焉不详，只是记载说：“我向他汇报了国统区文艺界的情况，详细内容记不起了。”
10月11日，胡乔木陪同***回延安，翌日即返回重庆。胡乔木此番来渝，是受毛的指派，专程来解决重庆左翼文化界几个重要问题，“胡风问题”即是其中之一。胡乔木很快又约胡风谈了两次，然胡风固执己见，仍然谈不拢。
最后，胡乔木概括起来说：“***同志对于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把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同无产阶级革命性区别开来，而你这个《论主观》《论中庸》问题的关键，恰恰是把这两种革命性混淆起来。”胡乔木已经说得十分明确：舒芜观点乃是与***思想针锋相对。
（傅舸摘自《百年潮》2004年第11期，胡学常文）

标题: 徐庆全：“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是怎样酿成的 [打印本页]

--------------------------------------------------------------------------------
作者: 李云雷 时间: 2006-4-12 03:22 标题: 徐庆全：“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是怎样酿成的


　　——《“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始末》之上篇

　　目录

　　关于亲历者的回忆

　　丁玲与周扬

　　丁玲、陈企霞的“滑铁卢”：《文艺报》与文研所

　　肃反：丁玲过不去的一道坎

　　1955年9月30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向中央宣传部并中央呈上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中宣部在审议了这份报告后转呈中央。12月15日，中央向“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发了这个报告。

　　至此，“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定案。

　　作为这个“反党小集团”头目的丁玲，1932年加入中国***，在白色恐怖的三十年代即担任过中共左翼文艺的领导人，并发表了《沙菲女士日记》等作品，成为国内外著名的作家。1933年5月，丁玲被***逮捕。被软禁三年后，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丁玲逃到延安，因其身份深受***的信赖。建国后，一度担任中国文协（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副主席、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报》主编、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了在那个年代被视为最高荣誉的“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

　　另一名头目陈企霞，1933年加入中国***，也是“左联”的一名老战士，曾两次被***逮捕。四十年代到延安后，先后在中共中央青年运动委员会宣传部及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工作。1945年担任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文协副秘书长、《文艺报》主编。

　　即使是列出这样简约的简历，大致也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事实：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丁玲、陈企霞是坚定地跟中共走的；在和平年代，中共对他们也是委以重任的。

　　认定这样一个事实，困惑也就随之而来：为什么在建国刚6年，这两位曾经受中共非常信赖的人竟然会变成“反党小集团”的头目？

　　这是一个被亲历者回忆中所忽略的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被丁玲身边人如陈明等所曲解（有意还是无意？）的问题

　　这是一个被研究者称之为“谜”的问题。

　　这是一个要描述这场冤案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


--------------------------------------------------------------------------------
作者: 李云雷 时间: 2006-4-12 03:23


　　关于亲历者的回忆

　　亲历者的回忆文章，以李之琏和黎辛以及丁玲的丈夫陈明为代表。

　　在“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发生时，李之琏是中宣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先后发表了《不该发生的故事》、《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处理经过》、《一场是非颠倒的批判闹剧》等文章。黎辛当时是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先后发表了《我也说说“不应该发生的故事”》、《再说个“不应该发生的故事”》等文章。

　　李之琏、黎辛两人，都是因为参与复查“丁、陈反党小集团”案而后来在1958年反右“补课”中被定为右派分子的。因这一案件所受到的磨难使他们在回首往事的时候，无法有心平气和看待历史的心态。因此，在回忆到这一事件时，对事件的成因谈及不多，即或偶有涉及，也不免带有某种自身的感情色彩而归结于个人因素或宗派主义之类。

　　比如说，李之琏在《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一文中，在谈及这场冤案的成因时，虽也谈到“有人说”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必然产物”的原因，但对这一说法并不认同，认为这样“笼而统之地归罪于左倾思想往往说不清具体是非”，而是更强调“主持人”的原因：

　　因为处理每个案件都是由一定的人主持的。对错误事实的认定，对处理人的方式方法，对当事人的各种要求等等都是由主持人规定的。这个主持人的思想作风，他对人、对事、对党的政策的态度，政治和思想水平的高低等等如何都有重要的关系。这个主持人如果经常说了不算，或朝秦暮楚，毫无定见，或以个人好恶来认定是非，或感情冲动、看风使舵、随风倒，……他就不可能正确处理人的是非曲直。这个主持人如果只是思想认识上“左”，但能听取群众意见，尊重多数，也不致错得出格，黑白不分。这个主持人如果实事求是精神很强，能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也能够避免夸大和捏造就能作到防“左”；这个主持人如果不存成见，能客观地对人对事，不媚上，不压下，不个人决定一切，也能作到公正处理。

　　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李之琏所说的主持人，当然是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读者可以知道，李文说周扬“经常说了不算”，“朝秦暮楚、毫无定见”之类的话，并非空穴来风，是有所本的。比如说，周扬的确主持了对丁玲、陈企霞的批判，也的确在甄别阶段同意改写对1955年批判的结论；稍后，在反右派运动前夕也的确向丁、陈道歉——只是这种道歉是反右的一个部署而已（见后面章节），也的确在“反右”时主持将丁、陈又打成右派。还有，反右“补课”时又株连出一个“李之琏反党集团”，周扬也脱不了干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就赞同李之琏的分析。

　　“笼而统之”地看，李之琏这样说有一定的道理，但这里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党内政治生活必须正常；一是不搞运动的现实条件。可是，在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中期，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的记忆中，有的只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的影像；一种以对领袖的狂热而取代的对正常政治生活漠视的“内存”。在这种“左”的形势下，要求一场运动的主持人“实事求是精神很强，能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显然是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这就如同要求***不犯“晚年错误”一样而漠视历史的存在。“看风使舵”，“不可能正确处理人的是非曲直”是周扬所独有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人们知道，这是体制的因素。

　　这道理，还不用联系到各个单位在历次运动中所造成的冤假错案来证明，从李之琏本身的做法就可以讲通。

　　从李之琏的文章来看，他在接手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案是在“肃反甄别阶段”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倡导的1956年到1957年早春时节，是在***和中共中央到处游说“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全党整风之初。这是一个让全党心情舒畅的短暂的季节，也是可以“大鸣大放”的季节。只有在这样的氛围下，李之琏才能认为定丁、陈为“反党小集团”证据不足，认为“应该坚持按组织手续办理”，不能以思想问题作给人作政治结论。他在中宣部的会上也讲了自己的“看法”——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显然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我们有理由问，在1955年反胡风和肃反中给丁玲、陈企霞定案时李之琏在干吗？丁玲和陈企霞都是归中宣部机关党委管理的干部，而作为机关党委书记的李之琏，除了对开除陈企霞和李由然党籍问题从组织程序上提出意见外，为什么对于从思想上给丁玲、陈企霞定罪则未置一词？在中宣部讨论丁、陈问题 的部务扩大会或其它之类的会议上，李之琏是主要成员之一，如果他“的思想作风，他对人、对事、对党的政策的态度，政治和思想水平”比主持人高，而且又比主持人“实事求是精神很强，能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自己所管理的干部据理力争，不“也能够避免夸大和捏造就能作到防‘左’”吗？但是，李之琏没有做到这一点，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只有在“肃反甄别”和“大鸣大放”的季节，在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际春领导的复查小组中，李之琏才能有对同志政治命运关心的态度，才能兢兢业业地复查核实，并在作协党组的配合下修改了对丁、陈的定性。但是，“反右”开始后重新对丁玲、陈企霞的揭发批判中，即使是张际春挂帅的这个修改结论也被宣布无效。而李之琏呢，在8月3日第十次会议上，也作了他在晚年回首往事时认为是“一次最大的违心之言”、“长期以来在我的心灵上是一种莫大的遗憾”的支持给丁、陈定性“加码”的发言。他在发言中说道：

　　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些党员同志由于一时没有识破他们的阴谋，或者识破而没有料到有这样的严重，曾经在一个时候被他们的假象所迷惑，低估了他们的错误的严重性质，特别是机关党委有几个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在过去一个时候没有看到他们错误的一贯性和没有看穿他们的别有用心的目的。曾经考虑过把他们叫做反党小集团是否合适，是否严重了一些。但根据现在揭发的事实看来，这种看法是落后于事实的发展的，是对他们的错误估计不足，这是右倾的表现，这应作为一个教训。现在已看的很清楚，他们的错误决不是一般的思想错误，决不是所谓自由主义的错误，而是一个蓄意良久的反党的政治阴谋，是个小集团，有组织的活动。[ii]

　　这样的发言，与周扬的“看风使舵”，“朝秦暮楚、毫无定见”，也并无二致。

　　由此说来，反思历史时，如果不抛开个人的感情色彩，不但不可能正确地得出某一个历史事件的成因，而且也往往会把自己也一起兜进去——这不仅是我读李之琏的回忆录所得出来的印象，在读其他一些人的回忆录时，也常常能看到这样让人哑然的情节。

　　比方说，我提到的陈明的回忆。

　　陈明作为丁玲的丈夫，亲历了“批判、定性——重新审理、改写结论——加温、加码、再定性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过程”种种（李之琏语），也为此遭受磨难，但在谈论起这一事件的发轫时竟然让人难以想象他是在中共党内生活多年的老干部。本世纪初，陈明在与采访者探讨“谁整丁玲”这一问题时这样说道：

　　对批丁玲，首先是作协写了报告的。奇怪的是，一、作协的这个报告，不会是6月才写的，它肯定有个酝酿过程。它是否经过党组会议集体讨论通过了呢？二、这个报告是副书记刘白羽、总支书记阮章竞签名，而党组书记周扬为什么不签名？周扬知道不知道这件事？同意不同意？参加酝酿了没有？三、报告送到陆定一那里，陆也不能不问周扬。陆向中央打报告时也只用陆定一的名字，而周扬是中宣部分管文艺、领导作协的副部长，从中宣部角度看，你周扬应该签名啊，不署名是不正常的。

　　批丁玲，怎样批，显然是商量过，周扬有意避免出面，怕被说成是搞宗派主义。同时，这样做就把批丁、陈的责任巧妙地推给上级，从而壮大批判声势。在批判的过程中，周扬就多次闪烁其辞地说：“这个会是经过中央的！这样的会，中央不说话，我们能开吗？[iii]

　　陈明尽管对周扬连续用了几个疑问，但在他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就是，为丁、陈定性周扬是幕后操纵者。这样的说法却根本不合情合理（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专门探讨周扬为什么没有在这个报告上署名的问题）：

　　其一，如果在这个报告上同时署有陆定一和周扬两个人的名字，有陆定一这个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在前，周扬难道还怕被人说成是搞宗派主义？而且，如果说要“壮大批判声势”的话，部长陆定一和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联合署名，团结一致，其声势岂不更大？

　　其二，陈明认为周扬是把“责任巧妙地推给上级”。无非是说，周扬为了避免担责任，自己假装不知道，而让刘白羽、康濯、阮章竞，直接找陆定一。从中共的组织程序来说，周扬在陆定一面前玩这样既低级又低能的游戏，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作为在党内生活了多年的老党员的陈明，应该能想到这样的游戏在党内是不能、也不可能玩的。而且，即使像陈明所说周扬“有意避免出面”，敢玩这一游戏，如果陆定一认为周扬该出面，周扬能避免得了吗？

　　其三，说周扬巧妙地推脱责任，这未免把周扬看的太高了吧？以周扬而言，在“***”前十七年中，是紧跟***和中共中央的一个典范性人物，我们这样说，恐怕无人提出怀疑。即使如此，他仍然被***认为是“政治上不开展”（十七年早期），“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十七年晚期）。在丁、陈“反党小集团”事件发轫的对《文艺报》“压制新生力量”的批判中，前主编丁玲挨了批判，而专司文艺界管理之职的周扬也未逃脱，他被指责为“放弃了对《文艺报》的领导权”，与丁玲一样写出检讨。1955年1月15日，周扬在给***的一封信中，还在检讨自己：“他（胡风――引者）又称赞我政治上很强，我说并不如此，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等的错误思想我都没有及时地进行斗争，就是证据。”可见，周扬当时绝没有“推托责任”的“觉悟”的，相反，他有的只能是让自己在“政治上很强”和在斗争中勇于承担责任的渴望。所以，周扬不可能有30年早知道的远见，预想到后来人们会对批丁玲、陈企霞这场运动重新评价，先把“责任”来推个一干二净。况且，在随后作为对丁玲、陈企霞批判的执行者，周扬的“左”的表现也证明了这一点。关于这一点，陈明作为当事人恐怕比别人感受得更多，也应该比任何旁观者理解得更透彻。

　　其四，从当时的大背景来看，对胡风的批判所引发的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使人们又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大批判、肃反审干，人人积极参加，唯恐落后于人，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想到自己是“左”了。以丁玲、陈明夫妇对党的忠诚而言，在当年受批判时，也没有觉悟到是党错了。现今留下来丁玲在当年的检讨，不也是发自内心的吗？

　　由此说来，要回顾这个事件的历史过程，总结其教训，就要充分理解周扬、李之琏包括陈明在内的那一代***人，因历史原因而形成的一些特定观念和思维方式，否则的话，就无法理解他们的许多令今人看来显得多么不尽情理的言行。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一个人，尤其是一个为世人所瞩目的人的沉浮线，通常总是由后人而并非当世人所能描绘出来的，当世人是看不到那只有后人才能看到的冷峻的现实的。因此，虽然经历若干年后，人们对某一个历史事件有了清醒的认识，但这认识并不能替代当年的认识。否则，也就割断了历史，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在看待历史事件时，似乎人人都愿意当诸葛亮，但同样一个诸葛亮，是“事前”还是“事后”，这区别就大了。不过，既然希腊神话中象征人类智慧的猫头鹰在夜晚才能起飞，我们当“事后诸葛亮”也并没有什么不妥当。问题的关键时，有时人们往往把“事后”与“前事”搞混了。陈明在新世纪初对上个世纪50年代的事件的认识，大约可归结到此类。

　　但是，即使作这样的分析，对于亲历者的说法，我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筛选历史，有选择地遗忘或者逃避历史是人的通病。虽然这种遗忘或逃避常常会把历史真相遮盖起来令后人一头雾水，但我们也只能含着朦胧伤感的泪水给予同情而不该过于苛刻。

　　“丁、陈反党小集团”案的成因，就作为一个“谜”，等待着我们去破解。

　　 李、黎文载胡平、晓山编：《名人与冤案——中国文坛档案实录》（二），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

　　[ii] 《李之琏同志的发言》，载《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1957年9月。

　　[iii]邢小群：《是谁整丁玲——陈明访谈》，《黄河》2001年第6期。


--------------------------------------------------------------------------------
作者: 李云雷 时间: 2006-4-12 03:23


　　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

　　虽然我对亲历者的回忆作了质疑，但是，至今仍为文坛所熟知的周扬与丁玲解不开的死结，的确是因为这次对丁、陈的定案而形成的。因此，要描述丁、陈冤案的成因，梳理一下周扬与丁玲的关系，为后面的叙述作一铺垫，是重要的内容之一。

　　九十年代初，我曾听到这样一个消息：1983年11月初，有人到木樨地看望丁玲，见到丁玲后，发现她今天特别高兴。来人自然感到诧异。丁玲开始笑而不答，后来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来人还是不解，她才神秘地说：“等着看这几天的《人民日报》吧！”来人困惑不解而去。11月6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周扬答新华社记者的文章。当然，这篇文章名义上是答记者问，实际上是周扬对他所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文章的自我批评。那时，正是中共党内对周扬的“异化论”猛烈批评之际，也是周扬在文艺界大权旁落之时，同时也是丁玲再一次为自己的历史问题结论向中央申诉中央正在审理之际。

　　而就在11月6日这一天，丁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认真学习、开展批评、整顿文坛、繁荣创作》的讲话——这显然是经过有关人士刻意安排的。讲话中，丁玲藉“清除精神污染”的东风，指责周扬领导下的文艺界存在着“散发着臭气，污染社会，毒害青少年”的“支流”，她认为，这些支流“千万不能忽视”。为此，她警告说：“如果我们对这些支流不警惕，不及时防止，不打扫清除，任其泛滥，就会造成灾难，给我们国家、民族带来痛苦。”为此，丁玲郑重地向文坛发出了“扫除邪气，整顿文坛”的号召。[ii]

　　以“清除精神污染”为契机，丁玲与周扬以往的恩恩怨怨再一次引起文坛的关注。

　　“丁玲与周扬，本不该成为无法和解的对手。”作家李辉在谈到周扬和丁玲的关系时写道：“他们有那么多可以成为朋友的因素。同是湖南人，且家乡常德与益阳相邻；从事同样的文化创造，同被视为左翼文学的代表人物；拥有共同的理想，同属于一个政党；一度同为所崇拜的领袖赏识……”

　　然而，他们几乎从来没有亲密合作过。

　　他们的分歧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丁玲被捕前，在上海任左联党团书记，被捕后，接任这一职务的恰恰是周扬。在“左联”的这一段时间，就现有的材料，我还没有发现周扬与丁玲在工作上有什么龌龊。尽管如此，据学者研究，此时周扬与丁玲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那么融洽了。

　　这里不能不提到冯雪峰。

　　冯雪峰是中共党内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早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就在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1932年，他将在上海寻求革命的周扬吸收进“左联”，并委以重任——“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的主编。但其后两人除了短时间的友好相处外，大部分时间是在严重对立的状态。1933年冯雪峰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后，周扬继而成为上海左翼文化界的领导人。1936年5月，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返回上海，在上海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但因以前与周扬的对立关系，他没有找周扬，这引起了周扬等人的极大不满；其后因为“左联”的解散、“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的不同看法，两人的关系更加紧张。[iii]

　　而相比之下，冯雪峰和丁玲则保持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早在1927年，丁玲和同在北京的冯雪峰就相识了。尽管那时丁玲已与另一位后来牺牲的左翼作家胡也频是夫妻关系，但她仍然对冯雪峰产生了超乎朋友关系的感情。在后来的岁月中，丁玲对这一感情从来没有否认过。她坦率地承认，冯雪峰是她“第一次爱过”的“男人”。因为是第一次，所以丁玲认为，她与胡也频的爱是浪漫且带有孩子一般的游戏，而对冯雪峰的爱则是刻骨铭心的。之所以没有离开胡也频，是因为在丁玲看来，冯雪峰缺乏胡也频一样的热情和勇气。如果冯雪峰有这样的勇气，他和丁玲的结合也就必然了[iv]。不过，没有结合也并未影响两人之间的信任和感情的沟通，彼此的那份深深的牵挂甚至贯穿了他们的一生。

　　由于与丁玲有这样的关系，冯雪峰对周扬的看法，客观上也影响了丁玲对周扬的看法。

　　1942年4月初，丁玲的杂文《三八节有感》遭到了一些高级干部的批评。在心情郁闷之中，她写了一篇借题发挥的悼文：《风雨中忆肖红》。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但我仍会想起天涯的故人的，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着难的。前天我想起了雪峰，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没有自己的了，他工作着，他一切为了党，他受埋怨过，然而他没有感伤过，他对于名誉和地位是那样的无睹，那样不会趋炎附势，培植党羽，装腔作势，投机取巧。[v]

　　丁玲研究专家袁良骏据此分析说：

　　这段话，明褒雪峰，暗贬周扬，明眼人一看便知。对周扬的这些坏印象，当然不自延安始，而是植根于三十年代，植根于周扬在领导“左联”时的所作所为，植根于“两个口号”论争。丁玲1933年5月14日被***特务逮捕，“两个口号”论争等事她并未亲炙。然而，她1936年逃离南京后，曾在上海稍事逗留。营救她、接待她、安排她转赴延安的，正是冯雪峰。可以肯定，关于“左联”的一切，她都了如指掌。丁玲和周扬在延安的历史碰撞，实际上，正是“左联”矛盾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vi]

　　除了为学者所说的这一原因外，周扬和丁玲在“在延安的历史碰撞”还有着更深刻的原因。

　　1978年春天，周扬在接受赵浩生的访谈时，谈到了在延安与丁玲的分歧问题：

　　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派主张要暴露黑暗。

　　周扬与赵浩生的这个谈话，发表在1979年第二期《新文学史料》上。当时，丁玲刚刚结束流放生涯回到北京，正在为自己的平反四处奔波。此时，周扬虽然刚刚复出且与文艺界无缘，但他这番话自然引起丁玲的高度警惕的：他这样讲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为自己的平反设置什么障碍。丁玲想到这一连串的问题，也是顺理成章的。

　　因此，当丁玲勉强以党员的身份参加第四文代大会时，即在一个有周扬在场——此时周扬已经回到文艺界的领导岗位上来——的会议上，对周扬的这种说法公开提出驳斥：

　　一名外国记者，赵浩生先生写过一篇访问报告，说延安嘛就有宗派，一派是“鲁艺”，为首的是谁谁；另有一派是“文抗”派，“文抗”派是以我头子，还有艾青。事实上，当时我恰恰不在“文抗”。“文抗”有七个负责人，他们是萧军、舒群、罗烽、白朗、艾青、于黑丁、刘白羽，他他们七个人轮流主持，没有我。那天艾青笑着说：“我是独立大队。”萧军，你们看得出来，那是个英雄，他能参加哪一派呀！他什么派也不会参加，他就是萧军派，他还能以我为首哇！哼？你算什么！……所以，我们很多人，大约并没有什么派，但是居然有人说他是派！他又是派的头子！又是以他为代表！这就是说，有派了！要没有，他能承认吗？[vii]

　　周扬的讲话，是从思想上归“派”——即“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而丁玲则回避了思想问题而从组织上归“派”，因而强调的是“宗派”问题。至于当年在延安是否有周扬所说的有“暴露黑暗”与“歌颂光明”之争的问题，丁玲则巧妙地回避了。

　　后来，丁玲在一些场合对此仍然予以驳斥。李锐在纪念丁玲的文章中，再一次提到了丁玲对周扬这番话的看法：

　　在医院时（1979年年底――引者），她（丁玲――引者）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如《两个反党集团》的决定尚未撤销，这是“毛主席批的”），不免谈些不愉快的往事。她给我看了《新文学史料》上赵浩生写的一篇访问记，内中还涉及延安文艺界的所谓“宗派纠纷”。她认为这不利于安定团结，现在不应当再这样来回顾过去（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她总结文艺界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在讲话中曾着重提到宗派主义的危害）。出院后，在万寿路招待所，我遇见周扬同志，便谈到丁玲对这篇访问记的意见，建议他去看望她。后来丁玲告诉我，周扬到他家来了，可惜的是事先不知道，她不在家，没能相互畅怀一谈。[viii]

　　丁玲对李锐私下的谈话，只强调不能这样“回顾过去”，而对周扬所说的“歌颂光明派”和“暴露黑暗派”是否存在，仍没有表示明确的意见，也并没有公开撰文来澄清。

　　1982年，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的回忆录中，则对此完全否认：

　　为了准备这此会，毛主席分别找了很多人谈话，我也是被找去的一个。这次毛主席和我谈话内容只是有关批评的问题。毛主席和其他同志交谈中是不是谈到了后来为一些人所宣扬“写光明”与“写黑暗”，或“歌颂光明派”与“暴露黑暗派”的问题，我不知道。当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这样严重的分歧与争论。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文艺》第二十六期发表了我的《我们需要杂文》一稿。写文章的起意，或者用今天的眼光去检查文章的内容，都不像后来有人指责的那样，说这是我在号召暴露黑暗，甚至把我晋封为暴露黑暗派的头头。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到许多重大问题、根本问题，也提到写光明与黑暗的问题。每个问题都谈得那样透彻、明确、周全，我感到十分亲切、中肯。[ix]

　　尽管丁玲不得不提到***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关于“歌颂”与“暴露”问题的论述，但为否定自己是“暴露黑暗派”的头子，不但将***在讲话中着重论述的这一点特意轻描淡写了，而且在提到在延安引起争论的作品中，只提到《我们需要杂文》而刻意不提比此文招致批评更严重的《三八节有感》。因此，此段文字处处都能让人读出其刻意掩饰的痕迹。

　　事实上，丁玲是完全知道当年对这个问题是有过“这样严重的分歧和争论”的。这有她在1942年6月写的《关于立场问题我见》的文章为证。

　　这篇文章是丁玲在学习了***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后发表的感想。她不但提到了“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争论的例子，而且把这种争论提高到“立场与方法”的高度来认识。[x]

　　在丁玲去世、周扬也去世后的1993年，丁玲的丈夫陈明又在《丁玲在延安》为题的文章中，对周扬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认为丁玲“不是主张暴露黑暗的代表人物”。有意思的是，陈明并没有对周扬所说的延安存在“暴露黑暗”与“歌颂光明”之争予以否认。[xi]

　　如此说来，抛开丁玲是不是“暴露黑暗”的代表人物不论，周扬所言的延安存在这两个派别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读者都知道，在写作手法上的所谓“歌颂”与“暴露”，是在30年代左翼文论中初现的，而真正作为一种写作上的评判标准，恰恰是在40年代初的延安正式形成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但详细论述了应该“歌颂”而不应该“暴露”的问题，而且钦定了二者之间的界定标准（详见下文）。在新时期以前，准确地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这种写作手法上的争论，一直是困扰作家的理不清的问题，也是在“阶级斗争”这根弦下的一个严肃的、单调的政治音律，作品一旦跑调——擅长写所谓“暴露”的作品，作者不但不被视为人民的作家，反而有可能以文获罪。但是，在新时期以来我们党已经完全地解决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问题后，这一问题已不再是探讨的对象。——这一巨大的进步，是经历过在政治韵律下写作的作家感到巨大欣慰的，同时也是现今所谓的“新生代”作家所不能理解以至于漠视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周扬的话也罢，丁玲、陈明的话也罢，在今天的意义只能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标本而已，只有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才能为这个标本注入血液，使其重新鲜活起来。研究文学史的任务是，用这个鲜活起来的标本，来还原当年的历史场景。而只有这样，才能明白周扬与丁玲的这种各执一词的说法，事实上源于两人不同的价值取向。或者，用袁良骏的说法，是“历史的碰撞”。

　　以《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登上文坛并给读者带来深深震撼的丁玲，尽管在二十年代末就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与当时的中共党员冯雪峰、瞿秋白等人有很深的交往，但是，丁玲并未想到家加入中共组织。“直到‘一．二八’之后，我有参加中国***的要求”。丁玲后来回忆说：

　　那时我觉得，光写几篇文章是不行的。只有参加党，才能了解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有了党的的领导，才能更好地和敌人斗争。我要求参加***，很快被批准了。1932年3月间，在南京路大三元酒家的一间雅座里举行入党仪式。……我们每个人叙述个人入党的志愿。我记得非常清楚，我说的主要意思是，过去曾经不想入党，只要革命就可以了；后来认为，做一个左翼作家也就够了，现在感到，只作党的同路人是不行的。

　　在此之前，丁玲大致还是以一个作家的面目出现的。成为党的一员之后，丁玲担任了很短时间的“左联”党团书记，随即被自己的丈夫冯达出卖被***逮捕。直到1936年才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陕北。

　　比丁玲小四岁的周扬，1925年秋季考入上海南方大学，1926年又转入大夏大学。在大学时期，周扬非常醉心于尼采主义。周扬自述说：

　　惟因当时在李石岭教授影响下，深深醉心于尼采主义，尼采思想在我的生活中曾起重大作用，我应该说，是革命的作用。他教了我大胆否定一切因袭，传统，权威，在我脑筋中行了一次大扫荡，没有这次大扫荡，接受马克思主义也许不会有这么纯净、干脆。然而也正因为这点尼采主义的教养，使我在一九二七年对革命极端的倾倒当中。保持了在组织上超然的立场。[xii]

　　尼采的“上帝死了！”“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名言，使周扬受到鼓舞。在扫荡了“脑筋”中的“传统、权威”的同时，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对***的向往。周扬自述说：

　　“四一二”以后，正当白色恐怖非常高涨，昨天还是革命者的我所认识的好些同乡，今天突然变成了规矩人的时候，我却再也不能抑制我的愤怒，我感到一种要报复的欲望，于是我就加入了党。

　　那一年是1927年，正是中共党史书籍中所描述的给这个春天留下血腥记忆的蒋介石对***人进行“四一二大屠杀”的恐怖时期。这一年，周扬19岁。这样一个时期，这样一个年龄，这样一个举动，周扬对中共组织的狂热，不需着墨渲染已跃然纸上了。

　　此后，周扬到左翼思想和普罗文学十分盛行的日本，1931年底，周扬加入“左联”领导下的“剧联”，随后又转入“左联”，在冯雪峰的安排下，担任了“左联”《文学月报》的主编。而在丁玲被捕后的1933年5月，周扬则担任了“左联”党团书记。

　　从时间上来推算，这一段时间，周扬与丁玲应该有所接触。但是，不管在丁玲留下的完整的回忆录中，还是周扬所留下的零零散散的回忆中，我们都看不到一丁点双方交往接触的记载。这或许说明，写小说的丁玲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周扬本身就没有沟通。

　　晚年的周扬，谈到三十年代的往事时说，自己那时是个“职业的革命家”。这表明，不管周扬当时加入党组织，还是进入“左联”，首先想到的是，为革命工作而不是去展露自己的某一方面才华。周扬的这一行为，颇符合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常常是一手执笔、一手杖剑的文化巨人的描述：“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周扬恐怕也是在此目的下登上文坛的。同当时许许多多的人一样，那时周扬登上文坛的主要目的也并非是想成为作家、理论家，而是抱着改造社会、解放全人类的目的而选择的这一条道路。为人类最终的自由而战恐怕是他们所有人的初衷，在周扬最初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多的自由的呼声。

　　尽管从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中，我们也同样能听到对自由的呐喊，但是，从两人对党组织的认识这一点来看，如果套用恩格斯的“执笔”与“仗剑”的说法来描述，周扬则是先“仗剑”而后“执笔”；而丁玲呢，则是先“执笔”而后“仗剑”。尽管都是为革命，但是其侧重点是不相同的。换句通俗的话来说，周扬是首先作为一个革命者而进入中共领导下的革命队伍的，他所做的一切，首先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而丁玲在革命队伍当中则首先是一个作家，作家所拥有的创作的欲望，使她所能想到的首先是用自己的作品来为革命服务而不是放弃这种欲望来做职业的革命工作。用美国学者夏志清的话来讲是：“丁玲开始写作的时候是一个忠于自己的作家，而不是一个狂热的宣传家”[xiii]。而周扬恰恰是一个狂热的宣传家。这一点，从他们各自所走过的历史轨迹来看，是十分清晰的。而且，也对他们所走过的道路有着深深的影响，并进而会发生“历史的碰撞”。

　　 向我讲述这一消息的是文艺界一名人士，应其要求，故隐其名。

　　[ii] 《丁玲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6—381页。

　　[iii] 参见徐庆全：《两只锦鸡：周扬与冯雪峰》，《纵横》2003年第12期。

　　[iv] 参见《丁玲全集》第5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6页。

　　[v] 《丁玲全集》第5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

　　[vi] 袁良骏：《丁玲：不解的恩怨和谜团》，《粤海风》2001年第3期。

　　[vii] 《丁玲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7—78页。

　　[viii] 李锐：《怀丁玲》，《丁玲纪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ix] 《丁玲全集》第10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1页。此前，丁玲的文章载《中国出了个***》一书中，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有趣的是，这本书中也收录了周扬与赵浩生的谈话。

　　[x] 《丁玲全集》第7卷，第65页。

　　[xi] 陈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

　　[xii] 《周扬自传》。这份自传是周扬在延安鲁艺工作期间所写，没有具体日期，据行文推测，大致在1943年前后。

　　[xiii]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节录）》，载杨桂欣编：《观察丁玲》，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页。

--------------------------------------------------------------------------------
作者: 李云雷 时间: 2006-4-12 03:24


　　丁玲是在抗战前夕第一个从大城市到达陕北苏区的名作家。1936年，丁玲初到保安，***和中央领导对她的到来，给予了极高的礼遇。***不但在“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而且在给丁玲的诗中称赞她是“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样的礼遇也超过后来任何一位来到延安的文艺界人士，包括周扬。

　　从丁玲的回忆中我们知道，丁玲与***私交甚好，在毛面前可以无拘无束放谈阔论，她曾是极个别不必相约、通报便闯到毛的住处拜访的人之一。当时***亲自过问丁玲工作的安排，她想要到军队，毛就亲自写委任状让她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但是，丁玲在这个职位上大约只待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辞去了任职。“七七”事变，中央组织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报务团（简称西战团），丁玲被委任为团长，率团到山西战区。其后，丁玲在党校学习了一年的时间后，1940年，在陕甘宁边区文协成立后，丁玲担任副主任；稍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成立时，丁玲则担任这个分会的机关刊物《文艺月报》的编辑工作。

　　在这一职位上，丁玲工作的时间也不算长。在编第三期《文艺月报》时，丁玲即向张闻天表示要退出编委。她的理由：一是“工作中的困难”，二是“渴望写作的心愿”使然。这样1941年2月底或3月初，丁玲离开了文协。4月底，根据中宣部的安排，丁玲担任了《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到1942年3月离职，丁玲在这一岗位上工作了有一年多的时间。其后，丁玲除了有“文协”或“文抗”副主任的职位之外，基本上是以作家的面目出现，写下了一系列杂文和小说。

　　周扬是在1937年9月来到延安的。作为党在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周扬曾与鲁迅等人的产生过矛盾。关于这一点，尽管陕北与上海千山阻隔，但在延安的***也是了解的。周扬到延安的初期，不但没有丁玲那样风光，而且他还要就与鲁迅之间的矛盾向***作出解释和自我批评。他首先在中宣部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作，也许连职务都没有。但是，时间不长，随着与***等领导人交往与接触的加深，他所拥有的组织才能和理论素养也被党中央所看重，并被委任为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的职务。以周扬的年龄而言（不到30岁），以其初次来到中央工作的资历而言，说这项任命是中央对他“委以重任”，是没有夸大成分的。

　　与丁玲相似的是，周扬也与***有着很深的私交。周扬后来回忆说：

　　一九三七年我到延安后，认识了毛主席，此后经过整风到解放之后，我写的文章基本上毛主席都看过、修改过。这不是工作上必须要审查的，而是由于个人的关系，也是一个领袖对工作人员的关系，我很怀念。当时，跟毛主席见面的时间不少。[ii]

　　当然，周扬所回忆的只是与***交往的一个侧面。但是，这样一个侧面，则至少透露出两个事实：一，与丁玲回忆中喋喋不休地唠叨与毛的私人交往相比，周扬所看重的是与***志趣上的一致而不是纯粹的私人交往；二，周扬之所以要把自己的文章送经***“看过”或“修改”，是组织上的观念：尽管不是“必须要审查的”，但周扬仍认为。经毛看过后修改的文章，才能体现党的文艺政策。

　　1938年4月，在发起成立鲁迅艺术学院的名单里，在***、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之后，周扬也名列其中。1939年11月，周扬并担任副院长。从现今披露的史实来看，***对鲁艺非常重视，他不但亲自作为发起者之一，而且为这所学校题写了校训、校名，写了题词，并多次来到这里演讲。他委派周扬担任副院长（吴玉章为院长）并兼任院党团书记也可看出，他对周扬是多么重视。在此期间，担负领导职务的周扬，依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宣传，阐释党的宣传政策。

　　以作家面目出现的丁玲，和以中共在文艺界的领导人面目出现的周扬，对延安的视角迥然不同。

　　翻开12卷本的《丁玲全集》，人们可以发现，杂文写作在丁玲的创作活动中所占比重很少，而且丁玲仅在在四十年代初的延安突然对杂文感到强烈兴趣，并大力提倡杂文。《全集》所体现的这一点，是很耐人寻味的。

　　1941年10月23日，丁玲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副刊《文艺》上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文章：《我们需要杂文》。这文章其实也是一篇杂文，丁玲以杂文呼吁杂文，这本身就是一个号召。在发出这一号召的前后，丁玲身体力行，写出了一系列杂文：《真》（1940年4月）、《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1941年2月）、《战斗是享受》、《反与正》、《材料》、《讽刺》、《“三八节”有感》、《<新木马计>演出前有感》、《干部衣服》等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丁玲写出了这样多的杂文，这说明她的确是有意为之的。

　　丁玲究竟为什么在延安期间如此热衷于杂文?《我们需要杂文》一文似乎就应该是现成的答案：

　　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而我们却只说在这里是不宜于写杂文的，这里只应反映民主生活，伟大的建设。[iii]

　　以当时丁玲的身份和威望，她的号召也的确产生了影响。在此期间，延安一些文艺家，尤其是聚集在“文抗”的一些作家，陆续发表了一些杂文。丁玲主张为了真理而敢于说话,不怕一切。艾青指出作家不是百灵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强调创作上的独立精神，号召作家“保卫人类精神的健康”[iv]。罗烽也认为在“光明的边区”，同样有“黑暗”、“脓疮”、“黑白莫辨的云雾”，原因是“几千年传统下来的陈腐的思想行为”，是“一时不容清除的”，这就需要杂文去加以批判[v]。王实味以更激烈的态度表明看法：“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与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vi]

　　客观地说，在上述杂文中所论述的“歌颂”与“暴露”问题，都在陈述自己的意见时注意了问题的两面性。丁玲谈“监视”，是承认“进步”、“民主”在先，说明她并不否认那些对这种“进步”、“民主”的赞扬。罗烽既然已经承认“光明的边区”，其用意也就只是希望通过批评使得边区更光明。王实味将描写黑暗看得特别重要，那是在他看来，“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王实味也是为了追求光明而主张暴露黑暗的。

　　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的语境下，显然是无可厚非的。有的学者也从今天的语境出发，引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话——在“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的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得出“纵观丁玲为数不多的杂文作品，我觉得是和***同志的这个精神完全一致的”的结论。[vii]

　　但是，如果放在当时延安的历史场景下，放在当年***所倡导的语境之中，我们恰恰能得出相反的结论。

　　仔细阅读丁玲延安时期的杂文，多篇都体现曲折的写法，并且其“曲”中所“隐”的东西在延安的语境中显得十分不协调、不入时、不合流。《真》文先是用许多笔墨强调对“没有民生保障，民主自由的地区”(非解放区)的抗日宣传要实事求是，结尾处笔锋突然一转，直指那些“平日爱嚷什么是主题、什么是典型”，并在写作中“苦心孤诣，注意找主题，找典型”的人，尖锐地指出：主题、典型都好的作品，也有可能“不是真的东西，不是人人心中所有的东西”，“粉饰和欺骗只能令人反感”。《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一文，则借批评孩子的作文将批评的锋芒指向“假、大、空”的文风。在文中，丁玲以老师对孩子的作文的修改为例，诉说心中的不满。她颇带几分挖苦地说，她孩子的八篇卷子，“六篇都说到无产阶级，八路军，苏联，毛主席，***。有一篇《听过故事的感想》没有说到，但教员在批语中替他补上了”。在引用了她的孩子的作文中的“太阳，太阳，鲜红光亮，你那样伟大的光芒，已经射到每个无产阶级的身上，请你指导着他们向着光明的道路，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永远的前进”的语言后批评说：“这样的句子也许是好的，但我想这决不是孩子自己写出来的，不知道他从哪里抄袭来的滥调，这样的话不是放在什么地方都不会显得不通，而且很漂亮吗?但可惜的却是滥调！”更值得注意的是她在文末所做的结论：“文艺不是赶时髦的东西，这里没有教条，没有定律”，“放胆的去想，放胆的去写，让那些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飞开去，更不要把这些东西往孩子身上去套了。否则文艺没有办法生长，会窒息死的！”这样直抒胸臆，在当年延安的语境里，真是相当的大胆。

　　在《干部衣服》一文中，丁玲以典型的杂文方式对延安的等级观念提出批评：“有人告诉我在延安骑马的重要，因为这不只是代步的问题。”这篇文章发表于1941年春，可见《“三八节”有感》、《我们需要杂文》的写作不是偶然，这两篇杂文所涉及的问题丁玲早已有考虑。再如《适合群众与取媚群众》一文则直接提出“到大众里去”和“群众化“不能“取媚群众”，“做了群众尾巴”，“不是要把我们变成与老百姓一样”，而是要做“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师长，所依赖的人”。丁玲在文中很小心地回避了究竟是谁要避免“取媚群众”，而代之以含糊的“我们”。但熟悉延安时期语境的人都明白，和“群众化”对应的只能是那些当时被称之为小资产阶级帽子的知识分子。而在那时***对文艺工作最重要的提倡话语，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老老实实地接受工农兵群众的改造。丁玲倡导知识分子不能“取媚群众”，要做群众的“师长”和“依赖的人”，这和***所倡导的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位置是相左的。

　　丁玲的杂文《“三八节”有感》不足三千字，却被人们视为丁玲的主要作品之一。这篇杂文是丁玲在延安时期写作的一系列杂文中最尖锐的一篇，是代表作。尽管对《“三八节“有感》，丁玲在晚年不仅一再把它解释为普通的、正常的批评活动，甚至轻描淡写地说“那时主要批评它攻击了领导，诬蔑了边区。其实我说的只是一个妇女问题，只不过是离婚再结婚嘛，那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在当年延安的语境下，却完全不像丁玲所说的那样简单。

　　如果考虑到有类似言说行为的知识分子，在延安不只丁玲一个这一事实，丁玲等人的观点深深刺激了***等高层领导，并受到了普遍的责疑，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而多年后周扬还是以“歌颂”与“暴露”派作为“鲁艺”和“文抗”的评判标准，并把丁玲作为“暴露黑暗”的头头来看待，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更进一步地说，***在1942年发动整风运动之际，还特别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也确不是偶然的。

　　***是政治家，但同时也是文人。作为一个文人，***很注意与文艺工作者的联络，延安不少重要的文艺团体和单位，像中国文艺家协会、西北战地服务团、鲁艺、边区文化协会、抗战文工团等，都是在***的关怀和支持下成立和开展工作的。同时，***对来到延安的文学艺术工作者都给予应有的尊重。在现今留下的回忆录中，曾经在延安的不少知名的或不知名的作家和诗人或艺术家，大都津津乐道地谈起过与领袖交往的一些细节，其中所弥漫的温馨与感怀之情是让他们铭记一辈子的。当然，这些回忆录中也提到了***的另一面，那就是，作为党的领袖，***更关注的是文艺工作在整个革命队伍中的作用，更注意的是文艺的政治功能而不是纯粹的私人交往。

　　在***眼中，文学与政治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不管在与文艺家的零星谈话中，还是在体现他对中共所领导的文化工作的成熟的意见的《新民主主义论》中，都体现了***的这一观点。这一观点的基本线索，就是文艺是革命战线的重要一部分，必须为现实斗争服务。胡乔木把***的这一观点简单地概括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作家应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这是他一贯坚持的文艺思想。”[viii]作为党的领导人，***必然要用这种思想来指导延安和整个革命阵营中的文化工作，并以此来纠正文化艺术工作中出现的与之相左偏向。

　　在***看来，尽管经过成百上千的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抗日文艺运动有了蓬勃发展，文艺作为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的政治功能，已在各根据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挥，但是，在欣欣向荣的背后所存在着的诸如“歌颂”与“暴露”的问题的纷争，同样值得引起高度的警惕。

　　1943年4月22日，延安的党务广播中播发了《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

　　如对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上，或者脱离政治。如对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如对写光明写黑暗问题，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刺革命）一类口号也出来了。代表这些偏向的作品在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都盛极一时。……如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兵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方面的纠纷也都层出不穷。[ix]

　　这些问题中，关于“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歌颂与暴露”等问题，可以说是主要的问题。在中共中央、***看来，这些问题不解决，长此下去对抗战和革命事业是不利的，也阻碍着文艺本身的发展。正是从解决这些问题的目的出发，***才觉得整风在文艺界进行是极为必要的。

　　与丁玲不同的是，尽管周扬所领导下的鲁艺，存在着“关门提高”、脱离群众的问题，但是，在周扬文学理论形成的初期，则主要是来自“斯大林—日丹诺夫主义”——所谓斯大林的文学理论是周扬第一个介绍到中国来的——的理论，这样的理论承接，以及自己进行革命文艺的领导生涯，使周扬一贯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意义，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尤其到了延安以后，他坚持创作内容以“歌颂”为主，这与***对文学的作用的看法是相一致的——这也是***倚重周扬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在“歌颂”的主旨下，尽管周扬并不掩饰延安的“缺陷”,因为“太阳中也有黑点”,“写出它的各方面来”,是作家的“创作自由”，但他认为延安是革命的“圣地”,充满光明,作家们应当给它唱“赞歌”[x]。这种观点也深深地影响了他所领导下的鲁艺。

　　***在为座谈会上的发言作准备而广泛征求作家的意见时，对应邀前来的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人说：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的委屈，就是教育还没有受够。***还分析了为什么会有“暴露黑暗”的问题。他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这里，在***的心目中，“鲁艺”当然是“歌颂光明”派了，这个“派”的头子自然就是周扬了。

　　在此前后，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文艺界的关注也多了起来。在4月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康生把“王实味、丁玲的形式”作为需要反对的三种不好的形式之一提出来；在4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建议，对“文协”的丁玲、萧军等，采用个别谈话最好。[xi]

　　由此可见，尽管丁玲、陈明对周扬关于“歌颂”与“暴露”两派的说法加以否认，但是，在当时中共中央、***眼中，这两派在延安存在则是不争的事实。而政治局会议上特别提到王实味、丁玲、萧军以及“文协”的问题来看，周扬所谓的“暴露”派丁玲为首的话，则大致是有所本的。另外，尽管丁玲以信誓旦旦的口气说“当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这样严重的分歧与争论”[xii]，但是，从***在讲话中特意将这一问题提出来看，当时“有过这样严重的分歧与争论”的确是不容讳言的事实。这也反证周扬的话所言不虚。

　　***是这样论述歌颂与暴露的

　　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那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是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xiii]

　　从文字上，***的这一论述，似乎是综合了周扬与丁玲等人的观点,承认歌颂与暴露同样重要，承认了描写人民缺点的合理性，这是一种辩证的观点。从实质上看，***又体现了强烈倾向，他论述的着重点是在歌颂方面。如果结合《讲话》彻底改造知识分子的整体语境来理解，人们不难感到***实际上是要求作家们放下知识分子架子，去歌颂人民，歌颂政权，在歌颂方面应当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讲话》中对歌颂与暴露的另两处说明就充分透露了这种意图。其一,他明确划定了写缺点，写反面人物的界标：“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的一半对一半”。因为“一半对一半”的描写，会使得敌我力量显得势均力敌，不利于鼓舞人民的斗志，会使工作中的缺点显得过分而不利于歌颂人民，故在其反对之列。其二，他强调指出“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这种“非此即彼”式的划分方式表明，作家在歌颂与暴露的立场问题上，任何的游离都是不允许的。对此学者林贤治有着精辟的分析：

　　一部《讲话》，把文学从发生到接受的全部过程纳入一个政治军事阐释系统。在那里，作家是一支军队，文学描写和新闻记者的对象一样被分为“人民”和敌人“互相对立的双方，于是“歌颂”和“暴露”也就成了“拥护”和“反对”的同义语了。[xiv]

　　这样，在关于“歌颂”与“暴露”这个问题上，《讲话》体现了毫无妥协的政治态度。这种态度，在以后的历史场合中，却因其具体界定的模糊，为极左派的阐释预留下了极大的理论空间，使这一极具全面色彩的理论观点在排斥表现人民（政权）缺点，在否定文学的暴露功能，在提出难以说清的何为批评何为暴露何为陪衬等等问题以后，又独揽对于这些问题的解释权，从而使这一命题成了反对文学创作写真实、说真话的一种可怕武器。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丁玲全集》第10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9页。

　　[ii] 《周扬与韩素音谈话纪要》，1978年8月30日，未刊稿。

　　[iii] 《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iv] 《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解放日报》1942年3月11日。

　　[v] 《还是杂文时代》,《解放日报》1942年3月12日。

　　[vi] 《政治家·艺术家》,《谷雨》第1卷第4期,1942年3月15日

　　[vii] 《丁玲作品评论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版，第334页。

　　[viii] 《胡乔木回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3页。

　　[ix] 《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2期。

　　[x] 《文学与生活漫谈》，《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34页。

　　[xi] 参见陈晋：《文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228页，。

　　[xii] 丁玲真的不知道?这不能不让人起疑。丁玲的记忆力是非常不错的，例如贺龙如何在延安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对《“三八节”有感》一文大发脾气，之后又如何去看望她，和她一起吃饭等事，都记得非常清楚，并在许多文章中反覆描绘。

　　[xiii]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xiv] 林贤治：《“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载贺雄飞主编：《思想的时代》，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8页。


--------------------------------------------------------------------------------
作者: 李云雷 时间: 2006-4-12 03:25


　　在延安整风开始后，丁玲和周扬都担当了本部门的领导人。丁玲担任“文抗”的整风委员会主任，而周扬则在鲁艺担当了这一职务。而且，鲁艺开始的整风时间要早于其他一些部门。但是，与周扬在整风中的处境不同的是，丁玲则处于检讨过关的位置。

　　在丁玲关于这一段的回忆录中，对自己在整风中的处境语焉不详，即或偶有涉及，也很零散，其重点往往在***怎样保护了她，在她和王实味之间做了怎样的区分等等。这样的回忆，一方面让读者难于了解当时的历史真相，另一方面由于掩饰的成分较多，其回忆中不免存在一些错讹，需要进行认真辩证才能搞清楚真相。

　　这里，我简要地就两个问题进行说明。

　　第一个问题是，在4月初，***是否真的说了“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的话。

　　丁玲说，自己在整风中受到批评的只有《三八节有感》一文。受到了怎样的批评呢？丁玲回忆说：

　　因为这篇文章，第一次对我提出批评是在4月初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这时延安各机关已经开始了学习整风。这次会是***亲自主持，讲了几句开场白。第一个发言的是曹轶欧。她很有条理地批评了《“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我还是没有感觉，只奇怪：你曹轶欧不搞文化工作，为什么批评我咧。第二个发言是贺龙同志。我一向喜欢他，尊重他没，我完全信任他对像我这样的人是充满了善意，不会难为的。因此当他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骂我们的总司令……”我还望着他笑，满心想他误会到哪里去了。……第三个又接着发言了，话题只有一个，还是《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参加这次学习会的文艺界只有我和周扬，他坐在后面一点，我坐在靠主席台右边，他没有发言。……最后，***作总结，***说：《“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丁玲的丈夫陈明补充说：《三八节有感》当年受到最严厉的批评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面对面的也仅仅是这次会。[ii]

　　很多丁玲的研究者，都把丁玲这段回忆中毛的话，说成是毛把王实味和丁玲是区别对待的，其意无非在说，尽管当时***将《三八节有感》与《野百合花》放在一起出版了小册子，但毛对这两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而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就目前材料这是关于王实味托派问题最早提出的一次”。[iii]

　　但是，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在4月初，***是不可能说出“丁玲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的话。

　　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时，从当时的大背景来看，***是主张让群众“大鸣大放”的。这样，很快引出来几个热衷于冷嘲热讽的墙报，最有名的莫过于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部分年轻知识分子干部创办的墙报《轻骑队》和中央研究院年轻干部创办的《矢与的》了。由此又引出来丁玲主持的《解放日报》第四版上一些尖锐批评老干部弃旧娶新、生活待遇搞等级制等问题的杂文，诸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三八节有感》等等，矛头所向，大都也是冲着各级领导和老干部的。这虽然多少符合***的初衷，却不免在一些领导人当中，包括在一些军队领导人当中造成了严重反感。

　　这种情况虽然引起了***的注意，毛也亲自出面在各种场合批评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和在批评中冷嘲热讽的态度，并同意由党性较强的艾思奇领导《解放日报》第四版。但是，***最初仍然认为这种“大鸣大放”是正确的斗争形式。即使对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他也并没有看得多么严重。在此期间，他还让他的秘书胡乔木找王实味“谈过两次话、写过两次信。信里有这样一段话：《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这说明毛对王实味等人的作用是看重的，要其注意提意见的立场和方法，不要走偏，颇有爱护保护之意。

　　4月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康生提出，《轻骑队》以及王实味、丁玲两人文章风气不正，并且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主张对青年要注意引导，提倡积极的批评，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文章最好不登。对此，领导人之间看法不一，一些人认为暴露暴露有好处，只有乱起来，才便于有目标的开展斗争，和教育新干部；另一些人则认为放得太过，搞不好会出现莫斯科当年清党斗争的情况，为托派所利用，闹成分裂，难于收场。即使在这时，***的态度也仍然明显趋中。他一面强调不能放任自流，肯定新干部发生毛病是必然的；一面仍主张要“放”，强调对工作人员的不平之气，要让他们发泄，肯定各单位墙报的积极作用，相信除个别坏分子外，大多数都是好的，不是反领导的，只要领导得好，先纵后收，揭露问题，不会闹出大乱子的。

　　会后，中宣部发布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四三决定》，反映了***的意见。它一面肯定墙报的作用，提倡讨论，并主张“在规定检查期间内，不管是正确的或错误的意见，都得自由发表，不得加以抑制”，强调“在讨论中要发展争论”，反对“明哲保身，有话不说”；一面要求各机关领导切实负起领导责任，引导讨论方向，反对避开自己专攻别人，和“一切冷嘲热讽、诬蔑谩骂、捕风捉影、夸夸其谈”。很明显，***相信，这种办法有利于对领导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有利于揭露问题。

　　4月上旬，在听到中央研究院领导人对院内墙报的一些激烈批评意见之后，***专门去中央研究院等单位看过墙报。但直至5月底，***仍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5月28日，***在高级学习组作报告时，明确告诉党的高级干部，你们所说到的“所有发生问题的作品，我们说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那些同志根本都是革命的，都是在外面或根据地来的，他们在外面城市也是作革命工作的，有许多，时间还很长，现在也是作革命工作的，某些时候或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部分的性质，这样的问题可以解决，都不是什么严重问题”。

　　当然，***这时也不能不承认王实味确实比较过分一些，称“个别比较严重的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较成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但也仅此而已。他这时即使在政治局内部也不过就是把王实味称做“落后分子”罢了，不仅还是称其为“同志”，而且特别提醒政治局同仁，不要轻易对过分批评者上纲上线，强调落后的不都是反革命，甚至提出“要争取落后分子”。这也就是说，一直到5月下旬，***还多少认为，不能因为王实味的问题严重些，就把他推到反革命一边去，更不可能产生“托派”的想法。

　　从5月底开始，到6月上旬，中央研究院正式召开批判王实味的大会。结果，王实味早已向组织交待过的过去曾与“托派”分子密切往来的历史被当作新问题“揭发”出来，其问题的性质立即转变。6月15日至18日，延安文艺界举行座谈会并形成决议，一致认定：王实味在政治上是敌人。第二天，即6月19日，***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才明确表示了赞同的意见。他同时指出，现在看来，王实味的有系统不是偶然的，这个人多半是有组织的进行托派活动，抓住时机，利用矛盾，进行托派活动，向党的进攻。[iv]

　　由此可见，***不可能在4月初就认为“王实味是托派”的。

　　当年在《解放日报》四版工作、与丁玲同事的黎辛，也从自己亲历的角度，对丁玲的这一回忆提出了质疑：

　　在4月毛主席关于王实味问题说过几次话，都是说的王实味的思想毛病。解放日报参加高干会议的有博古和余光生二人，如果听到毛主席说王实味是托派，能不回来告诉文艺栏组织批判稿么？还有，如果4月份这么说，不比康生向中央研究院说的还早，李老（李维汉）和范文澜（两人主持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引者）怎么能拖到5月27日才座谈王实味的问题？[v]

　　在这里，我还可以提供两个旁证：

　　第一，胡乔木的回忆。延安整风时，胡乔木担任***秘书，他在回忆中谈到了丁玲与《三八节有感》的有关情况：

　　有一次毛主席召集《解放日报》的人开会，谈改版问题，批评《解放日报》对党中央的主张、活动反映太少。在这个会上，贺龙、王震同志都批评了《三八节有感》，批评得很尖锐。贺龙说：丁玲，你是我的老乡呀，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话说得比较重。当时我感到问题提得太重了，便跟毛主席说：“关于文艺上的问题，是不是另外找机会讨论？”第二天，毛主席批评我：“你昨天讲的话很不对，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问题，你就看不出来。”[vi]

　　胡乔木的回忆，没有像丁玲的回忆那样有具体的时间，参照前引丁玲的回忆，两人说的应该是一次会议。可胡乔木并没有听到***说的“王实味是托派，丁玲是同志”这样的话。

　　第二是丁玲自己在批判王实味的讲话。6月11日，丁玲在中央研究院批王实味大会上，联系自己的《三八节有感》作了沉痛地反省。在这个检讨中，说到王实味，则态度倍加严厉：

　　王实味的思想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且是一个动机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

　　她提出要“打落水狗”，并且认为王实味“为人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总之，“是破坏革命的流氓”。批判到后来，近乎于谩骂了。[vii]

　　但是，即使如此，丁玲也并没有把一顶“托派”的帽子戴在王实味的头上，而只说到王有“托派思想”。这也反证出，即使在这个时候，王实味也还没有被正式认定为托派，更遑论4月初了。

　　既然丁玲的回忆与史实不符，那么，由这一回忆的误导而得出的“这是关于王实味托派问题最早提出的一次”的结论，也谬之千里了。

　　第二个问题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不是经丁玲的手发表的？

　　这本来是丁玲在延安已经明确地承认，而在后来写的回忆录中又有意推掉的一桩历史事实。

　　丁玲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大会上的发言，以《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为题，发表在1942年6月16日的《解放日报》第四版上。丁玲的文章中说：

　　《野百合花》是发表在党报的文艺栏内，而那时文艺栏的主编却是我，我并非一个青年或新党员。马马虎虎地发表了这样反党的文章在党报的副刊上，是我最大的耻辱和罪恶。我永远不忘记这错误，我要时时记住作为自己的警惕。[viii]

　　当年，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分两部分发表在《解放日报》“文艺”栏的，第一次是在3月13日，第二次是在3月23日，从丁玲的文章看来，不管前半部分还是后半部分，都是她作主编时期发表的。可是，在丁玲后来的回忆中，说到这一点时，却有意含混不清：

　　到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一日（《解放日报》“文艺”版――引者）出满了一百期的时候，我就离职，而且在这以前一个星期就搬住在文抗。一百期以后就改由舒群同志主编。在3月12日的101期上和3月13日的102期上，我和舒群同志都写了文章，谈到了他上台我下台的事情，可以帮助大家回忆。

　　在下文中，丁玲还特意指出：

　　文艺栏中引起批评的文章是3月9日第98期登载的我的《三八节有感》和3月13日第102期、3月26日第106期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

　　开始读丁玲上一段的回忆时，我对丁玲特意指出“可以帮助大家回忆”这句话感到不解，等读到下一段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丁玲意在告诉读者，文艺栏发表的王实味的文章，是舒群当主编时发的，与她无关。并不是仅仅我个人有这样的想法，一些丁玲的研究者和丁玲身边的人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丁玲生活与文学道路》一书的作者并据此得出结论说：“《野百合花》前半部分，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三日”，“与丁玲有一定的关系。后半部分发表于二十三日，其时，丁玲早已不负《文艺》主编之责了。”至于“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分别刊于三月十一日、十二日，此时正值‘文艺’新旧主编交换工作之间。至于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却是作于一九四二年四月四日，刊于四月八日。它的发表与丁玲毫无关涉。”

　　丁玲这种含混不清的回忆，给读者的感觉是，《野百合花》等文章，多数是由舒群签发的。这确实引起了误导。当年接替她作文艺栏主编的的舒群“健在时对此有意见，要写文章‘说理’”，但被丁玲当年的同事黎辛劝阻了。后来黎辛不得不在文章中特意提出纠正：

　　3月23日发表的《野百合花》是丁玲签发的，在此以前发表的被《再批判》的艾青和罗烽的文章，也是丁玲签发的。艾青、罗烽的文章发表在《文艺百期特刊》里，是丁玲住在文抗“组织“来的。

　　细心的黎辛，还特意查对了解放日报编委会记录，说明舒群是13日决定调来，16日上班。这就是说，尽管100期后是由舒群主编的，但是，除了萧军的文章“与丁玲毫无关涉”外，其他的几篇文章，都是丁玲签发的。这就难怪“舒群健在时对此有意见，要写文章‘说理’”了。[ix]

　　一个本来是很清楚的问题，却因刻意的掩饰而采取含混的表述方式而给读者误导了。

　　除去这两个显而易见的错讹之外，关于丁玲在整风期间的经历，我们也只能借助其他一些材料来描述一个大概。

　　按照丁玲回忆，“四月初”的会议开过后，《三八节有感》的风波已经平息了。因此，丁玲轻描淡写地说：

　　文艺整风时期，只有个别单位在墙报上和个别小组的同志对《三八节有感》有批评。我自己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座谈会上，根据自己的认识，作了一次检查，并且发表在6月16日的《解放日报》上。组织上也没有给我任何处分。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当时不仅在“个别单位”的“墙报”上对《三八节有感》有批评，在《解放日报》上也发表过批评文章：4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克勉来信《“轻骑队”及其他》，在对“轻骑队”提出指责后，对丁玲及王实味的文章也提出了批评。

　　亲历过延安文艺界的整风的胡乔木，在谈到整风时心情复杂地说：“当时有些事情做得有过头的地方，有些事现在写出来不大容易理解。”他还认为：当时主要是围绕两个人，头一个是萧军，然后是丁玲，还有其他一些人多少牵进去了。斗得相当厉害。

　　这期间，周恩来也曾找丁玲谈过一次话，对丁玲提出了批评：

　　“她写《‘三八节’有感》后，总理从重庆到延安找她谈话说：当时我也没有看出问题，还叫《新华日报》转载了，只是邓大姐看后说前面的不好，发表后一部分吧。”[x]

　　6月11日，丁玲在中央研究院批王实味大会上，在批评自己的《三八节有感》后，沉痛地反省说：

　　在整顿三风中，我学习得不够好，但我已开始有点恍然大悟，我把过去很多想不通的的问题渐渐想明白了，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我知道，这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正确认识的开端，我应该牢牢拿住这钥匙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快。前边还有九九八十一难在等着呢。

　　在对《“三八节”有感》一文检讨时，丁玲说：“那篇文章主要不对的地方是立场和思想方法”，“那文章里只说到一些并不占主要的缺点，又是片面的看问题；那里只指出了某些黑点，而忘记肯定光明的前途。”“这对党是毫无益处而且有障碍的，我再三的告诉你们，这不是好文章，读文件去吧，你们会懂得这话的意义。”[xi]

　　这次会议几乎是延安知识分子群集的会议，如果《三八节有感》仅限于“个别单位在墙报上和个别小组的同志有批评”，丁玲何至于在这样大的规模上作自我批评，并沉痛反省呢？这也说明，胡乔木所说的对萧军和丁玲斗得很厉害是有所本的。

　　在丁玲检讨后，《三八节有感》的风波只是暂时平息了一段时间，整风过后的审干运动中，丁玲在党校接受审干时，这个话题又被重新提起，以致1956年丁玲对此还记忆犹新：

　　在党校整风时，彭真同志向我说，你以为毛主席喜欢你，你犯了错误他也喜欢你？[xii]

　　彭真所说的丁玲犯的错误，仍是指丁玲写的《三八节有感》等文章：

　　丁玲来陕北后的工作中，是有一定成绩的，一九四二年所发表的几篇坏文章（如：‘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是由于存在着对党不满情绪，以及思想上的错误。但，必须指出其错误是相当严重的。[xiii]

　　直到1957年，丁玲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后，经***指示，1958年1月的《文艺报》又将《野百合花》和她的《三八节有感》以及艾青等人的文章化为一类，进行了《再批判》。一篇文章所遭受的责难，前后跨度几十年，难怪丁玲晚年不无感伤地说：“《三八节有感》使我受几十年的苦楚。”[xiv]

　　当然，不管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还是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文章的立意和立场都没有错误，可以说是很好的文章。所以，不管是当年在延安对他们的的批判，还是1958年的《再批判》，都是错误的。提及上述史实，一方面是补充丁玲回忆中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说明历史的无情及个人在历史所扮演的角色有时是多么勉为其难。

　　丁玲与周扬这种不同的处境，客观上也加重了两人的“历史碰撞”。

　　而随整风接踵而来的审干运动，丁玲在南京那段被捕的历史，则使丁玲又一次被推到审查的处境（关于这一内容，我将在下面的章节予以论述）。

　　对于丁玲来说，尽管在延安整风中遭受一系列的批评，历史问题也使她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地位，但是，或许由于她在文坛上所处的地位，或许由于***的保护，也使她相对比较轻松地过了关。整风过后，丁玲仍然以作家的身份写作。只不过写出来的不再是灰暗低调的《三八节有感》等杂文和《在医院中》之类的小说，而是受到***表扬的《田保霖》等作品。丁玲写作上的“转向”后与周扬所追求的趋同一致，但是，作为一名作家而存在的丁玲，在内心深处对周扬仍然不肯认同。虽然表面上她与周扬保持了一种平和的同事关系，但在私下里，她对周扬却没有什么好的印象。从披露出来的1948年前后丁玲的日记、信件中是可以看出来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丁玲本拟转赴东北，但因交通阻隔而留在河北。1946年，周扬也离开延安到河北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并担任了这个革命根据地的宣传部部长。1947年，丁玲写出了后来获得斯大林奖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这期间，丁玲与周扬有很多接触，但她对周扬是很不以为然的：

　　胡考和雪苇都问到周部长，问是否作风改变，我无法答复，只说是些他的长处。每当这种时候，都使我为难，我得违心说话。[xv]

　　在6月19日的日记中，丁玲记叙了与周恩来副主席彻夜长谈的情况。关于文艺界及周扬，她“反映了一小部分意见上去”，其中有对周扬的种种不满，其意当然是不希望周扬仍挂帅文艺界。但是，周恩来却不为所动，认为“要全面地看人”，因而仍同意“文委由周扬暂兼”。周恩来的意见显然让她失望：“他们都不愿多管文艺范畴的问题，都希望由一个人去做算了。我们何时能大声疾呼，‘咱们里面有石头呵！要搬石头呵！’”[xvi]

　　“搬石头”一词，是当年土改当中比较流行的，意指那些为土改工作设置障碍的人，只有打掉这些人，土改才能进行。丁玲在这里将周扬视为文艺界的需要搬掉的“石头”，其私下里对周扬的成见显然已不可调和。

　　尽管私下里如此但在表面上，丁玲对周扬依然保持了一种热情。周扬一家在由延安赴张家口的途中，因马车翻车，周扬所疼爱的小儿子苏苏不幸遇难。这一不幸事件，使周扬万分悲痛。丁玲为了缓解周扬的悲痛情绪，还把周扬的女儿周密接到自己家中住，或者让自己的女儿住到周家，以为周家增添点欢乐气氛。

　　从周扬这一方来说，由于他没有留下可资研究的日记或书信之类的材料，他对丁玲的看法也就无法描述。但是，从丁玲留下的日记或书信可以看出，当时周扬对丁玲对自己的成见似乎毫无觉察，或者说即使有所觉察也不以为然，仍是从革命工作出发来予以团结，多次要求丁玲出来工作。

　　早在1946年，周扬到北平开展工作时，鉴于北平革命文艺工作的需要，他致电晋察冀中央局，要求让丁玲到北平主编报纸副刊。但是，丁玲则以“愿意留在老根据地和农村的志愿和理由”，拒绝了这次邀请。[xvii]

　　1948年6月14日，周扬特意与丁玲谈话，很诚恳地希望丁玲留下来搞文委工作。此时，丁玲正在为到匈牙利出席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准备。为此，周扬不仅给邓颖超而且给陆定一打电话，提议丁玲不出国。丁玲的确有些“动摇”了。[xviii]

　　16日，丁玲为此征求胡乔木的意见，胡则明确表示反对的意见：“他表示我不必去做文委工作，不合算，还是创作。文委可另找人。定一也说不一定要去做文委工作。此地空气都是赞成我出国的。”[xix]由此，丁玲谢绝了周扬“心甚诚”的挽留，依然坚持出国。

　　这一时期，周扬和丁玲发生意见分歧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看法问题。

　　丁玲这部反映土地改革的作品，是1948年6月在河北正定的华北联合大学完稿的。当年曾任这所大学文学系主任的陈企霞，在怀念丁玲的《真诚坦白的心灵》一文中[xx]，谈到《太》写作和出版受阻事：

　　一九四七年夏天，丁玲写完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照理说，这样及时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在当时是很需要的，但由于作品刺痛了某些人，他们便指责作品反映的是富农路线，致使作品在华北未能出版。作品被拒绝后，丁玲见到我不由得流了泪，我也很替她难受。要知道，这部作品来得不易呵！它是丁玲深入实际的产物，上面聚集了她的心血和爱憎。

　　我只好安慰她说，你不如到东北去；换个地方，或许还有出版的希望。听了我的劝告，她果真到东北。有价值的作品，它的光辉决不会因非议而消失。在东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很快就出版了，并且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有人甚至赞扬它是一部“史诗似的作品”。后来，华北也出版这部书。对华北的读者来说，读这部书就更有亲切感了。

　　陈企霞所讲的“作品刺痛了某些人”导致“在华北未能出版”，其实就是指的周扬对这本书的意见。

　　周扬对这部书的意见是什么，从周扬这方面得不到答案，倒是丁玲在讲话和日记中有所透露：

　　书没写完，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了批评：说有些作家有“地富”思想，他就看到农民家里怎么脏，地主家里女孩子很漂亮，就会同情一些地主、富农。虽然这话是对一般作家讲的，但是我觉得每句话都冲着我。我想：是呀！我写的农民家里是很脏，地主家里的女孩子像黑妮就很漂亮，而顾涌又是个“富农”，我写他还不是同情“地富”！所以很苦恼。于是，不写了，放下笔再去土改。[xxi]

　　当时，丁玲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前54章送呈周扬审阅，1947年10月间在河北省阜平抬头湾村附近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丁玲听到的“批评”就是彭真在大会报告中提到的有关文学作品反映土改的部分。据此，丁玲或陈明都认为，是周扬已及时通读或委托别人通读了完稿的54章《太》，并将他的意见向彭真讲过。

　　而在丁玲的日记中，则具体地记录了周扬对这部书的看法[xxii]：周扬认为丁玲的长篇小说的“原则问题”就是彭真所讲的“‘地富’思想”，这是“政治”上的问题；第二是表现手法上的“老一套”。而周扬在当时的华北，主管宣传工作，他对作品的这两条意见，丁玲的书在华北出版就成了问题了。

　　到了1948年6月底，丁玲要随中国妇女代表团启程赴匈牙利参加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丁玲向胡乔木道别时，胡乔木对丁玲说：“你是个作家，该带着书出去。” 《太》终于有了出版希望，胡乔木组织萧三与艾思奇突击审稿。稍后，胡乔木召来萧三和艾思奇借陪***散步的机会，在树林子里经过进一步的讨论，形成了最后的意见：《太》写得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可以出版，并将意见告诉了***，***听后还赞扬了丁玲。

　　7月17日，已抵达大连的丁玲得知了胡乔木对这部书的意见。8月13日，丁玲立即与光华书店主事人邵公文见面，正式商谈在该书店印发《太》有关事宜。邵公文与丁玲同在延安生活过，光华书店等于东北解放区的三联书店，受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加上又是有胡乔木等人对《太》的评定意见，邵公文二话不讲，抓紧安排，几乎是火速排印，实现了胡乔木的愿望，让丁玲带着她的新著长篇创作出国了。[xxiii]

　　在东北出版后，丁玲仍然希望华北也能出版。1948年9月19日，她在给胡乔木和周扬的信中，特意谈到了《太》一书的问题：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知华北新华书店印行否？周扬同志对这本书的批评，我还是愿意你当面对我说，如今既已离得较远了，写封信给我也很好嘛！乔木同志向来对我不客气，肯直说，我也很欢迎你给我些意见，一本书是会包涵许多缺点的，有什么不能听的呢？听了批评也不会丧失信心的，也不会改行的（东北改行的已不少，现在有改行思想的也不少。这里面是有许多问题的。谁愿意老干这个行当，别行也不是就不能做。很多人都有这种牢骚）。[xxiv]

　　一些人在探讨丁玲与周扬结怨的原因时，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被认为是二人结怨的开始。在我看来，即使在现在，对一部书稿的看法也是因人而异，多方面的意见都有，实在算不上什么。我们这样说，倒是颇为符合丁玲在给胡乔木和周扬信中的看法：“一本书是会包涵许多缺点的，有什么不能听的呢？听了批评也不一定会丧失信心的。”

　　可是，为什么关于这部书的出版，又成为周扬和丁玲之间结怨的一个重要因素呢？想来原因有两条，一个是丁玲私下对这件事的看法，尤其是日记上记录的对周扬的意见。因为日记是真心的流露，而给胡乔木和周扬的信则是台面上的事情，所以，从丁玲日记上看，周扬的做法是大大地触怒了了她。二是后来周扬与丁玲矛盾的加深，使这一件事又被过分地渲染了。

　　从私下里，丁玲始终不能原谅周扬对这部作品的淡漠，时不时地要就此发发牢骚。1951年，丁玲从苏联获得斯大林奖后，在与人的闲谈中，把她对周扬的意见有意无意地表露过：

　　柯仲平同我闲谈，他从苏联回来时，说起好像大家对我还不错(其中有指到周扬的意思)，我即笑说：“我还不是靠了苏联。”因为我的思想中是含有这样的意见，觉得周扬本是不喜欢《桑干河上》的，不同意《桑干河上》出版的。周扬在1949年草拟的文艺评奖的目录时，许多书都是一等，而《桑干河上》是二等(后来取消了评奖)。我话中还有对柯仲平的意见，因为他编辑《人民文艺丛书》时，听说周扬同志不同意，就看没有看《桑干河上》的稿子。[xxv]

　　丁玲这样的牢骚，显然是很不明智的。因为且不管周扬是以什么的心态来看待这本书，文艺作品的不同看法是允许存在的，丁玲老是这样提，未免显得自己太过小气。在1955年“丁、陈反党集团”冤案酿成的时候，丁玲的一条所谓的罪状是“一本书主义”。丁玲因获得斯大林奖后的而对周扬的牢骚，也就成为人们给她罗列“一本书主义”的材料。

　　因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不同看法，丁玲对周扬的不满表面化了，周扬当然也是知道的。1949年，他们共同来到了北京，又同时成为文艺界的领导，历史上所留下来的种种，在慢慢的淤积中也趋于激烈化了。

　　 《丁玲全集》第10卷，第279—280页。丁玲这段回忆很有意思。她指责康生的夫人曹轶欧对自己的批评没有道理，理由是曹“不搞文化工作”，因而没有资格批评她。可是，在这次会上，不搞文化工作的贺龙，还有她在文中没有提到的王震，都对她提出了批评，她却没有反感，反而觉得批评得对，无非是因为曹轶欧是已经倒台的康生的夫人而已。其实，在当时，有迹象表明，曹轶欧能参加高干会议，是因为她是整风中中央直属系统的工作人员之一，6月2日并与康生、李富春、杨尚昆、曾固一起，成为负责检查中直系统高级干部整风笔记的小组成员（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ii] 《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

　　[iii] 陈晋：《文人***》，第221页；黄昌勇：《生命的光华与暗影――王实味传》，载胡平、晓山编：《名人与冤案——中国文坛档案实录一》，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iv] 参见杨奎松：《***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142页。

　　[v] 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载《名人与冤案——中国文坛档案实录》（二），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

　　[vi] 《胡乔木回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5－56页。

　　[vii] 《丁玲全集》第7卷，第71—72页。

　　[viii] 《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

　　[ix] 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载《名人与冤案——中国文坛档案实录》（二），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

　　[x]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蔡恒茂到山西访丁玲记录打印稿》，1978年9月5日。

　　[xi] 《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4—75页。

　　[xii] 丁玲：《重大事实的辩正》，转引自周良沛：《丁玲传》第60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版。

　　[xiii] 《复查小组对丁玲历史问题初步结论》，1945年8月。

　　[xiv] 《丁玲全集》第1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7页。

　　[xv] 《丁玲全集》第1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8页。

　　[xvi] 《丁玲全集》第1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1—342页。

　　[xvii] 《丁玲全集》第1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

　　[xviii] 《丁玲全集》第1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第337页。

　　[xix] 《丁玲全集》第1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9页。

　　[xx] 《嘹望》周刊，1986年11期。

　　[xxi] 《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36—437页。

　　[xxii] 丁玲：《四十年来生活片断》，载《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

　　[xxiii] 龚明德：《不见于报刊的一次论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问世前后》，《绥化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

　　[xxiv] 此信系个人藏品，未曾公布。

　　[xxv] 丁玲：《重大事实的辩证》，转引自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
作者: 李云雷 时间: 2006-4-12 03:26


　　建国后，周扬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并兼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稍后，又任中宣部副部长。丁玲担任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并担任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主编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1951年初，丁玲又接任周扬的中宣部文艺处处长。

　　据丁玲的自述，周扬挂帅文艺界，还是她在***面前推荐的：

　　[xqq1] 1949年6月，我从东北到北京参加文代会筹备工作，毛主席在香山召见我，并留我在他那里吃饭。在谈话中，毛主席问我：‘文艺界党内谁挂帅？’我表示：‘周扬比较合适。’我原打算开完文代会回东北深入到工厂去，但党组织决定我留在北京工作，我即决心拥护周扬。因为，党把文艺界的领导责任委托给他，同时，我觉得文艺界党内没有旁人比他更合适，也愿意同他搞好关系。

　　当然，在建国之初的情况下，即使没有丁玲的推荐，周扬在文艺界挂帅似乎也顺理成章。周扬在延安时，即为毛所倚重；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实际上是以中共中央华北局为班底，周扬在进北京前，担任的这个大局的宣传部部长。丁玲向毛的建议，一方面说明丁玲十分明了这个局势，另一方面也说明，尽管她对周扬有种种的不满，但对周扬当时在文艺界的威望和能力还是承认的。

　　在建国最初的几年，虽然名义上说是周扬挂帅文艺界，但周扬在文艺界的地位，显然并没有像后来那样稳固。这里的原因，除了建国伊始各方面的机构还有待健全和各部门的分工管理工作尚未捋顺的因素，以及周扬将大量的精力用在文化部的各项工作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任***秘书并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文艺界的很多工作，事实上是在胡乔木主持下进行的。

　　胡乔木当时除担任***的秘书外，还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从后人的回忆来看，在当时，“中央宣传部在组织上有一个人们难以相信的现象：陆定一名义上还是正部长，但是党中央派胡乔木以副部长兼秘书长的名义主持中宣部工作。正部长陆定一每次都出席胡乔木主持的“部长办公会议”，陆定一在部内的工作由胡乔木分配。”[ii]胡乔木的权力是非常大的。

　　于光远具体地谈到这一点时说，在解放初期的一次中宣部部务会议上，当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谈到北大和清华没有校长，希望中宣部派校长时，主持会议的胡乔木竟然当面问陆定一：你去担任校长怎么样？多年后于光远仍然感到不解：怎么副部长要给部长派工作？秦川也同样遇到这样奇怪的事。在解放后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胡乔木主持会议，而陆定一则只作了一个关于宗教工作的讲话。

　　担任部长的陆定一对此也有比较深的感受。八十年代他谈到这一情况时说：从来没有对我谈过，中宣部要由胡乔木主持工作。乔木是毛主席的秘书，经常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毛主席是如何如何说的，我只好听他的。看来，胡乔木的特殊身份大约就是这样形成的。[iii]

　　当年在中宣部工作的秦川，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也告诉我：乔木总拿“主席怎么说”，“主席的意见是……”来压陆定一。后来习仲勋接任陆定一担任宣传部部长时，习仲勋的上任讲话，先是念稿子，念着念着，他说“不对，不对”，然后丢开稿子，自己讲起来。而习的这个就职讲话，是乔木给他拟定的。[iv]

　　对于当时的文艺工作，情况也大致相似。胡乔木与丁玲的关系一直很好，无论在延安还是在河北。对此，丁玲对乔木一直是有好感的。1948年前后，丁玲在河北时，周扬愿意让她一起工作，但丁玲在征求乔木的意见时，乔木却明确表示，丁玲“不必去做文委的工作，不合算，还是创作”。而在他主抓文艺界工作时，却任命丁玲为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丁玲放弃了创作，与胡乔木配合很好。当年文艺界很多人，都感受到了胡、周、丁三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1951年，文艺界进行整风，当时的领导人有胡乔木、周扬和任文艺处处长的丁玲，而丁玲则担任了“北京文艺界学习委员会”的主任。据张光年回忆：“在文艺整风期间，乔木在丁玲合作下，直接主持文艺界整风，使周扬处于无所作为的局面。”

　　当时在作协工作的张僖，也有同样的看法：

　　那时，周扬虽然是文化部的党组书记，但不大过问作协的事情，胡乔木管作协。冯雪峰是作协党组书记，严文井任秘书长，还有邵荃麟。周扬当时担任文化部的副部长，主要精力在文化部。所以，当时我跟周扬接触不多。[v]

　　张光年回忆中的另一个细节，也可以说明当时周扬的处境。文艺整风时，张光年受到了批评，并被要求写出检讨，他去找周扬，希望得到理解：

　　在大会检讨之前，先是在东总布胡同的文联党组扩大会批评我，批得很历害，我就想到周扬那里去诉苦。他却对我讲：“你知道丁玲怎么批评我吗?批评我重才不重德。”这里“德”指的无产阶级立场。我问他怎么看。他回答说：“我看还有些道理。”我一听，十分生气，起身扭头就走。[vi]

　　周扬对张光年的“诉苦”无动于衷，并将丁玲对自己的批评坦言相告，实际上是以隐晦的口气，表达了自己“处于无所作为的局面”。

　　其实，周扬当时的处境不仅是“无所作为”，而且面临离职的地步。

　　文艺整风是在

其实，周扬当时的处境不仅是“无所作为”，而且面临离职的地步。

　　文艺整风是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声浪中拉开序幕的。文艺整风的目的，是乘批判《武训传》之东风，借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与“三反”运动之声势，用群众批判和自我检讨的方式，进一步净化文艺思想，树立***文艺思想的权威。

　　在整风开始之前，从9月24日开始，中宣部召开了8次文艺干部座谈会，对文艺工作状况作了估计。中宣部呈交中共中央的报告认为，“文艺工作的领导，在进入城市后的主要错误是对毛主席文艺方针发生动摇，在某些方面甚至使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篡夺了领导”。它的首要表现是“迁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放弃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工作，缺少对思想工作的严肃性”。“在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家的合作当中，表现无原则的团结，对他们的各种错误思想没有认真地加以批评，认真地提出改造思想的任务。不少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任意曲解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拒绝改造思想，拒绝以文艺为政治服务，要求文艺更多地表现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和趣味。他们认为今天文艺（例如电影）的主要群众是小市民，应多迎合小市民的趣味。他们反对以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去改造和提高小市民，而要求将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降低到小市民水平。而党的文艺干部在这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包围下，有许多人随波逐流，表现自己的立场是与他们一致的或接近的。……因为这样，就降低了党对文艺作品的要求，放任了文艺作品中的错误倾向和粗制滥造现象，而没有把认真地审查电影剧本及影片，审查文艺出版物和戏剧音乐节目，当作重大的政治责任。因为这样，就产生了电影《武训传》的摄制、放映和宣传，就产生了对于《武训传》的反动宣传的丧失感觉，就产生了在毛主席指出《武训传》的反动性以后对批判《武训传》的怠工。”文艺工作者中则普遍存在着脱离政治、脱离群众和严重的自由主义风气。[vii]

　　胡乔木在北京文艺界学习动员大会的讲话重复了上述看法。他指出，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实际上还没有解决。“一部分在一九四九年大会上举过手的作家，并没有真正了解***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的内容，他们对文艺工作仍然抱着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见解。……而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些***员文艺工作者，其中甚至也包括少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表示过拥护***同志的文艺方针的***员。这些同志在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家接触以后，失去了对于他们的批判能力，而跟他们无条件地‘团结’起来了。……就在这两部分人的影响下，我们两年来的文学艺术工作的进展受到了重大的限制。”因此，“目前文学艺术工作中的首要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确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和帮助广大的非工人阶级文艺工作者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viii]。胡乔木的报告规定了文艺整风要解决的两个问题是“确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即***文艺思想的领导，改造“广大的非工人阶级文艺工作者”；规定了两类斗争对象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和向他们投降的党员文艺工作者。

　　此时的周扬，虽然担任了文艺整风的领导工作，但其处境却十分地尴尬。***之所以要对《武训传》进行批判，虽然理由可以说出几条，但他对文艺界的“思想混乱”不满，则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武训传》是上海拍的，虽然当时担负上海文艺界领导工作的夏衍并不赞成拍摄，但是他也不得不做了检讨，这无疑使周扬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而***对文艺界的指责，周扬则必须承担责任。在文艺干部座谈会上，与会者对文艺领导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周扬应对存在的问题负“主要责任”，周扬被迫作了“详细的自我批评”。在文艺整风动员大会上，周扬也公开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作为文艺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应当负很大的责任”。[ix]

　　同时，***给周扬“政治上不开展”的断语，直接危及了周扬在文艺界的地位。周扬下去土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另有资料显示，周扬可能被撤掉了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之职。[x]

　　在下去土改前，10月9日，周扬给***写了一封信，请***为滁州专区文工团题字。信的结尾，周扬写道：

　　我俟文艺干部整风学习告一段落后，即去中南区参加土改，……我争取下月走成。心中有许多话想和您谈，您什么时候有空，请电话叫我。[xi]

　　***同意周扬的请求，要他在“动身动身参加土改的时候，可找一时间一谈”。想来，周扬的“许多话”中，向***检讨肯定是内容之一。所以张光年才有这样的回忆：

　　毛主席批评他很厉害。把他叫到中南海，回来后情绪恶劣。我问他，他多的没说，只是感慨地对我说：“批评我政治上不开展。”我很不理解。

　　周扬挨了批评后，大约在1951年的12月，便到湖南常德参加土改。第二年年初年筹备第二次文代会，开始的工作就由胡乔木来主持。[xii]

　　虽然胡乔木很倚重丁玲，但以丁玲在文艺界的威望，要想领导这场运动显然力不从心。在周扬走后不久，丁玲就感觉到了这一点，并因为委屈而忍不住在“茅盾面前大骂周扬”一通：

　　1951年的文艺整风，周扬同志参加土改去了，主要是中央宣传部文艺处负责的工作。当时文艺处只有我、默涵、严文井三人。我个人缺少工作经验，那时，又兼负责“文学究所”、《文艺报》的具体工作，《人民文学》也改由我去主编，我曾请求乔木同志只管文艺处，其余工作另找人。乔木同志答应找着人了再说。因此，那时我的担子很重。工作复杂，感到难于应付，正处于焦头烂额之时，一天文协开会，会前舒群同志临时打电话说他不能主持会，因为周扬同志只要他做文联秘书长，不是文协的秘书长，要我另外找人主持。我当时觉得舒群太不讲理，文协秘书长原就是他，而且早说定了的，文联文协秘书长都是他。他明知我的工作有困难，却来临时作难。我激动得很厉害，立刻放下电话，我到文协拟和舒群面谈，一上楼看见茅盾同志已在沙可夫同志屋子里，我压制着自己的激动，和茅盾同志招呼，这时舒群走来又向我说，你另外找人，我不是文协秘书长，会议主席我不能做。我的气又上来了，我就说他(说些什么我都忘了)，他冷静地看着我，仍旧坚持说不做，我一时失去克制自己的能力，大哭起来，便说了：“都是周扬，他现在土改去了，什么也不管，叫我来揩干屁股。”我说过后立刻意识到犯了错误，于是赶紧擦干了眼泪，自己下楼去主持会议。会后我很难受，写了一个检讨连夜送给乔木同志。乔木同志回信也说我不对，但认识是错误就算了。[xiii]

　　虽然丁玲说是“一时失去克制自己的能力”而骂周扬，但是，这一事件表明，在潜意识里，丁玲对周扬一肚子不满仍未消除。丁玲所讲述的另外一件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周扬同志决定《文艺报》上印上编委、主编名字，我在《文艺报》编辑部室内告诉了陈企霞、肖殷，说他们二人是副主编，陈企霞当时说，“主编就主编，有什么副的，正的。”我没有立刻批评他，觉得在一些年轻的同志们面前说他不好，同是时也因为我想我是正的，也不好批评他。可是后来印出来了三个主编，我即向周扬同志汇报，问他怎么办，并且说三个人都负责也好，他们实际工作比我做得多。周扬没有批评我，也没有说这事做错了。他有过一点点不愉快的沉默，但随即同意了。[xiv]

　　这一件事，在1955年“丁、陈反党集团”冤案时，成为丁玲拒绝党的领导的一条罪状。现在看来，这样的上纲上线确实太过头了。但是，无庸讳言的是，丁玲对此事显然是“先斩后奏”：三个主编已经印出来了，周扬即使“有过一点点不愉快的沉默”，除了同意之外还能说什么呢？

　　这一桩桩小的事情，在具有作家性格的丁玲看来，不是什么大的事情，但在以组织纪律为重的周扬看来，事情就不少了。丁玲在文艺整风运动中的这些做法，则进一步加深了周扬对她的成见。

　　在文艺界处于无所作为的周扬，命运很快就出现了转机。就在周扬到湖南不久，就被***的电报召回了北京。

　　事情的起因是，1952年初，文艺界要筹备召开第二次文代会。同以往一样，***对这次会议很重视，要胡乔木主持筹备工作，但是，胡乔木的一个做法则引起了毛的不满。张光年回忆说：

　　乔木把林默涵、我、袁水拍找到他家，谈大会的报告，谈了两三次。要求文字讲究，简炼，批评尖锐(实际上他自己已经起草了)。他主张取消文联，按苏联的文艺制度改，将当时的文学工作者协会、戏剧工作者协会……改成各行各业的专门家协会，他主张作家协会会员要重新登记，长期不写东西挂名者不予登记。我们都很赞成。快开会时，乔木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对其它没说什么，但对取消文联发火了。他狠狠批评了乔木一顿。说：“有一个文联，一年一度让那些年纪大有贡献的文艺家们坐在主席台上，享受一点荣誉，碍你什么事了?文联虚就虚嘛!”就因为这件事触怒了，大会报告也气得不看了。他认为取消文联，不利于团结老辈文艺家。这样一来，就不让乔木管，赶快打电报要周扬回来重新筹备二次文代会。

　　周扬回来后我们先告诉他一些情况，他再问乔木，然后去找毛主席。随后就带我、林默涵、刘白羽、袁水拍去天津重写大会报告。在筹备期间，乔木召开文艺界负责同志会议，传达毛主席对他的批评，说：“希望二次文代会在周扬同志主持下开成团结的会议。”

　　这次突然的变故，改变了周扬在文艺界无所作为的局面。此后，胡乔木对文艺界过问的越来越少了。1952年4月，周扬又兼任中宣部的副部长，直接走到了文艺界的前台。

　　丁玲陷入了很尴尬和矛盾的局面。

　　以前与胡乔木的配合，使周扬处于无所作为的局面；现在，周扬回来主抓文艺界的事情，丁玲显然认为，她难以与周扬来配合了。

　　大约在此期间，丁玲有一次与***共进午餐的机会。

　　自1942年延安整风后，丁玲与***显然失去了沟通的机会。一直到1948年，丁玲才在河北平山的东柏坡与***有一次路遇见面的机会。丁玲6月15日的日记对此事有记载：

　　另外，太意外的是我刚要去西柏坡时，遇见对面有穿黄衣的人来，我仔细一望是毛主席。我不觉跳了过去，紧紧握手他的手。毛主席说：“好得很，几年不见你了！”他并且邀我和他一道散步去。……毛主席坐在空地里的躺椅上，他很鼓励了我。他说：“历史是几十年的，不是几年的，究竟是发展，是停止，是倒退，历史会说明的。”他似乎怕我不懂这意思，又重复了一遍。他又说：“你是了解人民的，同人民有结合。”他又说：“你在农村有了十二年，再拿八年去城市，了解工业。”散步之后，他又邀我一道吃完饭。我在他院子里树下坐谈时，他又说历史是几十年的，看一个人要从他几十年来看，并举鲁迅为例；并将我与鲁、郭、茅同列一等。我说我文章不好，成绩不及他们。……毛主席评郭文才华奔放，读茅文不能卒读。[xv]

　　丁玲与***的这次相见，后来为多人所知道，后来批判丁玲时所谓“挂像”事件的起源，大致是来自于这次谈话。

　　这次谈话后，丁玲对***对他讲的历史是几十年的话，一直不是很明白。但是，如果联系到“党对你希望很大，信心不足”这句话来理解，也就不难明白了。这句话也是***与丁玲谈话中所说的。[xvi]***的话，对丁玲有鼓励，当然也有鞭策，有批评。不过，丁玲可能记得更多的是鼓励，因而忽视了***批评的话。正因为如此，她也不可能感觉到，尽管这次谈话很欢畅，但已不复在延安整风以前的交往了。

　　正因为丁玲感觉不到这一点，所以，1951年她与***餐后并一起泛舟中南海时的闲聊会引起对***对她的批评。这次闲聊，或者是***征求丁玲对周扬的看法，或者说是丁玲将对周扬的不满向最高领袖倾诉以求得支持的“告状”。如同在西柏坡丁玲与周恩来谈话一样，这一次丁玲也是一股脑地说起了周扬的缺点。丁玲回忆说：

　　这次，主席先问我对周扬的看法。听着，毛主席突然问我：“周扬总还是有些优点吧？！”我真后悔自己不会做人，为什么不先说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呢？一个人，一个革命者，都是既有优点和长处，也有缺点和毛病的，应该一分为二呀，而我在这个关键时刻，偏偏忘记了一分为二，忘记了谈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后悔也来不及了。不等我补充自己的意见，毛主席便对我说了：“我看，周扬同志还是有些长处的，他有行政组织工作的能力，也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而在这两个方面，我看你丁玲是不如他呢！”毛主席说的是实际情况，我当然服气。但我为什么在他征求我对周扬的意见的时候，竟一个劲儿说周扬的缺点而不说他的长处呢？[xvii]

　　丁玲把问号留给她的听众，但答案却是不言自明的：在丁玲看来，周扬不管有多少长处，显然不适合担任党在文艺界领导人这一职务的。

　　这里，丁玲的确是犯了一个错误。至于这个错误是什么，可以与胡风当年上三十万言书作一类比。

　　2002年，原被称为“胡风分子”的绿原，在为《胡风三十万言书》出版所作的序中写道：

　　几十年之后，尘埃落定，痛定思痛，不禁茫然。当年胡风……所选择的上书言事，……直到理所当然而又顺理成章的后果一出现之后，这才使人醒悟：最高领导和文艺领导毕竟是二位一体，后者和胡风在前者眼里，毕竟有党内外的亲疏之分；胡风在“三十万言”中忽视了这个一体性，向前者控诉后者，不但被讥为所谓“清君侧”的阴谋，犯了以古例今的时代错误，而且由于“为乐观估计所蔽”，忘却“疏不间亲”、“投鼠忌器”等浅近道理，犯了尤其令人遗憾的常识性错误。[xviii]

　　当年丁玲的处境虽然比胡风要好得多，但她却不明白“最高领导和文艺领导毕竟是二位一体”的道理，也更忘却了“‘疏不间亲’、‘投鼠忌器’等浅近道理”。她的思维惯性使她依然在几年前、十几年前的原有轨道上运行，她胸中充溢的是业已形成的对周扬的敌视情绪。她仍然以为与***的这次谈话，只是像过去一样仅仅表述自己的看法而已，因而根本忽略了这样的因素：此时的***已不复是那个当年与她随意交谈的人了；而此时周扬能在文艺界担纲同样是***的意见。因为“犯了尤其令人遗憾的常识性错误”，所以丁玲的话打在周扬身上，事实上，也打向了***。丁玲得到***的批评是必然的。

　　当然，丁玲也从***对她的批评中得到了另一种答案：周扬在文艺界的领导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若说丁玲在稍后辞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职务是这个答案促成的，显然有些武断，但若说与这个答案无关也同样是武断的。

　　不过，与丁玲的做法相反，周扬倒是很肯定丁玲在工作中的成绩。1951年12月8日，周扬在关于丁玲的一次谈话中说：“丁玲有很大的进步，这两年来工作很积极，接受新事物强，社会知识多，识大体，有分寸，工作努力。政治上过去犯过错误。”[xix]

　　可以看出，周扬对丁玲的态度却毫不在意，仍然想让丁玲配合他的工作。但是，丁玲却又涌起了回到作家本行的念头。1952年8月18日，丁玲在致周扬的信中表露了这一想法：

　　我写这封信给你，有十分的热切的希望你答应我的请求！自从今年来，在我的思想中有许多苦闷。我实在希望我能创作，我要创作，我是一个搞创作的人，对创作有刻骨的相思。因为五月间我希望回湖南去，不行，则在北京找了些材料，我对美帝虐杀我们孤女婴儿材料有很大热情，所以不避炎热在六七月中间去南京武汉。本拟八月写好，但回来后有许多工作分了我的心，我刚动手，现在实在需要专心一志写下去，我实在不愿东做做西做做，我做完了这一件工作后再让我做别的吧。九月间陈企霞、康濯就要走的，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不努力完成它，就要流产了。我十分不愿流产，如果流产了，我会很痛苦的。你是注意创作的，难道你就一点不照顾我的情形么？难道我就那么无才么？假如不到十分证明我是不能搞创作的时候，不管怎样，我都是要坚持下去的。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能够准我的假。到九月为止，你不要分配我其它的工作，让我少开会，让我留在家中创作。我应份的工作，文艺报，及文研所的事，我还是做。九月以后，我还是可以再做别的。只这末一个短时间的假期，你还不能答应我么？如果蒙你准许，我将即日去颐和园或北戴河加紧去写。写得不好也要完成初稿，以便以后修改。

　　我希望你明晨会可以叫你的秘书回复我一封许可信。因此明天下午我即可以准备动身。[xx]

　　丁玲的“苦闷”自然是来自工作上的。而这种工作上苦闷，主要还是来自中宣部――“文艺报，及文研所的事，我还是做”，言外之意是，文艺处处长的职责范围的事，就不能再做了。但是，这一点丁玲当然无法直接说出口，所以只好以请创作假为理由了。

　　周扬是否同意丁玲的请求，限于材料，不得而知。但是，1952年10月，丁玲辞去了文艺处处长的职务，到东北疗养去了。

　　丁玲到东北后，大约在1953年的1月28日，曾有一信给周扬：

　　离京后一直想给你写信，却又觉得没有什么新的意见，所以就拖下来了，同时也知道你很忙。现在会演已过，（我想这次收获一定很大，可惜我一个戏也没有看到）中苏友好月就将过去，你一定可以挤出一些时间来了。文联会延期，我想这是好的，这种大会，思想方面的准备愈充分愈好，你是否已经开始领导筹备了呢？我以为这些工作的筹备，恐怕非你亲自动手不行。而且你还得设法怎么能多聚集一些人。我这几年因为能力所限，帮助你很少，工作成绩不大，常常觉得很难过，觉得很对党不起。因此我又想，也许还是去写点什么好些。我的生活基础，理论艺术基础都很不够，如果要创作还得学习与生活。你对于我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呢？你曾经答应我明年请假搞创作，我想我现在应该作这个计划了。我现在还是要求脱离一切工作专门从事创作两年，如果将来还须（需）要我工作的话，我就再做工作。我下去的计划，过去同你也曾谈过一点，现在也还是这样三个方案。一，写井岗山，先搜集材料和研究材料，然后采访。二，到县上去做副书记一年或一年半，准备写长篇。三，做一年记者以后再定住下来，或者再做第一方案或第二方案。这三个方案，我也向乔木同志征求意见去了，同时请您帮助决定。

　　我下月就回来。风湿性关节炎可以稍微好些，增殖性毫无办法，脑疼也只有长期注意，所以就没有多住下去的必要。但是否能明确规定我的工作呢？

　　蒋祖慧我还是希望你帮助她去苏联学习，我常常为她的十七岁十八岁可惜。如果实在没有什么办法，我就很后悔过去为她的职业所做的决定。我觉得太对不起她了，一个学跳舞的人把大好年华都虚抛了还有什么希望呢？我听说连乌兰诺娃她都没有机会看到，我就想到我们很多人是不大为后辈作想的。只有你能帮助她，我实在觉得这孩子还是值得培养的。

　　一切回到北京后再谈吧。[xxi]

　　丁玲在辞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之前，就辞去了《文艺报》主编的职务。1952年2月，冯雪峰担任《文艺报》的主编。对自己的工作如何安排？丁玲心里没有底。所以在这封信中提到了“是否能明确我的工作”的问题。另外，这封信丁玲的语气非常和气，完全不像上封信那样，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感觉。同时，信中还提到了要周扬帮忙让她的女儿蒋祖慧出国学习的事情。显然，丁玲有刻意缓和与周扬关系的意图。

　　在周扬看来，不管丁玲对自己的意见多大，也不管他本人对丁玲有多大的成见，他仍然愿意丁玲在文艺界做一些工作，并在此后促成了蒋祖慧出国留学的事情。1953年2月16日，周扬致信在东北的丁玲，表达了希望丁玲回来工作的愿望。信中写道：

　　这两三年来，我觉得你的进步是大的，我也喜欢你那股工作的劲头，你也好强，但有原则，识大体，有分寸，与某些同志的个人积极性就不同多了。[xxii]

　　周扬希望丁玲能尽快回来工作。

　　2月20日，丁玲给周扬写了回信：

　　你的信引起我很多的感情。我想着工作，想着在工作中的愉快。因为工作就是学习，工作是丰富人们心灵的，我以为人所最苦的就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我很想打消我去汤岗的计划，虽说伯林同志，疗养院都已经替我准备好了。我离开工作的时间太长了，疗养成绩又不太大，这里的生活我早已厌倦了。我实在想回北京来，可是春节前，就是接到你的信的两天后，我的腰又跨（垮）了！因为参加了一个工人的敬老会，坐了两个钟头，第二天又参加了一个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三周年的会（阳钦同志一定要我出席）又坐了两个钟头。这样腰就又不能动了，并不比在北京犯时厉害，可是难好。到现在快十天了，腰还不能支起全身来，因此我又动摇了。我想像现在这样回去，能做什么呢？我只好还是到汤岗去。我预备等腰再好一点，可以坐火车了，就去，也就是打算二十四五号一定去。去了能治，当然再好没有，不能治，也好死心。我想你还是会同意我去的。如果你以为既然休养了许久，都没有很大效果，那就还是回来一时，或者你觉得我有些事应该回来的话，我还是立即回来的。有些情形你可问问李守宪同志。我请他替你捎上一包糖和一包饼干，饼干是列宁格拉来的。

　　我希望经常收到北京的来信，当然也包括收你的。[xxiii]

　　作为对周扬的回应，丁玲不但信写得很客气，还专门让人给周扬带来了“列宁格拉”的饼干。

　　在周扬主持筹备第二次文代会后，尽管丁玲不在北京，但她还是担任了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筹委会副主任的职务。

　　丁玲从东北回来后，也并没有担任实质性的工作，后又去黄山。第二次文代会后，丁玲基本上长期在进行创作，行政上的工作几乎不做了。而在此期间，周扬在文艺界的舞台上尽情挥洒着自己的领导才能，并逐步确立了文艺界领导的威严的形象。而他与丁玲之间的关系，也基本上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两不相干。

　　 蒋祖林：《回忆母亲丁玲——1957年前后》，载季羡林主编：《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ii] 于光远：《见证人应该说的话——<陆定一的历史遗产>读后》，《同舟共进》2004年第2期。

　　[iii] 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77—378页。

　　[iv] 1999年5月12日采访秦川记录。

　　[v] 1999年2月25日采访张僖记录。

　　[vi] 张光年：《回忆周扬》，载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vii]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文艺干部整风学习的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463页。

　　[viii] 《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光明日报》，1951年12月5日。

　　[ix] 周扬：《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北京文艺界整风动员大会上的讲演》，《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8页。

　　[x] 陈晋：《文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7页。不知作者的根据是什么？据可证的资料显示，当时周扬的确不再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职务了。

　　[xi] 此信为私人藏品（复印件），未曾公布。

　　[xii] 张光年的回忆里说，毛对周扬的批评是1953年初，这个时间恐怕有误。周扬是在1951年秋参加土改的，周扬挨毛的批评，显然是在此前。

　　[xiii] 丁玲《重大事实 的辩证》，转引自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xiv] 丁玲《重大事实 的辩证》，转引自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

　　[xv] 《丁玲全集》第1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8—339页。

　　[xvi] 《丁玲全集》第1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

　　[xvii] 杨桂欣：《“我丁玲就是丁玲”》，载丁言昭编选：《别了，莎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页。但是，丁玲的丈夫陈明，则对这一记叙断然否定。他在接受邢小群的采访时说：“至于你提到毛主席在中南海和丁玲划船，纯系讹传。”（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页）。不过，我倒认为这一记叙是真实可信的。因为：1、杨桂欣属于丁玲身边人之一，且他记叙的丁玲的回忆有康濯为证。2、丁玲也曾经向黎辛简要讲述过这次见面。80年代，黎辛就1955年丁玲为什么不向中央申诉向丁玲提出疑问时，丁玲说：建国初她向毛主席说起过周扬，毛主席表示周扬有缺点，但他会做行政工作与写评论文章，丁玲认为毛主席信任周扬，不想向他申诉（黎辛：《丁玲，我第一个上司（下）》，《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3期）。2002年3月8日，我曾致信陈明讨教其否定的根据，但未得回音。

　　[xviii] 绿原：《试叩命运之门——关于“三十万言”的回忆与思考》，载《胡风三十万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8页。

　　[xix] 这是林默涵在1957年批判丁玲时发言中所引用的材料。《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1957年9月，第50页。

　　[xx] 此信系个人藏品，未曾公布。

　　[xxi] 此信系个人藏品，未曾公布。

　　[xxii] 转引自蒋祖林：《回忆母亲丁玲——1957年前后》，季羡林主编：《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xxiii] 此信系个人藏品，未曾公布。

　　[xqq1]印象中，根据冯雪峰的回忆，丁玲未曾当过左联的党团书记。――待查


--------------------------------------------------------------------------------
作者: 李云雷 时间: 2006-4-12 03:27


　　上述对丁玲与周扬关系的追溯，尽管两人有分歧，有争论，但我还看不到二人之间后来演变成的势同水火的因素。但是，如果透过这些事情的背后，从二人自身的因素来进行挖掘，则会给后来所要发生的事件一个合理的解释。

　　历史环境与个人因素的关系，在何种程度上相互发挥作用，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当人们审视一个历史人物的命运时，常常会说“这是历史造成的”。的确，任何人都无法脱离历史环境而生存。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一个历史人物的命运时冷静和客观，在考虑大环境的因素的同时，也不能因此而忽略个人因素的作用，不能因为历史的悲剧而忽略不计个人的自身因素。

　　曾任丁玲的秘书的张凤珠，对于丁玲“没有躲过灾难”说：“我曾想，这是否和她的性格有关呢？”

　　丁玲有什么样的性格呢？与丁玲有过交往的王蒙有过这样描述：丁玲具有很强的的“明星意识”，“作家意识”。她“是一个艺术气质很浓厚的人，她热情、敏感、好强、争胜、自信、情绪化，个性很强，针尖麦芒，意气用事，有时候相当刻薄”。这样的性格，就难免给人留下“丁具有‘一切坏女人’的毛病：表现欲、风头欲、领袖欲、嫉妒……”的印象。王蒙进而断言：丁玲“一辈子搅在各种是非里”。[ii]

　　这种“明星意识”、“作家意识”，使丁玲“不大瞧得起和她同时代的一些作家”。曾担任过丁玲秘书的张凤珠和在文学研究所工作过的朱靖华，对丁玲的这种做法仍记忆犹新。建国初期，对于已在文学上奠定了地位的一些没有在延安或解放区工作过的作家，丁玲的着眼点不在于他们的作品如何，“她可以自傲于他们的就是她参加了革命，而那些人没有这种经历”[iii]。因此，“有时她对别人有一种不自觉的轻视。在一般作家和知识分子面前，她也有一种解放区来的高人一等的潜在心理”，“造成文讲所以后悲剧的原因和这种自豪感也有关系”。[iv]丁玲的这种感觉，无异要开罪一些人，这也就是熟知她的人要得出她以后的悲剧与这种感觉有关的原因。这里只要举出老舍的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

　　老舍是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从国外回来的著名作家，也是被公认为是非很少的的作家。这位一直生活在国统区和国外的著名的也是革命的进步作家，陶醉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欣欣向荣的形象，对***的领导是发自内心拥护的，并自觉地以当时的主流意识的倾向进行创作，不但赢得了广大的读者，而且成为官方所褒扬的对象。

　　老舍的《龙须沟》上演后，周扬写下了《从<龙须沟>学习什么》的热情洋溢的赞扬文章，并发出号召：“让我们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和他一同学习，并向他学习吧。”[v]彭真为首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并以此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不料，周扬的文章发表后，丁玲却“觉得以周扬同志的身份，这篇文章推崇过分”，因而“有过一点点意见”，对老舍所获得的荣誉称号也颇有微词。[vi]丁玲的这一看法，在后来揭发“丁、陈反党小集团”的会议上，也被人提出来。

　　在1957年对丁玲的揭发批判中，老舍也参加了会议，但是，与大多数上纲上线、义愤填膺的揭发相比，老舍的发言则平和得多，并且主要内容是针对丁玲这种“明星意识”来的：

　　我知道有人不大敬重我。我可是没有向人窃窃私议过。他们说，我当作协的副主席，是把我抬得过高了。我说，并不高。当初，重庆成立作协时，……实际负责的是我，……团结大家的是我。因此，我虽然没有闹革命，但张道藩随时可以把我送进监狱。……

　　是的，我在重庆作了这些事，团结了作家。但是，问题并不在这里，我不是在这里表功，更要紧的是解放后我可曾拿这些当资本，争取当作协副主席没有？没有！作家最大的资本应当是干净的灵魂，组织作协的目的之一是团结作家，我在重庆团结过作家，我有资格当作协的副主席。我不是向上爬的人。我不会向首长们吹嘘自己，让我作副主席。我爱打哈哈，常说错话，做事也有许多缺点，可是我也有好处，不吹牛。今天可以算是汇报性的吹牛吧。我向来不吹这些，今天在座的有许多青年，大概不知道这些事，所以吹吹也好，来自延安的某些作家也许不知道这些，可是他们应该知道党的团结政策。

　　团结好不好呢？当了副主席之后，我为作协作了许多事，……我不争待遇，没上过北戴河、颐和园。市人民委员会屡次叫我到颐和园去休息，我不去。我有自己的一个小院子，为什么要上颐和园而把别人休息的机会挤掉呢？要写作哪里都一样，写不出就是到瑞士去也写不出。……我看，对于作协庶务科说，我是最省事的副主席。……[vii]

　　且不比较老舍的文学成就与丁玲的优劣，即以老舍发言所提到的问题，他也的确有资格这样表白自己。如果翻翻简单的丁玲年谱，不仅颐和园是丁玲常去住的场所，大连、黄山、无锡这些风景秀丽的疗养地，丁玲也常在期间徜徉。这是一个小小的问题，当然也不足于构成所谓的“反党罪行”，但是，从另一个侧面则的确显示出丁玲作为一名革命作家的某种优越感。

　　丁玲对待老舍的态度，或者说，丁玲不大能瞧得起同时代的一些作家，其实还只是一个表面的的现象，更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解放以后文艺界如何排位次的问题。

　　所谓排位，就是在文艺界树立起一面或几面旗帜，以成为文艺界所仰望或学习的对象。这在中共领导文艺的历史上是有迹可寻的。在解放以前，鲁迅是***和中共中央所推崇的第一面旗帜，继鲁迅之后是郭沫若，其后有茅盾，因而有“鲁、郭”之说。

　　解放以后，出于“建立稳定的文学秩序”的需要，周扬很注重排位的问题。他评论茅盾、老舍的作品，并借评论赵树理的机会，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是“语言大师”。在周扬的带动下，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部文学史的作者王瑶，虽然并没有明确地以“鲁、郭、茅、巴、老、曹”的专章模式来叙述文学史，但是这种排位已经呼之欲出了，并且稍后就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固定的印象。

　　“鲁、郭、茅、巴、老、曹”格局的逐渐确立，对具有“明星意识”的丁玲来说，显然感到了某种冷落。尤其是在***在西柏坡对她的评价已经传得很远的情况下，自己仍被漠视的局面，则使这种冷落变成了郁积心头的结。心中的块垒无法消除，而周扬对自己的作品未置一词的表现，就成为丁玲心中无法言说的痛。

　　当然，丁玲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把***西柏坡的谈话传扬出去这一事实，即使是在1955年被揭发后她还在为此辩解。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后来所出现的事实，使丁玲的辩解显得那样的苍白。

　　1955年批判丁玲，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所谓的挂像的问题：

　　她假托中央同志的话，说现代中国代表作家的位置已经排定，是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她的小集团里的人更为她鼓吹捧场，称她为“旗帜”、“领袖”。1953年，“中央文学研究所”在招待德国作家的时候，居然把丁玲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

　　挂像的事情在1954年的苏联也出现过一次。那一年，丁玲与周扬、老舍等人一起参加全苏作家大会。在莫斯科，她又看到了这四张挂像。苏联能这样做，显然是***的话已经传得很远了。

　　其实，说丁玲有自豪感也罢，说喜欢炫耀自己有“明星意识”也罢，在我看来，丁玲只是想地肯定自己的成绩而已。在现今这个讲究自我推销的年代，炫耀一下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具有“表现欲”的评语，在某种情况下甚至还是对一个人的肯定。但是，在建国初期的那种语境下，则是不容许的。

　　在建国初期那种以集体主义和无私***为价值观念的主流意识中，人们身上充满着那个时代最富有代表性的极端的革命狂热，把自己当成革命的螺丝钉，憎恨一切带有自由色彩的思想和行为，把所有同他们不协调的人都看成是革命的对立者或敌人。即使是实事求是地肯定一下自己的成绩，也难免与主流意识相冲突，尤其是在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个人主义、搞个人崇拜的错误之后，也就容易被上纲上线了。

　　“明星意识”所带来的冷落感，使丁玲难于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换句话说，从解放区走来的丁玲，既然瞧不起没有这种经历的作家，也就不屑于像他们一样，老老实实地满足于单纯地做一名作家，她同时希望自己是一个好的文艺领导者，在文坛的领导席位上坐在靠前一点的位置。但是，当中共把她放在领导位置上让她如愿以偿时，她却远远不能像周扬一样挥洒自如，不擅长管理工作的特点使她连最起码的人事关系都难以处理。1955年冤案的导火线，最先就是她所领导的两个部门——文研所和《文艺报》——点着的就可以说明问题。

　　每逢遇到这种情况，丁玲那根植于心的“作家意识”也就冒出来了，“只要我有作品，有好作品，我就一切都不怕”[viii]的念头就会再一次地强烈涌现。这一念头一出现，她就又涌起复归到作家本位的念头。

　　丁玲在延安的任职前边已经说过了不必再重复，但从解放初期的情况也能看出这一点：她在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位置上一年，提出辞职；在文学研究所的位置上两年，提出辞职；在《文艺报》的位置上两年，再度提出辞职。三次辞职的理由，除了身体的因素外，要集中精力进行创作是最重要原因。而她所具有的才华，也在这种任职——辞职的徘徊中，白白地被消磨掉了。

　　新时期以来，丁玲又陷入了这样的一个怪圈：本不是一名政治家，也缺乏在宏观上把握形势的政治头脑，却偏偏要感情用事地对政治发表意见，结果常常搞得自己心绪不振；本不擅长组织工作，却偏偏去组织创办《中国》文学杂志，结果连杂志社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协调不好，那么大年纪了，还要一个个地给合作伙伴写信，那口气让人看了辛酸。至于去领导一家公司，则更不是她的所长，但她甚至还一度担任过巾帼艺术公司的董事长——这个公司内部矛盾重重，使得她不得不离开。[ix]晚年的丁玲，在总结一生时语出无奈地说：“回顾我这一生，有很多时候我应该坐下来写文章的”。[x]等她意识到自己就是一个作家而卸掉所有职务要专心创作的时候，为时已晚了。这种“画虎不成反类犬”式的命运，不能不使人扼腕长叹。

　　这一点，丁玲与周扬有本质上的区别。对周扬来说，他成为中共的一员之后，所从事的职业就是行政工作，除了“职业革命家”外，周扬从来不认为自己还应该成为理论家或其他的什么家。开国初期，他在文学研究所讲演时，曾幽默地说：外国要编名人大辞典,问我算什么“家”，我说我不是作家，也不是评论家，就算组织家吧。[xi]这一行当的选定，不管是像有的人所说的，是周扬在玩弄权术方面手段高明也罢，还是说他本身有能力也罢，反正都得承认，周扬至少是具备了这样的信念：这一辈子已经没有自我了，这一切都交给党了。党给他安排什么工作，周扬似乎并没有挑三拣四的动作。这样，周扬就有了陈明所说的、据传是***对周扬的评价：党正确了周扬也正确，党错了周扬也错了。

　　人的一生，只有一种可以凌驾于生命之上的东西，即信念，它可以引导生命价值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它可以是一种不可泯灭的理想，也可以是一种真切的世俗感惰，也可以是一种假设性的神秘力量，等等。不管这种信念是对是错，他总是支撑一个人奔向一个目标的力量。但是，与周扬相比，丁玲似乎从来没有体验到这种东西的存在，当然，她的成长轨迹及所处的环境也未给她作任何提供。于是，丁玲所能做的就是凭自由知识分子的感觉行事。偶有畏缩之心但却不知如何退避，于是一直打不起饱满的精神，也树不起“理所当然”的自信心和使命感。而一旦与这种信念遭遇，她只能像个打破瓶子的小孩，小心地去收拾碎片，小心的珍藏，以等候一个高明的工匠来收拾残局。

　　由于认识不到这一本质上的区别，致使丁玲一直把把周扬当成了潜在的竞争对手。受这种心理作祟的影响，丁玲一方面把“只要我有作品，有好作品，我就一切都不怕”在心中重复多遍，而尽管时光也给予她特别的恩赐——她放弃了行政工作，但她这一愿望并没有实现：从1952年10月彻底离职到1955年8月被打翻在地，丁玲有三年的时间来完成她的作品，但是，尽管她到颐和园、到大连、到黄山、到无锡等这些能够启发她的思维和给予抛却俗事的场所，但她依然没有完成那本心中酝酿已久的《在严寒的日子里》；而她在写作条件与后来天壤之别的华北山沟里，却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成了《桑干河上》。这说明什么？答案只能有一个：一会儿想从政，一会儿又想当作家的举棋不定，使她没有一种可以写作的心绪。

　　作品写不出来，从政又不是自己的所长——即使有所长她也无法与已经奠定地位的周扬相抗衡，心中的苦闷也油然而生。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苦闷可以成为一个人奋发的起点，也可以成为一个人妄自尊大、在虚幻中看待对手的视点。不幸的是，丁玲选择了后者。既然从大的方面已与周扬无法类比，就只能在一些细节上满足自己争强好胜的心理。

　　比方说，她与周扬一起到苏联去。陪同他们的翻译高莽为他们画像。这或许是为了解除寂寞劳顿的旅途，消闲时光的一种方式，但丁玲愣从这里发现一种心理上感觉；她觉得高莽把周扬画的太好了。本来是生活中极少的一件事，让丁玲这样一“微言大义”，不免有些啼笑皆非了。

　　还是这次旅行，苏联的著名作家爱伦堡请客，名单上没有周扬。周扬是否有“不自在”的感觉？没有材料显示，但反正在丁玲心目中，周扬就一定如此。

　　还有一种更细小的事情，也是丁玲在意的对象：还是这次旅行，周扬和丁玲一起上街，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周扬就说像自己的女儿；看到不漂亮的，就说像丁玲的女儿。这种显然是玩笑之举，竟然使得丁玲“不高兴”了。

　　这些故事，都是丁玲旅行回来讲给一些人听的。作为听众之一的张凤珠的感觉是，这“说明她瞧不起周扬”，而且，“就这种极小的细节都在意，可见他们的矛盾太深了”。[xii]

　　从这种心理出发，丁玲以及陈明——一直到今天陈明也是如此——一遍遍地重复这样的话：周扬对《桑干河上》有意见，那是周扬嫉妒；而周扬在华北、在北京挽留丁玲一起工作，则是“不愿意让丁玲搞创作”，“因为丁玲搞创作，影响也会不一样”，其潜台词是，周扬害怕丁玲在国内外的影响超过他。因为有这样的判断，所以，陈明断言：丁玲的作品产生的影响一大，周扬心理上就会“可能的，也是很自然的”要产生不平衡和某种不安。[xiii]而推而广之，周扬主持1955年、1957年对丁玲的批判，是因为周扬由嫉妒生恨，由恨而产生了灭掉丁玲的念头。

　　读到这样的话，我根本不能相信这是出自于我所敬佩的作家丁玲口中，出自于也经过历次运动的洗礼的老革命陈明的口中。这种坊间姑嫂吵架、邻里纠纷的的小玩意，居然被视为一场影响全国的批判运动的一个因素之一，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惊讶。

　　第一，若历史真相果真如此，在解放初期周扬挽留丁玲留在北京工作，丁玲应该立即拒绝才对呀——你已经因为我写了《桑干河上》而嫉妒我了，我还要再写出更好的作品让你嫉妒；我的书已经在苏联老大哥那儿获奖了，我何必在你手下忍受你的嫉妒。明知道你要害我，还把脑袋伸给你，这是丁玲、陈明的智商吗？这符合事情发展的逻辑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第二、假设周扬真如丁玲、陈明所言，是个爱嫉妒别人的人，以当时情势来说，丁玲也不会走进他的视野，成为其嫉妒的对象。建国之初，尽管有胡乔木对丁玲的任命，但周、丁两人在党内地位的高下已然分明。周扬已经把自己定位在“职业革命家”的行列，与当作家的丁玲也不相干，他要嫉妒只能是把目标对准比自己高的人，对准自己的竞争对手——丁玲显然不是他的竞争对手。于是，就出现了我上面所描述的情况：这厢丁玲喋喋不休地非议周扬，甚至到最高领袖那里诉说周扬的种种缺点，而那厢周扬却一点也不在意，不论当面还是在信中，依然邀请丁玲出来工作——关于周扬这一举动，与其认为是他心胸开阔，倒不如说他根本没有把丁玲看成是竞争对手来得实在。

　　从丁玲这方面来说，因为始终把周扬作为潜在的对手，她对周扬的防范之心无处不在，这也是很多人都了解和体会到的。

　　张凤珠本来是丁玲的秘书，当丁玲在周扬面前夸赞张时，周扬则随口说道：能不能让她到我这儿当秘书呢？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丁玲就“敏感”起来了。她对张说：你不要到周扬那儿去，终究你在我这里待了这么长时间。不但如此，丁玲还把张安排在不在作协办公的《新观察》[xiv]。以常理来揣测，这种防范心理如果发生在周扬身上，则还有其合理性——张毕竟在丁玲那儿当过秘书，会不会把我这里的情况对丁玲说呢？但周扬竟然一点都不在意，还要帮丁玲解决秘书的工作问题。可见，他对丁玲就没有什么防范之心。

　　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如果作为丁玲的私人感受藏在心里，别人自然不好评头论足，但是，要命的是丁玲又“是作家性格，有时说话随便”[xv]，这些东西她还要喋喋不休地说出来，让别人一起来分享，让别人来证明她一贯是瞧不起周扬的，她是胜周扬一筹的。丁玲当然想不到，这样的证明除了自己得到些许虚幻的安慰之外，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倒给自己的部下提供了投掷给自己的“炮弹”。

　　可是，丁玲至死也不明白这一点。她的思路总是在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上转悠，她所看重的仍是她与周扬之间的矛盾与争斗。她一直将1955年和1957年对她的批判，视为纯粹周扬个人的狭隘的报复心理所致。她从没有从这种局限中跳出来，因而她也根本不可能看到，在那个时代，正是自上——***——而下——各级各部门的负责人——构筑一个统一权威之日。而要构筑这样的统一权威的大厦，让一切不谐和的声音销声匿迹，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丁玲一直到死都盯着周扬的举动，使自己也被现象而裹住根本无法看到历史的本质。

　　“欲与周扬试比高”的心态居然折磨了丁玲一辈子，也造就了丁玲作为中国文坛最具悲剧色彩的角色。一直到晚年，这种心态不但没有消弭反而愈老愈坚。1983年，周扬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因谈到“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惹得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的不满，并进而引发了一场不叫运动的运动——清除精神污染，周扬也不得不作检讨。丁玲顿时感到形势好了。这就难怪王蒙要下这样的断语：“当她得对手ＸＸ（周扬—引者）被证明是犯了鼓吹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错误，从而使党的信赖易手的时候，她该是多么快乐呀。”[xvi]这就难怪会出现本节开头时的那一幕。

　　看到我根据零星的材料所描述的图像，不知读者的感受如何，反正我是非常郁闷，一种很无聊的感觉弥漫在胸。希腊神话中那个一直在与石头消磨时光的西西弗斯，竟然常常与丁玲的形象交互重叠在一起，盘踞在我脑海中久久不能离去。

　　我为丁玲长歌当哭。

　　 张凤珠：《我感到评论界对她不公正》，载汪洪编：《左右说丁玲》，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265页。

　　[ii] 王 蒙：《我心目中的丁玲》，《读书》1997年第2期。

　　[iii] 《张凤珠访谈——关于丁玲》，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

　　[iv] 《朱靖华访谈》，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页。

　　[v] 《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

　　[vi] 丁玲：《重大事实的辩证》，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

　　[vii] 《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1957年9月，第66—67页。

　　[viii] 《丁玲全集》，第1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2页。

　　[ix] 参见《丁玲全集》第1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234、246—247、271—277页。

　　[x] 《丁玲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31页。

　　[xi] 胡维汉：《文学讲习所日日》，《文史天地》（贵州）2000年第5期。

　　[xii] 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79—81页。

　　[xiii] 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页。

　　[xiv] 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页。

　　[xv] 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页。

　　[xvi] 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读书》1997年第2期。

--------------------------------------------------------------------------------
作者: 李云雷 时间: 2006-4-12 03:27


　　丁玲、陈企霞的“滑铁卢”：《文艺报》和文研所

　　建国初期，在文艺界人士——尤其是青年作者——心目中，北京有两个地方是必须注目的。一个是位于鼓楼东大街103号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一个是建国门附近的贡院西街22号的《文艺报》编辑部。这两个地方之所以让文艺界人士注目，是因为这两处基本上可以决定一个人今后在文艺界的命运。

　　中央文学研究所于1949年开始筹备，1950年10月正式挂牌。它是新中国成立伊始创办的第一所、也是惟一一所培养作家的学府。研究所直属文化部领导，“创办的目在于选调全国各地的文学青年，经过一定时期的学习，提高其政治与业务水平，培养实践***文艺方向的文学创作与业务理论批评方面的干部”。在文艺界人士心目中，这里就是文艺界的“黄埔军校”，能成为这里的一名学员，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

　　《文艺报》最早是第一次文代会筹备期间办的一个内部简报性质的刊物，大约在1949年4月份左右开始出版。刚开始是周刊，每期只有十几页，内部通报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学情况，供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们阅读。

　　文代大会结束后，中国文联宣告成立，《文艺报》就成为文联的机关刊物，在1949年9月25日正式出刊。当时，《文艺报》是由全国文协（中国作协的前身）主办，是以“指导文艺思想”为专任的最高文艺批评刊物。因此，在文艺工作者眼中，它是代表党来领导文艺的。一位作者，如果他的作品得到这份刊物的赞赏，大致就可以在文艺界脱颖而出；而如果被它所批判，则也大致上宣告了其创作生命的终结。因此，当时，每当人们拿到新出的一期刊物，首先就是要看看又批判了谁——得到它赞扬的作品几乎很少，以此来揣摩自己如何创作，或者说自己的作品会不会成为它的“靶子”。

　　这两家使文艺界人士“一则一喜，一则一惧”——这样的表述不是很贴切，但大致还是能说明问题——的机构，其负责人是同一个人：丁玲。

　　新中国建立前，丁玲在东北体验生活，准备在东北长期扎根，写出新的作品。1949年7月，中共中央主持召开了被称之为国统区和解放区两只文艺队伍“大会师”的第一次文代大会，丁玲当选为文协副主席。会后，她本想返回东北，继续从事创作。但是，如同在华北一样，挂帅文艺界的周扬，仍然希望丁玲能担负文艺界领导工作的职务。在周扬的挽留下，丁玲留在北京。她的主要工作就是筹备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创办工作。同时，又被任命为《文艺报》的主编。

　　1951年，丁玲又接替周扬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那时，周扬还没有到中宣部担任副部长，而是把精力放在文化部的筹建和成立后的工作上。因此，丁玲的这项任命，不是周扬而是胡乔木的提议。据陈明回忆，胡乔木此举，是有以丁玲取代周扬的意思。[ii]那时，正是***认为周扬在“政治上不开展”而让他下去参加土改之际，也是周扬在文艺界的地位有些不稳之际。另外，从行政隶属来看，文化部的工作是由中宣部指导的。因此，当时虽然周扬是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挂帅文艺界，但是，中宣部的文艺处（相当于现在的局）也同样是文艺界的一个领导机构，文艺界的工作是文艺处和文化部协调一起来领导的。担任处长的丁玲，与周扬一样，是文艺界的领导人之一。

　　作为文艺界的领导人，丁玲除了在文艺整风中间干过一些行政工作之外，她把精力主要放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上

　　在文学研究所草创传初期，不论从经费要求，还是研究所的教学方针，都是丁玲一手制定和筹划的。丁玲本人就是作家，对创作当然是内行，因而在这里，“她把自己的文学情绪转化为培养新一代作家上去了”。但是，这所让她倾注心血的学校，后来却让她背上了“一本书主义”、“个人崇拜”等一系列罪名，成为她终结自己文学生涯的“滑铁卢”。

　　关于丁玲在文学研究所的所作所为，虽然有邢小群的《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一书的问世，使人对丁玲的作为有更多的了解，但也许作者是注重从“体制上”来构勒文学研究所的线条，我仍然看不出丁玲在这里具体作为的完整图像。丁玲后来得到的那几项罪名，譬如“一本书主义”，出自于陈学昭的揭发。按理说，陈学昭是得益于丁玲的安排，才能在文学所专心写作，但陈学昭为何要揭发丁玲？她们之间有什么过节？我都找不到答案。还有，后来“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发轫，出自于康濯的揭发。在华北时期，康濯与丁玲就很熟悉，交往也很深，在文学研究所又担任第一副秘书长，实际上是具体领导文学研究所的第一把手，他与丁玲在工作中配合如何？他后来与丁玲反目——称之为“起义”，虽然有当时大背景的因素，但我相信，在文研所一定有隐伏的导火线。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从书中也找不到答案。

　　但是，尽管如此，我也仍赞同邢小群的结论：

　　丁玲是个作家，具有鲜明的作家气质。办一个以“自学为主，教学为辅；联系生活，结合创作的比较松散自由的文学研究所是可以的；办一个文艺党校她行吗？徐刚在为她辩护的同时对她也有批评：“她不是有计划地进行工作，而是她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今天强调思想改造、明天强调深入生活、到生活中去，后天又强调多写作品，要么就强调多读书。”她因身体的原因和要写作，具体的工作都是由别的同志来做。所以从主观上讲，一个以提高学员文学修养为宗旨的有着某种自由主义气质的老作家，同时又时时不忘文学研究所应是一所“文艺党校”的革命作家，如何使文学研究所成为生成文学家的土壤和摇篮呢？我想，即便“丁、陈反党”问题不出现，文学研究所可能也会是她的“滑铁卢”。[iii]

　　之所以赞同这一结论，是因为：一、丁玲这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性格，虽然有当时一个个运动不得已而为之的大背景，但是客观上也给具体作工作的同志——譬如康濯等人——带来了工作上的难度，而所里的干部之间的关系的协调也不是她所擅长的。二、还是我在上节所描述的：“画虎不成反类犬”，“具有自由主义作家气质”的丁玲，说话随便的秉性不但不适合于行政工作，而且给人留下话柄是必然的。

　　与丁玲在文学研究所朦胧的图像相比，她在《文艺报》工作的线条倒是比较清晰的。我这样说，并不是我掌握了丁玲在《文艺报》所作所为的全貌，而是说，至少在已经披露的材料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她在《文艺报》获罪的原因。这其中，作为“反党小集团”的另一个“主犯”的陈企霞，则是一个“索引”

　　陈企霞(1913——1988)，浙江人。作家、文学评论家，编辑家。童年时代家境贫寒，初中未毕业即外出谋生。在此过程中，陈企霞开始了文学创作。1932年到上海后，与叶紫一起创办“无名文艺社”，并出版《旬刊》、《月刊》，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加入中国***。期间，因从事革命的文学活动，被***当局列入“黑名单”，并在1934、1935年两次被捕入狱。但是，陈企霞并未屈服，出狱后，继续参加中国***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底，陈企霞怀着对党的向往和进行抗日的强烈愿望，奔赴延安。在延安，他先在由胡乔木和冯文彬领导的中共中央青年运动委员会宣传部工作。1941年，丁玲主持《解放日报》文艺栏时，手下缺少人手，经李又然介绍，陈企霞到丁玲手下任编辑。这是他与丁玲有实际工作接触的开始。

　　在延安文艺整风中，在追究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三八节有感》等文章发表的情况时，陈企霞当然也被要求作检查交代。所幸的是，当时《解放日报》的社长博古承担了责任：在让陈企霞检查交代的会上，博古说：文章是陈企霞发的，但发稿之前他都交给我和文艺栏负责同志看过，最后由我审定发排。如果有责任，也应该由我这个社长承担——博古也以同样的理由为丁玲承担了责任。这样，陈企霞有惊无险地过了关。但是，这一段与丁玲共事的经历，在1955年却被批判者荒唐地认为是两人结成“反党小集团”的源起。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企霞参加华北文艺工作团，来到张家口，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主任，并参加编辑《北方文化》和《华北文艺》等刊物。

　　新中国成立前，陈企霞从华北来到北京，参加了接管北平的文化教育工作委员会。在党中央决定召开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周扬主持筹备工作，陈企霞作为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秘书长为沙可夫），在周扬和沙可夫的领导下，参加筹备工作。

　　会议结束后，周扬鉴于陈企霞“工作有魄力，有主见，有办法，也能坚持原则，团结同志”，因而希望他到由自己担任副主席的文联任秘书长，但陈企霞却因为对周扬的“某些领导方法上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而拒绝了周扬的邀请，而到丁玲任主编的《文艺报》任副主编。[iv]

　　陈企霞对周扬领导方法上的看法是什么呢？

　　周扬与陈企霞的早期交往，限于材料，知之不多。从时间上看，大约在左联时期，两人就应该相识了。此后，周扬、陈企霞先后到延安，两人工作岗位不同，也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两人真正开始有工作接触，是在华北联合大学期间。那时，周扬担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并兼任这所学校的副校长，陈企霞是这所学校的文学系主任。在这段时间，或许两人接触不多，关系可能比较融洽——这从后来揭发陈企霞“反对领导”的“罪行”中没有提到华北联大的事可以得到证实。

　　1949年春，由于周扬主持筹建中华全国文艺界联合会，并筹备第一次中华全国文艺学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工作，陈企霞才成为周扬领导下的一员。

　　那一年，周扬41岁，陈企霞36岁，这样的年龄还仍保留着一些爽直和坦率——在后人的回忆中，两人都有“对人动不动疾言厉色”的性格特征，只不过是陈企霞在这方面或许更明显一些。大会的筹备和召开要做的工作千头万绪，期间因一些事情的协调，必然会有一些正常的争执。

　　作为大会秘书长沙可夫助手的副秘书长，陈企霞要负责文代会各项会务工作，其中之一是文艺工作者为大会准备的演出。一直在解放区的陈企霞，习惯了文艺工作者免费为工农兵演出的事情，而对在国统区靠演出为生的演艺界人士惯例的收费演出不是很适应。当时，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要为大会演出，负责为此事联系的北平文艺界知名人士马彦祥告诉陈企霞要收费的事，并在电话中商量演出报酬事宜。陈企霞并不了解梅的演出是不能少钱的，觉得给点也行，但不能太多。大约双方为此事争论得不欢而散，发生了一方发脾气把电话挂了的事情。事后，陈说马挂了电话，而马却到周扬处说是陈挂了电话。周扬或许听信了马彦祥的话，或许是觉得马彦祥是民主人士，不管双方谁对谁错，总要让党内的同志承担责任，因而在一次会上对陈企霞提出了批评。到了1955年对陈企霞“算总账”时，这件事又被重提，上纲上线到陈反领导的“罪行”。

　　忙忙碌碌的第一次文代大会即将结束时，周扬和陈企霞又一次发生了冲突。

　　当时周扬受命筹建文化部，需要招兵买马。这时期，文联和文化部的工作搅在一起，陈企霞也曾帮助周扬做一些有关于文化部的事情。稍后，文联和文化部的工作也就分开了，陈企霞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文联。当时，周扬想让京剧表演艺术家马少波留在文化部工作。为了解决一家数口人的住房问题，周扬让马拿着他写给陈企霞的条子让陈给他们找房子。陈认为马少波等已决定在文化部工作，不应由文联借给住所，文联房子虽有一些，但当时都住满了人，马少波他们人多，一时也无法腾出空房来。况且，周扬事先并未向陈交代过。因此，陈告诉来人，暂时不能解决。事后陈将此事经过告诉了周扬、沙可夫。

　　本来，在进城不久、工作紧张的情况，这种工作之间衔接不上的事情发生是正常的，上下级互相按实际情况来研究并体谅困难，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结果并不如此。陈企霞在1956年所写的《陈述书》中写道：

　　在一次党组会议上（当时我是党组秘书），周扬同志严厉责备我不帮马少波找房子，认为是故意违抗他的命令，并说我对马彦祥发脾气，我稍稍声辩了一下，他拍桌子骂我：“你这算什么***员！”我觉得受侮辱当即回答：“你这算什么领导。”这就闹僵了。周扬同志向在座三四十个文艺界负责同志说：“你们大家说说，这太不像话。”当时并无任何人发言，后来周扬同志只好说：“沙可夫同志，开了会同企霞谈谈吧。”事后，沙可夫同志同我谈了一次不关痛痒的话，也就算了。

　　这样说来，周扬作为一名领导，在工作方法上不无可检讨之处。但是，另一方面，陈企霞的率直脾气也同样是不饶人的。陈企霞的老朋友许觉民认为，陈“对大小事都十分认真，只要存一点冤屈他万难忍受，他不像有些人在逆境中善于忍辱，而是愈不被理解，便愈加‘反弹’更甚”。通过陈企霞的叙述，我们在依稀感觉到会上的火药味的同时，对许觉民的说法可以得到大致的印证。

　　上面所讲到的周扬与陈企霞之间的争吵，说到底还是正常的工作范围内的事情，本不值一提，但在后来也同样成为陈“反对党的领导”的罪状。在当时，则是导致陈企霞对周扬领导方法有了看法并拒绝周扬邀请的原因。

　　 这是文学研究所创办初期康濯对《文艺报》记者的谈话，转引自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ii] 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页。

　　[iii] 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iv] 陈恭怀：《我的父亲陈企霞》，接力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页。


--------------------------------------------------------------------------------
作者: 李云雷 时间: 2006-4-12 03:28


　　在《文艺报》编辑部，陈企霞与丁玲又一次成了同事。

　　在两人约三年的合作过程中，至于工作有多少成绩，很少有人提到，人们倒是更多地提到的是，《文艺报》如何因粗暴批评而引起众怒的问题。

　　曾经在丁玲、陈企霞手下工作过的唐达成，回忆起那时候的《文艺报》，心情复杂地说：

　　实际上《文艺报》过去不是右，而是左得厉害，紧跟得厉害！它紧跟的不一定是周扬，而是更高的领导。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那时丁玲一度是《文艺报》领导，左得厉害！你说批孙犁有什么道理（批《风云初记》）？批碧野有什么道理（批《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批萧也牧有什么道理（批《我们夫妇之间》）？批《三千里江山》、批《关连长》……一路批下来。那时人家一拿到《文艺报》就哆嗦：又批谁了？所以，这一点上，周扬对《文艺报》有看法也是有原因的。那时《文艺报》确实把文艺界搞得惶惶然，引起文艺界的众怒。这不是周扬的责任，是丁玲的责任。当然也不能简单化。这种编辑思想，不能完全让丁、陈来负责，要是没有上面的意思，她也不敢总这个样子。

　　唐达成的回忆大致是两点：一是当年的《文艺报》因为“左”而让文艺工作者“哆嗦”——这也就是我在本节开篇所说的“一则一惧”的原因；一是《文艺报》这个方针的确定问题。

　　第一次文代会后，专门为这次文代会提供情况交流的《文艺报》如何处理？胡乔木的意见是，把《文艺报》和《人民日报》的《人民文艺》两个刊物合并，但是，这一建议丁玲“坚持不同意”。为此，《文艺报》就作为文联的机关刊物正式出版，丁玲来任主编。确立怎样的办刊方针呢？丁玲在1951年文艺整风的发言中，特意谈到了这一点：

　　拿《文艺报》来说吧，它是全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联的常委会讨论过为什么要出这样一个刊物吗？我知道是没有过的。我接受这个任务时，我得到的指示是《文艺报》是一个会刊，登些指令、号召、决议、各地报告之类的文件，还可以登登工作经验。我个人是不满意这个刊物的性质的，我们几个人依据这个指示，订了一个方针，就是“《文艺报》是文艺工作与广大群众联系的刊物。它用来反映文艺工作的情况，交流经验，研究问题，展开文艺批评，推进文艺运动”。[ii]

　　这里，丁玲除了说明《文艺报》方针的确立外，捎带着对周扬主持的文联提出了批评。或许正因如此，这段话在1955年被作为“抗拒领导”的事例。对此丁玲辩证说：

　　我说了几个人根据指示，制定了一个方针，怎么能说是几个人搞起来的？几个人根据指示，定了方针，我想工作是应该这样做的。事实上是我们把方针交给党组，希望党组开会讨论，而党组总是拖下去，或者会议要结束时周扬同志说没有什么意见，就不要讨论了吧，或者说以后找时间再讨论吧。我自然不会把这个事实拿到大会上说清楚，但那样说我觉得也没有什么。[iii]

　　这样说来，无论是从丁玲的讲话还是她的辩证来说，周扬的确没有参与《文艺报》方针的确立，这个方针是丁玲等“几个人”一起搞起来的。为此，周扬在后来被指责为“放弃了对《文艺报》的领导权”而不得不作出检讨。

　　虽然这个方针中有“开展文艺批评”一项，但是，如何开展文艺批评，就是个需要把握好分寸的问题。而《文艺报》恰恰在这个分寸上没有把握好。

　　翻翻从创刊到1952年的《文艺报》，确如唐达成所言，是“一路批下来”的。

　　开这种“战斗性和尖锐批评”风气之先的，是《文艺报》主编之一陈企霞对王林的小说《腹地》的批评。王林的小说当然有某种不足，但却不值得陈企霞用两期的版面连载对作者批评的长文。王林对这样的批评感到震惊。据徐光耀回忆，王林专门找到周扬去吵：“我这是在日本鬼子的跑楼下写的小说，你看了没有？”

　　在丁玲、陈企霞主持、影响下，《文艺报》乱舞“棍子”，专横地批评了很多作家，否定了许多作品。除了唐达成所说的对碧野的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的批评，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等作品外，对话剧《红旗歌》的批评，对小说《金锁》的批评，对歌剧《石榴裙》的批评，对朱定的诗《我的儿子》的批评，对王亚平的诗《愤怒的火箭》的批评，对卞之琳的长诗《天安门四重奏》的批评，对歌颂***的几首歌曲的批评，对胡考的漫画《美国纸老虎与战争贩子杜鲁门、麦克阿瑟、艾奇逊》的批评，对路翎的剧本《祖国在前进》和《洼地里的“战役”》的批评，对沙鸥的讽刺诗《驴大夫》的批评等等。这样的批评还可以举出许多许多。不管是从当年的立场还是从今天的立场来看，有些作品并不是没有缺点甚至是严重的缺点，对它们的批评也不是全无道理的，然而，这些批评大多是粗暴的、教条主义的、过火的。

　　这里我想着重就《文艺报》对话剧《红旗歌》的批评作一描述。描述对这一作品的批评，不仅是因为这是《文艺报》比较早、影响比较大的一次批评，还因为这一批评直接是与周扬对这部作品的看法唱反调的。

　　《红旗歌》由鲁煤执笔、刘沧浪、陈怀皑、陈淼等集体创作的第一部反映工人题材的话剧，诞生于战火纷纷的1948年河北的石家庄。故事是写解放区某纱厂红旗竞赛的热潮中，落后女工马芬姐不积极参加生产，连累得她们的小组三星期挂不上红旗。由于工厂的党组织和行政部门能够及时适当地处理问题，加上这小组的积极分子，***员金芳，一直对马芬姐进行团结改造的工作，最后改变了马芬姐的旧思想，使她醒悟过来。觉悟的马芬姐，回到工厂埋头干活，在月终第一阶段竞赛大会上得到群众的表扬。终于，胜利的红旗，飘扬在她们头上。

　　当时，周扬是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部长。鲁梅的剧本完成后，交给诞生这一故事的石家庄纱厂的领导人审阅。这位领导人与周扬很熟，就直接交给了周扬。周扬看后，立即断定这是一部好的作品。[iv]

　　周扬的出发点是这部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因此，他不但召集剧本创作人员谈修改意见，而且在到北平之前还特意去看望演员并讲话。参加话剧演出的贺健后来回忆说：

　　他（周扬）说：“现在革命由农村转入城市，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依靠工人阶级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自大革命失败党与自己的阶级处于隔离状态，广大工人受到反动派的压迫剥削，特别是受了欺骗宣传，对于自己先锋队组织——***不能立刻认识，不仅不了解还可能有误解，这就需要我们文艺工作者来沟通。另外我们的干部虽有领导农民武装斗争的经验，但如何依靠工人阶级进行建设还是个陌生的问题，这个戏也能给干部以启迪。”他还说：“这个剧本基础很好，人物刻画的生动，性格鲜明，但搬上舞台就得靠演员了，你们要赋予人物血肉，到艺术源泉中去体验吧。我们解放区的文艺戏剧就是因为始终不脱离生活，才创作除许许多多崭新的典型形象，成为中国文艺史上划时代的一页。我们已经有了一条正确的创作道路和丰富的经验。全身心地下到生活中去吧，把体验到的一切化在自己的心上、身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周扬同志突然大声问：“同志们有决心没有？”我们齐声回答：“有！”最后他风趣地说：“我先走一步给你们打前站，咱们在北平胜利会师。”[v]

　　在周扬的关怀下，这部话剧1949年5月1日在北京公演，好评如潮。7月，剧组被邀请在中南海演出，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看后也予以充分肯定。其后，《红旗歌》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重庆、兰州等城市陆续演出，受到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工人们的热烈欢迎。在上海连演159场，观众12.5万多人，这情形在话剧运动史上是少见的。但是，对这部受到群众普遍欢迎的作品，在《文艺报》那里却成为批判的对象。

　　1950年2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1卷第11期同时发表三篇评论文章，除一篇对这部话剧持肯定态度外，另外两篇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

　　署名“黎阳”的文章《评〈红旗歌〉》持肯定态度。黎阳认为，《红旗歌》“是一部有相当成就的描写工人底戏剧，它体现了工人阶级可爱的性格，而且在艺术上，是提升了作品中明朗、流畅、热烈的，新社会的乐观主义的情愫和品质；作者在现实的基础上把这种可爱的性格发挥了”。作品有一些缺点，“但这些缺点不能不说是由于我国工人文艺刚在发展中的缘故”。

　　署名“蔡天心”的文章《评〈红旗歌〉的主题思想》倾向于否定。蔡认为，“这个剧作在写作的技巧上是相当成功的，特别是语言的刻画人物方面，活泼、新鲜，给人以十分生动的印象”，但是，主角“不止于作者所介绍的那样有些无赖的性格，而是一个具有流氓无产阶级意识的女工，不讲原则，不讲道理，邪气十足，狂妄而且骄傲”，“表现出沾染着很浓厚的剥削的思想意识”，“不仅对于***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毫无认识”，对政府和党委派的人员也毫不尊重与服从。因此，她不具备工人阶级的应有品质。作品在工厂管理民主化的问题上，“表现出一种小资产阶级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违反了无产阶级民主集中的原则”。在工人的团结问题上，“是非常无原则的”。

　　最有影响的是《文艺报》主编之一萧殷的文章《评〈红旗歌〉及其创作方法》。萧肯定这部剧给观众带来新的题材、新的结构形式，“很富有独创性，有很多新鲜的气息”，“有文学的魅力”。但他认为，解放以后，马芬姐这样“顽固”、“落后”的人物是不可能存在的。“解放后工人与工厂的关系已根本改变了，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也更正常了；再加上解放初期工人群众的诉苦运动，工人对***、解放军以及工厂当局会毫无认识吗？会一点阶级觉悟都没有吗？这是不合乎一般情况，也不合乎一般规律的。”“在旧社会里被压迫得深重的工人，只可能产生两种看法，一是以为这是命里注定，抱着沉默忍受下去的态度，一种是受不住这种压迫，勇敢的起来反抗。像马芬姐这样的人，应该属于后者”，而在作品中，马是一点工人气质也没有的。她的“倔强”和“有骨气”的性格，应该用来对待工作中的困难和敌人，“但是《红旗歌》中所表现的，都是以‘顽强’来对待自己阶级的党，对待自己的工厂，对待自己的同志。这样的性格值得歌颂么？作者对于这种性格，不但很少批判，反而无原则地表示同情”。“试想一下吧，在一个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下的工厂，而这工厂又正开展红旗竞赛运动，工厂里的工人大多数已经有了阶级自觉，这样新的环境难道是培育敌对的‘顽强’的‘有骨气’的性格的土壤吗？在这样的工厂与工人利益完全一致的环境中，难道有培育敌对性格的条件与可能吗？”“作者采取这样态度来处理马芬姐这个人物，并不是偶然的，这恰好反映了作者对这‘倔强’的‘有骨气’的性格无原则的偏爱，也充分反映了作者的小资产阶级的看问题的方法。”这是“形式主义追求性格的创作方法”，“这种创作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在创作上的表现”。萧殷和蔡天心否认新中国有马芬姐一类人物存在的社会条件，否定马芬姐这个人物的真实性，就使《红旗歌》的主题不能成立。他们的批评不但表现了严重的庸俗唯物论的倾向，而且超出了文艺批评的正常范围，把作品的“缺点”上升到“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与思想作风的高度，因而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与不满。

　　《文艺报》的批评，引发了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对《红旗歌》的讨论。三四月间，上海文艺界召开专题讨论会，著名文艺界人士靳以、顾仲彝、牧野、李洛等人一致表示不赞同萧殷等人的观点，而给予《红旗歌》以极高的评价。他们认为，由于反动统治的长期影响，由于新社会还刚刚诞生，马芬姐这样的落后工人的存在，不是没有它的社会条件的，“在全国，尤其是在上海，这种芬姐型的落后工人，仍然可以看到”。《文艺报》的作者说马芬姐的性格没有社会基础，《红旗歌》的主题缺少思想基础，是“只从问题的一面出发，形式主义的要求人物必须具备某种社会条件”。《红旗歌》在典型创造上比较成功，“是较一般公式化的戏剧为出色、为突出的、较有成绩的”[vi]。这样的观点是一般文艺工作者共同的观点。

　　曾经支持这部话剧的周扬，也不满于《文艺报》的批评。4月22日，在全国文联文艺批评组座谈会上，周扬作了《论〈红旗歌〉》的讲话。周扬充分肯定了《红旗歌》的主题和创作上的成就，批评了萧殷等人的观点。他指出，马芬姐这个人物的落后思想心理是有它的社会根源的，有“一定的代表性”。萧殷认为“在旧社会被压迫得深重的工人”，“应该很容易接受新社会的思想，很容易理解新社会与旧社会在本质上的不同”，怀疑解放半年后还有马芬姐这样的人的存在。周扬说：“‘应该’是一回事，‘可能’又是一回事。在解放不过半年，工人的政治觉悟还没有可能普遍提高，物质福利还没有可能根本改善的情况下，工人中有象马芬姐这样‘顽固’‘落后’的思想是完全可能的，现实的，不奇怪的。即在今天也是如此。”“认识与适应新社会，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对于旧社会所遗留给人民的坏习惯、坏思想，我们必须有足够的估计，用长期教育的工作去改变它们。”蔡天心认为作者对于马芬姐的团结是无原则的。周扬批评他说：“以我们所要求于一个***员的组织性纪律性来要求一个落后工人，因而对她作出无情的判决”。周扬的文章，为这场争论作了总结，并为人们所接受。[vii]

　　围绕《红旗歌》发生的争论说明：第一，在“左”的文艺思想影响下，以庸俗唯物论为武器，从固定的概念、公式、教条出发评判文艺作品的粗暴批评之风正在形成。在文艺创作中，工人形象怎样写，农民形象怎样写，知识分子形象怎样写，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凡是违反这些模式的，就有可能受到严厉的批判。批评家们认定任何作品都是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阶级意识、阶级立场、思想作风的反映，因此习惯于把对作品的文艺批评和对作者的政治与思想批判混杂在一起，形成了非常不利于文艺发展的环境。第二，广大文艺工作者对“左”的批评是不满意的，他们并没有惧于《文艺报》的权威地位而沉默，这时的文艺界知识分子还是敢说话的。第三，周扬批评萧殷等人，支持了《红旗歌》，也支持了多数文艺工作者的观点。虽然他首先是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但是也说明当时对“左”的批评是有警惕的。

　　在这种情况下，《文艺报》只好作检讨。在丁玲执笔、由《文艺报》编辑部集体讨论的《<文艺报>编辑工作初步检讨》中说：

　　在有些问题的争论上，我们还不够明确地表示我们的态度和意见。例如对《红旗歌》的争论，我们收到好些关于《红旗歌》的文章，有两种极端的意见，最明显是蔡天心和梨阳的两篇。我们对这两篇文章都不同意，我们打算登一篇批评比较适当的文章，同时并写一篇对这几篇批评的批评，但因时间的匆促，没有写成。萧殷写了一篇，但也只是作为个人意见，在他的文章中我们认为也还有不够恰当不够完善的地方。在编者按语上，却只提出“一起登载出来，供大家参考”，结果，就显得缺乏负责的态度。[viii]

　　但是，检讨归检讨，粗暴的批评依然故我——当然，不是再批《红旗歌》了。这种“一路批下来”的做法，一直持续到冯雪峰担任主编后才有所减弱。

　　这种粗暴的批评方式，不但使文艺界人士感到“哆嗦”，也激起了众怒。到1954年批《文艺报》事件发生时，当时在外体验生活的陈企霞，已经离开《文艺报》两年的丁玲，都被牵扯进来，就是在这时埋下的伏笔。这是后话，且按下不表。

　　如果对《红旗歌》的批评周扬还能容忍的话，1954年初《文艺报》对李凖小说的批评则使周扬不能容忍了——虽然这部小说周扬没有亲自推荐，但是来自最高领袖的欣赏则就是周扬的评判标准。当然，这一事件与丁玲无涉，而是陈企霞稀里糊涂地走到了被批判的前台。

　　李凖的《不能走那条路》，最早发表在1953年11月20日的《河南日报》上。这篇小说通过一个农民购买别人土地的故事，反映当时农村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读者、中南局及河南省的文艺领导，均给予很高评价。12月20日出版的《河南文艺》和25日的《河南日报》发表作家苏金伞的评论文章《读〈不能走那条路〉》。同期《河南文艺》还发表了根据小说原作改编的曲剧，作者还被邀请到当时的省会开封作了两次报告。《河南日报》和《河南文艺》开了两次作品座谈会。河南省文化局和文联把作品改编成话剧、梆子、坠子、连环挂图，大量印发，作为宣传材料。到1954年年初，有50多个农村剧团和中小学校将作品改编成剧本上演。1954年1月，《长江文艺》转载这一作品，中南局文联负责人于黑丁发表文章给予高度评价。据说***看了这篇小说，并在《人民日报》转载这篇小说时亲自写了按语。

　　对这篇在当地基本上是一片叫好声的作品，1954年1月30日出版的《文艺报》却发表该刊理论批评组组长侯敏泽署名“李琮”的评论《〈不能走那条路〉及其批评》。这篇评论首先肯定作者的创作态度认真、严肃，“对生活有比较真切的感受”，对主要人物的描写比较真实、生动，作品写得很朴实，语言生动、简练，读起来感到很亲切。“特别在看多了概念化的、内容贫乏的作品的时候，这样的作品就更容易为读者所喜爱”，然后指出了作品的缺点，特别表示不赞成中南和河南方面给予的高度评价。这就惹出了麻烦。

　　李琮的文章认为，李凖的这篇小说“也象一般初学写作者的作品一样，有一些由于作者生活经验、思想水平和艺术能力的限制而产生的缺点”。“中南和河南的文艺领导方面对《不能走那条路》的作者的帮助上，还有不实事求是的地方。”如苏金伞的文章说作品写得很深刻，很成功，“通过人物形象，通过具体斗争，通过复杂的内心斗争而解决了矛盾，使自发的资本主义思想受到批判，社会主义思想获得了胜利”，“它的教育意义是很大的”。李琮认为这是“一种超于作品的实际的估价”。他认为于黑丁的评价“还更其过分”。“在他的文章中，他全面地谈到了这篇作品的各个方面的成功，从作品的总的面貌以至作品主题的选择及其体现，人物形象、表现矛盾冲突以及语言等等，作者都全部给以极高的评价。”“这种分析批评，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作为文艺批评看固然不够客观和不切实际，作为对于一个新作者的鼓励和帮助，也不会带来好结果。那种不是根据整个人物的塑造，根据作品反映现实的忠实、深刻的程度，而只是从人物的某几句对话中就得出这是什么主义、这是什么品质的结论的办法；那种不问人物到底在艺术表现中是否有典型性，而只要看到‘正面’的便评定为‘典型人物’，甚至把概念化的人物也加以歌颂的办法，其实际的结果，只能是助长了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同时，对于一个初学写作者的作品，不是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从而进行鼓励和帮助，而且不适当地加以过多的歌颂，甚至把它的缺点也当做了优异的才能，这样作，实际上并不能给作者以真正的益处，而恰恰容易使作者不能很好地去认识自己的成果和努力的方向，以及他的缺点或错误”，这无异于拔苗助长。

　　这篇评论，据张光年在反右派运动中揭发，是在陈企霞“指使”下写的。从陈企霞留下的《陈述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篇文章酝酿的过程。

　　于黑丁的文章发表以后，《文艺报》编辑部分工阅读中南刊物的侯敏泽在会上汇报说：于的文章对这小说来说是“拔苗助长”的方式，《文艺报》应该对此发表意见。陈企霞同意侯敏泽的意见，认为对于的文章可以提出不同看法，并提议让他作些准备，起草一个写作提纲。

　　几天以后，侯将文章的提纲交给陈企霞。陈阅读后发现，侯在一些问题的提法上有过火之处。为了解情况，陈企霞告诉侯敏泽，让他把小说也找来看。陈看了小说后对侯说：这小说是应当肯定的，你文章要按照这个思路进行修改。根据陈的意见，侯敏泽将文章又作了一次修改，交给了陈企霞。陈将这篇文章在编辑部内部进行了传阅，并综合大家的意见作了修改。然后就以李琮的署名发表了。大约在此前后，***读到了这篇小说，并且比较欣赏，就指示在《人民日报》转载，《人民日报》并且加了对小说推崇的编者按语。

　　这样，事情变得有些阴差阳错。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推崇的小说，却被《文艺报》粗暴地否定了。不明就里的陈企霞，懵懵懂懂地踏上了地雷。

　　《人民日报》和《文艺报》的不同评价，在于黑丁所在的河南文艺界首先引起反响。

　　本来，对于李凖的小说，河南文艺界就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有的人对这部小说并不重视，而另外一些人则很欣赏。李琮的文章发表后，不重视这篇小说的人当然很高兴，认为《文艺报》支持了他们，便纷纷写信给《文艺报》，表示拥护李琮的文章。但是，写文章高度评价这篇小说的于黑丁，便感觉到《文艺报》是与自己过不去，气愤之下便给冯雪峰写了一封信，对《文艺报》的做法提出抗议。

　　于是，这篇文章所引发的争论，很快就由地方上转到了《文艺报》编辑部，并进而在作家协会引起了争论。

　　也许《文艺报》的主编冯雪峰了解内情，所以他接到于黑丁的信后，便给于写了封信。信中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认为编辑部这样作是不对的。为了表示编辑部内部意见的一致，冯雪峰在信中说，陈企霞也与他持有同样的意见。但是，冯这样写，事先并没有与陈企霞商量。

　　因此，当他把写给于黑丁的回信给陈企霞看时，陈对此并不领情。他当即对冯雪峰说：“我认为于的文章是有毛病的，可以批评，也可以讨论，不应该先向于说我们全错了。我不同意对文艺批评用这种庸俗的‘息事宁人’的方法。”

　　而冯雪峰则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希望陈企霞同意这样做。

　　陈企霞固执己见地说：“我认为这样不分是非，各打五十板的方法，对工作并无好处，并损害了《文艺报》工作。如果你坚持这样写回信，那只代表你自己的观点，请把信中我的名字划掉。”

　　这样，两人便发生了争吵，闹得不欢而散。

　　李琮的文章不但在中南地区引起了反响，在作家协会也引起一些反响。文章发表不久，编辑部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而这些信是拥护李琮的文章的。在《文艺报》编辑《通讯员内部通报》的时候，陈企霞提议，把这些读者来信编进去。

　　《通讯员内部通报》是由《文艺报》编辑部编辑的，其用意是向有关领导及各地的通讯员通报情况。这份《通报》一直由陈企霞负责审定。当这一期的《通报》编好送给陈企霞看时，陈企霞决定将其送给冯雪峰审阅。陈当时的考虑是，他在于黑丁的回信问题上与冯雪峰发生过争吵，《通报》这样编应该征求冯雪峰的意见。因此，他嘱咐编通报的编辑将这一部分材料同时送冯审查，并写了一封信给冯，说明请他审阅的意思。

　　但是，冯雪峰看了后并未提出反对意见，就退回来了。陈企霞就发了稿。当这一期通报印出来之后，编辑部又陆续收到了另一部分读者反对李琮文章的意见（主要是《河南日报》的）。陈企霞仍然决定，将反对这篇文章的意见搜集起来，编入编辑部《内部通报》。这个《内部通报》也是一种内部材料，主要是供文艺界领导人参考的。

　　在李琮的文章引起纷纭之际，《人民文学》杂志发表的路翎的几篇小说，在文艺界引起了普遍的意见。作家协会党组对此也很重视，决定开会讨论这些问题，同时进行关于党的四中全会文件的学习。

　　在作家协会召开的党组会上，周扬首先发言，他对《文艺报》李琮文章及《人民文学》发表路翎的小说都提出了意见。他说，《人民文学》杂志发表路翎的文章，虽然有缺点，但并不是文艺方向的问题。但是《文艺报》所发表的李琮的文章，却很有问题。于黑丁是河南文联主席，《文艺报》不能随便批评，这是纪律性问题。而且，当时《人民日报》转载李凖的小说并加按语，而《文艺报》却说这小说有缺点，这岂不是故意同党报过不去，反对党报。另一方面，《文艺报》在《通讯员通报》上所发表的读者来信，专挑拥护李琮文章的，把反对的意见压了，利用群众意见来威胁党。虽然在编这份通报时你们请冯雪峰审查过，但这样做也是无纪律无组织倾向。

　　由于周扬将《文艺报》的问题提得这样严重，在座的陈企霞有些不平。因此，在周扬讲话过程中，陈企霞几次打断周扬的话，为《文艺报》进行辩解。当周扬讲到地方文联主席不能随便批评时，陈企霞即插话说，过去并没有这种规定。周扬对陈企霞说：既然过去没有这样的规定，那么以后注意就是，这次也就算了。当周扬说到《文艺报》有与《人民日报》唱对台戏的意思时，陈企霞认为他既不根据事实，却把问题提得这样尖锐，立即插言说：周扬同志请你注意，我们并不知道党报要转载这一小说，同时《文艺报》的文章是半个月以前发稿的，这恐怕不能说是有意反对党报吧。陈企霞的几次插话引起了周扬的不满。他拍着桌子说，你有意见，等会后再说吧。

　　陈企霞在插话过程中的态度如何，限于材料难知其详，但是，在这样的会议上当面与作协党组书记周扬顶撞，无疑要给人留下一个袒护《文艺报》的形象。

　　但是，问题至此还并没有结束，在接下来的对李琮文章的态度上，陈企霞的固执己见，使他最终得到了一个反对党的领导的罪状。

　　这次党组会议决定，另外组织一篇文章对李琮的文章提出批评，并在《文艺报》发表。会议推定由康濯来起草。两三天后，康濯就把文章写好，然后送给周扬、林默涵等人审阅修改。周扬和林默涵将文章作了大的修改后，送到编辑部发稿。

　　按照中共的领导原则来说，文章经过周扬和林默涵修改后，即应视为定稿，编辑部人员不必再作改动。但是，陈企霞却仿佛故意要与周扬作对似的，一定要提出修改意见。他仔细阅读了经过周扬和林默涵修改的文章后，认为这篇文章对《文艺报》攻击得有些过火，保护于黑丁的文章不必要。当时即向冯雪峰建议，这样的文章不能发，要经过修改，而且修改时要开会讨论。为节省时间起见，陈企霞提议，可由他先用红笔改一遍，开会讨论时如有意见，再改回来。

　　于是，陈企霞将康濯的文章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了修改。晚上，《文艺报》编辑部决定开会讨论。在开会以前，康濯见到了陈企霞，并对他说，原来他写得比较温和，后来经周扬、林默涵一改，就改得更尖锐了。陈企霞对此未置可否。

　　这天晚上召开的修改会议，开得并不顺利。《文艺报》编辑部大致的意见是，既然周扬、林默涵已经改过，我们不必再坚持再作修改，照此发稿即可。由于各人坚持己见，实际上成了讨价还价的样子，大家都很不耐烦，陈企霞也只好不再坚持自己的全部修改意见，重新又改回来很多。

　　这篇文章在《文艺报》发表时，冯雪峰写了按语。按语中承认《文艺报》对这一篇作品看法不对。

　　康濯的文章对李琮的文章提出激烈的反批评。康文完全否定了李琮对作品本身缺点的指责，也否定了对苏金伞、于黑丁的评论的批评。他认为这篇小说人物的描写不存在概念化和公式化问题，更重要的是，“作品描写的是当前我国人民最关心的重大事件之一——国家总路线贯彻当中有关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主要问题，而且是及时地正确地提出了与解决了问题”，因而具有重大的政治与社会意义。“这篇小说是从生活出发的，有着相当的真实性，刻画出了相当生动的艺术形象，因而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品。正因为如此，这个作品对人民的政治教育意义就比较大，也就必然获得它的社会效果。这样的作品是值得鼓励和赞扬的。而作者李凖又是一个新人，这就更值得鼓励和赞扬。《人民日报》转载这篇小说时所加的鼓励和赞扬的按语，就严肃地说明了党对这个作品的恰当的评价。”“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的批评必须首先考察一个作品的政治效果和社会需要，考察这个作品对于生活的真实性。因此，只要一个作品的政治教育意义较大并且反映了生活的真实，那末，即使它在艺术上还有些粗糙，我们也是应该热情地加以肯定的——这就是我们的批评政策和态度。”李琮的文章“本身是不科学的，不实际的，没有考虑作品的实际与生活的实际，仅仅武断地从教条公式出发，因而，就不顾作品所已获得的社会效果，而不适当地贬低了作品的教育意义和艺术价值。”“我们的批评应当努力发现、鼓励和培养群众中生长的年轻的作者，鼓励一切作家表现当前现实生活中最迫切的、重大的、尖锐的问题。而李琮同志的文章的整个精神，则恰恰缺乏对于年轻作者和表现当前现实斗争的作品所应有的热情的、欢迎的态度。”

　　康濯的批评是无法反驳的，因为他既有***文艺思想的理论依据，又有《人民日报》编者按所代表的“党对这个作品的恰当的评价”的支持。从客观上来说，《不能走那条路》正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作品。无论河南、中南方面还是***、《人民日报》，看重的不是这部作品的艺术性或李凖这个新人，而是这篇作品能够发生的政治教育与宣传作用。否定这样一个作品，当然就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文艺报》作了检讨，在发表康濯文章时的“编者按”中承认：“第一，康濯同志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对于文艺作品所具有的社会的、政治的意义和效果，特别在当前有重要意义的政治性的作用，应该首先给以积极的肯定、充分的评价和及时的宣传，这是完全正确的。第二，对于正在陆续出现的新作者，尤其是在比较长期的群众的实际生活中，相当熟悉群众生活并能提出生活中的新问题的新作者，应该给以应有的热烈的欢迎和支持。这也是完全正确的。第三，与这两点相联系，批评文章不应该根据公式和教条，而应该根据生活和作品的实际，这也当然是正确的。”李琮的文章“所引起的影响是不利于我们文艺的发展的”，“这一次的事情，对于我们的工作，是一个很好的教训”。[ix]

　　《文艺报》的李琮事件虽然因为发表了这篇文章而结束了，但是，固执己见的陈企霞对此做法并不接受。直到他被解除隔离审查后在中宣部的会上陈述自己的意见中，还依然对此耿耿于怀：

　　从这一情形看来，到现在我还以为：1．于文章是完全可以批评，应当批评的，决不可以归结为无纪律性。 2．李琮的文章有缺点（即对小说肯定不够），可以另外用文章来进行讨论，而不需要用完全否定的过分严重的方法来“纠正”。3．编辑部对这小说估计不够高，应当用仔细的对小说的再评价来进行教育，而不应当用“整思想”的方式，这反而不能解决问题。[x]

　　陈企霞的固执，除了使他获得罪名以外，没有任何作用。于是，陈企霞“恃才傲物”，陈企霞“抗上”，陈企霞“反领导”的印象和舆论慢慢开始形成了。凡此种种，陈企霞都给各级领导——当然主要是周扬，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就连丁玲在后来“帮助”陈企霞的会上，也认为和陈在一起工作，“像背了一个大包袱”。

　　在围绕李准小说的争论过程中，中共历史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为解决针对高岗、饶漱石的分裂活动，中共中央召开了解决“高饶反党联盟”的七届四中全会。这次全会虽然与文艺界无关，但是，全会的精神则是后来“丁、陈反党小集团”冤案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所以，我只好暂且中断对陈企霞命运的叙述，先来简要介绍一下七届四中全会及这次会议对“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酿成的影响。

　　 邢小群：《丁玲挨整之谜考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2辑

　　[ii] 《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页。

　　[iii] 丁玲：《重大事实的辩证》，转引自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

　　[iv] 2000年12月22日采访鲁煤记录。

　　[v] 贺键：《我眷恋的红旗歌》，载《文艺战士话当年》（七），晋察冀文艺研究会编。

　　[vi] 《〈红旗歌〉座谈会》，《文汇报》，1950年4月5日。

　　[vii] 周扬：《论<红旗歌>》，《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30页。

　　[viii] 《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页。

　　[ix] 参见于风政：《改造》“一个不该发生的事件：《文艺报》对李准小说的批评”一节，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x] 陈企霞：《陈述书》，载陈恭怀：《我的父亲陈企霞》，接力出版社1994年版。


--------------------------------------------------------------------------------
作者: 李云雷 时间: 2006-4-12 03:29


　　七届四中全会是在1954年2月召开的。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根据***1953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建议而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实际上，高岗、饶漱石从此退出政治舞台。

　　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七届四中全会公报。公报并没有公开高岗、饶漱石的事情，只是强调反对高级干部的骄傲自大等，并特别提出党内团结的问题：

　　我们党内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特别是由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员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

　　同一天的《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指出：

　　必须反对这样一种人，他们口头上并不反对批评和自我批评，可是实际上却认为批评与自我批评只能适用于别人，只能适用于别人工作的范围内，而不能适用到自己，不能适用到属于自己工作的范围内，因为这就是拒绝批评和自我批评。

　　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开始了学习这个公报的热潮。学习这个公报，就要对照这个公报的精神，检讨本部门本单位有无像公报所指出的情况。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国***全国代表会议，为高岗、饶漱石问题正式作了结论。***主持会议并作开幕词。他指出：

　　对于我们党来说，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们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上说过：“***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提醒全党，要永远保持谦虚的精神，不要在功劳簿上翘尾巴：

　　有些同志，因为自己是老革命，就骄傲起来，这是很不应当的。……俗话说：“夹紧尾巴做人。”人本来是没有尾巴的，为什么要夹紧尾巴呢？好比那个狗，有翘尾巴的时候，有夹尾巴的时候。大概是打了几棍子的时候它就夹紧尾巴，大概是有了几批成绩的时候它的尾巴就翘起来了。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

　　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会议最后一天，通过了《中国***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至此，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宣告结束。

　　从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到中国***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对高、饶事件的处理，对加强党的的团结，克服党内存在的居功自傲的不良现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过分地警惕出现类似的事件的做法，也出现了偏差。这样的偏差，直接影响到丁玲、陈企霞的命运。

　　李琮事件结束后，作协连续召开了学习党的四中全会文件的会议。学习文件，必然要联系到实际。由于四中全会是揭露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所以，在学习文件的党组会上，很多人便联系到了文艺界的问题。这一联系，陈企霞以前的种种行为，就被人们与“反领导”挂在了一起。因此，在会上很多人就围绕“反领导”这一中心对陈企霞提出意见。

　　陈企霞当然对会议这种开法有意见，他对周扬述说了自己的意见，并认为，党组会这样开法是不民主的。周扬接受了陈的意见，决定会议不再开了，但要与陈单独谈话。

　　会议结束后，有一次，周扬的秘书来电话，让陈企霞当天晚上去谈话。恰巧，那天晚上《文艺报》决定开党小组会。陈企霞在电话中便对秘书说，是否可以改一改时间，并说明要开党的会议的理由。周扬秘书便放下电话去请示周扬，过了一会儿，秘书告诉陈，周扬说谈话时间可以改期。

　　大约在第二天或是第三天，周扬与陈企霞谈了话。谈话是在良好的气氛下进行的。在谈话中，周扬要求陈企霞作一作检讨。陈企霞或许也认为自己对领导的态度有过火之处，因而也答应了要作检讨。

　　稍后，在丁玲家召开了一次小范围的会议，参加者有周扬、冯雪峰、丁玲、林默涵和陈企霞。在这次会上，陈企霞以检查自己与领导的关系为内容作了检讨。检讨中，陈企霞承认自己有时为了强调讲道理，不太注意讲话的态度。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他又认为领导和同志的关系是相互的。他认为领导同志对下面同志应当谦虚些，多倾听些意见。

　　陈企霞这样的检讨，想来不能令人满意。所以，在这次会上，党组决定陈企霞于6月1日休假，下去深入生活。6月16日，陈企霞给周扬写了封信，谈到了下去的问题。他在信中写道：

　　前次小会上大家已同意我下去一个时期，最近我把编辑部工作安排了一下，已可暂时离职下去。这次下去，我自己定期半年，并拟自七月开始，先一个半月作阅读的准备，然后出发。昨天我已向雪峰同志提出，他已同意，并嘱专函向你请示，请你批准，以便去编辑部同志中宣布，并作准备，请早日示复为盼。[ii]

　　陈企霞想在7月份离京，固然是想做一些准备工作，阅读一些有关的书报。但是，其中不可为外人道的原因是，陈当时生活负担很重，怕下去以后家里生活困难，想在下去之前写几篇文章，赚点稿费养家。他的这一想法，只跟关系比较好的人如丁玲谈起过：

　　有一次在丁玲同志家里，她催我赶快下去，我说明上述原因后，并附带地说，我也很老实告诉你，我的经济也很困难，这几篇文章写了后，多少也可以安一安家。第二天，她派人送来了200元钱（我和丁玲除工作外，平常并无这种私人生活上的这一类交往），当时我觉得盛意难却，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即写信道谢，说惭愧无地云云。

　　丁玲给陈企霞钱，在后来斗争“丁、陈”的作家协会的会议上，被人们援引为结成反党集团的证据。丁玲不得不出来解释这件事情的经过：

　　学习四中全会文件时，陈企霞没有检讨，大家不满意，要党组研究处理。党组开会决定要他下去生活，锻炼，改造。我同意并且支持过个意见。大约一个月后，他来我这里，我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还未走?他尴尬的说还需要一点钱，因此想写一两篇文章，换点稿费再走。当时我没有说什么，他走后我告诉陈明同志，说这个人大约是怕下去。我一时热心送他一点钱，看他走不走(我刚收到一笔稿费)。第二天就送去二百元。写了一行便条，说是“送上二百元，以壮行色”。我自问丝毫没有违反党组决定的意思。[iii]

　　但是，陈企霞在7月也没有离开北京。原因是7月1日他得了脊骨神经炎， 躺在床上20多天，才能起床走动，一直到9月初，才和戈扬、艾青一起去浙江深入生活。

　　在陈企霞去南方的这段时间内，文艺界又发生了一桩很大的事情，陈企霞很快被牵连进去。联系七届四中全会的精神，敏感的人们对号入坐，首先将陈企霞视为文艺界的“高岗、饶漱石”了。这桩事情，就是开展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1954年，李希凡和蓝翎两人合作写出了一篇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文章：《关于〈红楼梦〉研究及其他》。他们都是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来京工作的。文章完稿后，先托人投到《文艺报》，没有消息后又寄给了母校的校刊《文史哲》。9月，《文史哲》刊登了。这本来是学术研究上的一场正常的争论，但是，由于人为的政治化随即上演成为一场政治上的批判运动。

　　***通过江青的推荐读到这篇文章后，就让江青转告《人民日报》转载。“文革”期间“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联合编辑，在1967年5月出版的《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有这样的记载：

　　九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江青同志亲自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来周扬、邓拓、林默涵、邵荃麟、冯雪峰、何其芳等人，说明毛主席很重视这篇文章。她提出《人民日报》应该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周扬、邓拓一伙竟然以“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种种理由，拒绝在《人民日报》转载，只允许在《文艺报》转载，竟敢公然抗拒毛主席的指示，保护资产阶级“权威”。

　　虽然这个材料中提到，让《文艺报》转载此文而且后来也的确转载了，但是，这其中还有一个反复的过程，即先确定在《人民日报》转载，后来又改为让《文艺报》转载的。这一过程，被文学史研究者所忽略，因而有必要在这里提一下。

　　首先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时，这次会议周扬并未参加，参加者是胡乔木。当年在中宣部工作的黎之回忆说：

　　她（指江青——引者）当即在人民日报社召集胡乔木、邓拓、林默涵、林淡秋等人开会（主管文艺的周扬未参加），建议转载李、蓝的文章。会上胡乔木等人提出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这是学《真理报》。斯大林时期《真理报》只作结论，不许讨论）。会上大家的一致意见交《文艺报》转载。由林默涵通知冯雪峰，快些转载。”[iv]

　　我认为黎之的回忆是对的。“***”中的这个大事记中之所以不点胡乔木而点周扬，大概是当时对胡只是“冷冻”而并没有要批判的意思。而周扬已成为“死老虎”，多加点“罪状”也无关系。但是，黎之说在这次会议上，就决定在《文艺报》而不是《人民日报》上转载李、蓝的文章，从现在披露的材料来看，恐怕还不能这么说。

　　作为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蓝翎在回忆录《龙卷风》一书中说，9月18日夜，《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就让秘书王唯一来找他，商谈转载这篇文章的事情。蓝翎来到《人民日报》社见到了邓拓，简单的寒暄过后，邓拓就直奔主题：

　　邓拓说：“你们的地址是从山东大学打听到的。李希凡在人民大学，怕不好找，所以先找你来。有件事想同你们商量。你们在《文史哲》发表的文章很好，《人民日报》准备转载。你们同

邓拓说：“你们的地址是从山东大学打听到的。李希凡在人民大学，怕不好找，所以先找你来。有件事想同你们商量。你们在《文史哲》发表的文章很好，《人民日报》准备转载。你们同意不同意？”他谈得很轻松，没有说到***主席。但我意识到事情非同寻常，立即回答说：“完全同意。但还得告诉李希凡，问问他的意见。”

　　第二天上午，蓝翎就向李希凡通报了这一情况。李希凡当即来到蓝翎的住处，两人一起又到《人民日报》社见邓拓。蓝翎回忆说：“我和李希凡商量后提出，文章当时写得较仓促，因为两人都正上课，如果要转载，最好能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再进行一次认真的修改。邓拓说，时间太长了，不必大改，星期四交稿吧。”李、蓝在星期四将稿子修改完，星期五报社即排出修改稿小样。这已是9月24日了。但是，《人民日报》排出小样后，直到27日，李、蓝还没有得到刊出的消息。后来得到的消息是，“邓拓通知我们，此文将由《文艺报》转载，中国作家协会会直接和我们联系”。接着，李、蓝二人收到了作协古典文学部的陈翔鹤的信，才到那里见到了冯雪峰。[v]

　　按照这个时间表，在9月18日至24日期间，《人民日报》是准备转载李、蓝文章的。邓拓这样做，当然不会是他个人的决定。而决定在《文艺报》转载的变化，则只是在24日到这个月底的时间发生的。这就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在9月中旬，邓拓就已接到指示，要在《人民日报》上转载此文，所以才找李、蓝谈话。另外一种可能是，江青到《人民日报》社召集的会议，时间在9月中旬，而在这次会议上并没有人直接反对此文在《人民日报》转载。也许在24日至这个月的月底这段时间内，有人又提出了不同意见，所以才有了在《文艺报》转载的变化。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推测，至于真实情况如何，还有待于新的材料的披露。

　　这样，文章最终交给《文艺报》来转载。

　　《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大约知道转载此文的背景，出于对文章的重视，他亲自起草了一个按语。不料，这个苦心孤诣起草的按语，由于***的批注，而成为《文艺报》和冯雪峰的一大罪状了。

　　冯雪峰的按语不足300字，但是，***在阅读时却作了5处批注。在作者署名旁批：“共青团员一个二十三岁，一个二十六岁。”在“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一句旁批：“不过是小人物。”在“他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一句“试着”两字旁画了两到竖线，并批：“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在“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一句旁批：“对两个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按语中“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以及“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两句，***在“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和“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旁画了两道竖线，并批：“不应该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

　　10月16日，***写下了那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通信》。信中指出：

　　这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主义地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仍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在信封上写下的要求阅读这封信的人名有28个，一类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高层领导人，一类是陆定一、张际春、习仲勋、胡乔木、陈伯达、周扬等文化意识形态的主要负责人，再就是郭沫若、沈雁冰（茅盾）、邓拓、袁水拍、林淡秋、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丁玲、冯雪峰、何其芳等文化界头面人物。

　　***以写信的方式，表达对某一具体事情的看法，其政治涵义当然非同寻常。而这样的阅读范围，也可以看出他对这个问题看得何等重要，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何等之大。

　　细读这封信可以看出，***所表达的政治意向是非常明确的：所谓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索、突破口，而批判的主要目标则直接指向胡适，发动批判运动的意图也是清除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政治、哲学和文化学术领域的影响。这个大的政治背景和意图，是和他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一脉相承的。虽然这封信当时只是在很小范围内传达，但通过间接的方式，很快就向文艺界、理论界宣布了信中的基本精神，并通过报纸宣传媒介传向社会各界。

　　***在信中对“大人物”阻挠“小人物”的严厉批评，使当初曾对两位青年的问询“置之不理”的《文艺报》陷入了困境。10月28日，《人民日报》副主编袁水拍署名发表了《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就《文艺报》转载李、蓝文章所写的编者按语问题，严辞斥责《文艺报》编者对“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委屈求全”，对唯心论观点“容忍、依从甚至赞扬”，对青年作者、“小人物”则阻拦、压制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这样由中央一级党报公开“质问”中央一级文艺领导机关刊物，自建国以来是第一次。稍后，人们才知道，此文实际上是根据***的亲口指示而采取的超乎寻常的做法，目的是一开始就把问题提到足够尖锐的程度。这篇文章，使批判的调子突然升高，已不单是批判俞平伯的学术观点，而是指向《文艺报》了。

　　袁水拍文章的发表，甚至连周扬都不知道。袁水拍是著名作家、诗人，又是作协理事。以他的地位和为人，绝不会在个人署名的文章中有如此大的口气。所以，周扬读到文章后，马上感觉到文章是大有来头的。他给袁水拍打电话询问情况。袁在电话中告知了周扬实情：这篇文章是江青授意，他执笔的，并在27日送给了***。毛作了修改，文中“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一段，还是毛加上去的。毛在这篇文章上批示道：“即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照此发表。”当然，袁水拍为此感到很不安，但又不能说什么。

　　形势的变化，确实有令人眼花缭乱之感。作为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感到了压力。毛对《文艺报》按语的批注以及袁水拍的文章，使周扬感觉到了毛对其工作的不满。现在，知道了最高领导人的意图，周扬当然必须马上行动。

　　周扬与袁水拍通电话后，马上布置召开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确立的主题是批判《文艺报》的错误，而对《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论的批判则退居其次了。

　　但是，批《文艺报》，如何批？周扬心中并没有底。为了跟上***的思路，在布置召开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的同时，周扬亲自向***作了一次汇报。

　　关于周扬向毛作汇报的情况，以及毛对此事的看法和指示，没有公布，难知其详。只能从零星的材料中勾勒出这次谈话的过程。黎之在回忆中说，周扬曾向他讲述过这次汇报的一点情况：

　　当时毛主席拿《文艺报》给他看，说：你看，倾向性很明显，保护资产阶级思想，爱好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仇视马克思主义。可恨的是***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员！――

　　周扬说：主席这句话重复了两遍。――

　　***说：《文艺报》必须批判，否则不公平。[vi]

　　在“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联合编辑、1967年5月出版的《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中有这样的记载：

　　10月 ***对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斗争，以及检查《文艺报》的工作，多次作了重要的口头指示。毛主席指出，“胡适派的思想，没有受到什么批判。古典文学方面，是胡适派的思想领导了我们。”他尖锐批判周扬等人的“投降主义”，指出，“有人说，一受到批判，就抬不起头；总有一方是抬不了头的，都抬头，就是投降主义。”他严厉批判了周扬用“没有警觉”为自己辩解，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没有警觉，而是很有警觉，倾向性很明显，保护资产阶级思想，爱好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仇视马克思主义。”毛主席又强调说，“可恨的是***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员！”他指出，“一切新的东西都是‘小人物’提出来的。青年志气大，有斗志，要为青年开辟道路，扶持‘小人物’。”

　　从黎之的回忆可以看出，“大事记”所记载的内容，即是周扬向毛汇报情况时毛所做的指示。大概周扬向毛汇报时，说到自己对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政治意义“没有警觉”，担心一批判就会使一些人“抬不起头”来之类的话。——当然，周扬的这种担心并不单单为俞平伯，也包括《文艺报》的主编冯雪峰等人。所以，毛才用那样严厉的口气批评周扬，并指责《文艺报》“不宣传马克思主义”。

　　既然***对《文艺报》的问题提得如此尖锐，对《文艺报》的批判就势在必行了。

　　10月31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的扩大会议，在青年剧院楼上的“青年宫”举行。这次会议从10月31日起，到12月8日结束，历时一个多月，先后开了8次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青年宫会议”。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就反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倾向、‘文艺报’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错误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检查了‘文艺报’的整个工作。”[vii]

　　《人民日报》的这则报道，将这8次会议的主题锁定在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上，而没有说明会上对《文艺报》的批判情况。真实的情况是，这次会议基本上同时进行着三个主题：主要是批判《文艺报》向资产阶级投降，压制“小人物”的问题；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 研究》；批判胡风，也使一直酝酿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公开化了。

　　对于《文艺报》的批判，火力相当凶猛。在这次检查批判中，不仅是冯雪峰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而且丁玲、陈企霞也同样受到批判。

　　丁玲从1952年2月就不再担任《文艺报》主编了；而这次事件的发生，与在外地体验生活的陈企霞也没有关系，***一笔下来，冯雪峰挨批判是情理之中的事。可是，为什么会涉及到丁玲和陈企霞呢？

　　问题的答案，就在上面提到的唐达成回忆中对《文艺报》“粗暴批评”激起“众怒”的感受。唐达成的感受，大致说明，这次批判《文艺报》牵涉到丁玲，是因为在她主政期间“引起文艺界的众怒”。

　　***对《文艺报》的批评，使长期留存在文艺界人士心中的“众怒”找到了宣泄的机会。文艺界人士长期积累起来的对“左”的倾向的不满，借***批评《文艺报》之机倾泻而出。因此，在对《文艺报》的批判过程中，“事情的发展有些阴差阳错。文艺界没有按照***的意向批判冯雪峰的右，却集中火力批判以《文艺报》为代表、以粗暴批评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文艺工作的‘左’”。[viii]

　　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举行的8次联席扩大会议上，郑振铎、老舍、何其芳、翦伯赞、游国恩、陈企霞、钟敬之、黄药眠、丁玲、刘白羽、康濯、胡风等30多人先后发言。这些发言大多登载在《文艺报》1954年22号和23、24号合刊上。

　　翻翻这几期约十万字的批判文章，其中批评者列举的作为《文艺报》粗暴批评例证的文章有三十多篇，绝大多数是1952年秋季以前发表的。《文艺报》第22期刊发的中央文学讲习所学员陈亦洁的文章《论批评家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列举了4篇文章，其中3篇刊于1951年以前，1篇刊于1952年3月。这表明，文艺界知识分子对《文艺报》的批判，提出的问题多发生在《文艺报》由丁玲、陈企霞、萧殷主编时期和冯雪峰接编的初期。

　　著名作家刘白羽在“青年宫会议”上愤怒地说：

　　人们对《文艺报》批评别人时所采取的粗暴、谩骂、盛气凌人的态度早就不可容忍了。请翻开《文艺报》看一看，这种粗暴、谩骂的句子如像：“他还是一个最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那么，简直能够把他评为敌对阶级了”，“不知羞耻”等真是数不胜数的。

　　刘白羽称《文艺报》是“‘凶凶狠狠’的《文艺报》”、《文艺报》的批评是“粗暴地骂倒一切、横扫一切”。

　　康濯说，《文艺报》用一千多字的文章批评《十月文艺丛书》。这套书共十本，一百多万字。“《文艺报》却很少说出什么道理，就给全部否定了。这种情形，有人比之为旧社会的法院的判决，我看这种比喻怕也并不算过分的。”

　　西南地区文艺工作者王余认为：“《文艺报》的不少批评文章在态度上是粗暴、武断、谩骂、老爷式，或者是审判官式的。”

　　李準说，《文艺报》对于青年作者，“不是具体地分析和帮助摆脱缺点，发扬保护他们的创作热情，代替这种态度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点头认可的‘法院审判式’的批评”。

　　作家刘大海说：“很多读者都认为《文艺报》缺乏自我批评精神，好像它永远是正确的，所以有人就把《文艺报》叫做‘一生正确’，要是周围同志中谁没有自我批评精神，别人就把他叫做《文艺报》。”许多老作家、新作家、艺人、《文艺报》读者，就是这样众口一词地、极为愤慨地斥责《文艺报》的专横批评。

　　与此同时，根据***的指示，中宣部也多次召开部务扩大会议，批判《文艺报》“压制新生力量”的错误。这些批判，是由刚刚重新担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直接领导的。据康濯回忆，在中宣部召集的“矛头” “主要直指《文艺报》”的部务会扩大会议上，“文联、作协、文化部许多党员负责干部参加，陆定一同志主持，开了多次，主要批评了《文艺报》负责人冯雪峰、陈企霞以及前期负责人丁玲，周扬同志也受了批评，[xqq1] 他们并都做了检讨”。[ix]

　　中宣部从召开多次会议后揭发出来的事实，认为《文艺报》的错误是严重的。“除了投降和袒护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压制马克思主义者的新生力量外，还发表了许多宣传错误理论的粗暴的武断的文艺批评，对文艺创作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甚至说它“已变成一个违抗党的文艺方针和拒绝党的领导的独立王国”。会议通过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决议》“重新规定了‘文艺报’今后的方针，改组了编辑机构，并提出了改进中国作家协会及其他各文艺团体机关刊物今后工作的办法。” 根据***的批示，《决议》免去了冯雪峰主编的职务，但似乎还给他留了点面子，没有一撸到底，仍保留了《文艺报》编委的职务。会议并认为，这次对《文艺报》错误的批判还没有完结，还要继续进行，为此会议成立了由林默涵、刘白羽、康濯、张光年、严文井、袁水拍、钟店棐等参加的一个专门的检查小组，检查和整顿《文艺报》。

　　报告中还说：冯雪峰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他在文艺思想和组织观念上已表现了一些进步，同时对自己这次的错误也已有所认识，并作了检讨，外界对他的检讨反映还好，文艺界许多同志都认为他仍可参加编委。而原来的副主编陈企霞，“则因一贯错误太多……还采取抗拒批评的恶劣态度，作协支部提议撤销他的职务”。[x]

　　当年被批判的陈企霞，在后来写出的《陈述书》中写道：“这些会议，已把我的问题提到反党、反中央、反领导，独立王国，骄傲自大的这一类范围上了”。“譬如说在中宣部会上，其实并无什么根据，竟有人说我是文艺界的高岗。譬如说，前文艺报的编委张光年（光未然）提出建议，他认为文艺报整个文艺方向和路线（在我们党团生活的习惯中，一提到方向路线，完全是能使人觉得严重的，这也是应该如此的）有问题，要求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审查，这委员（会）也在大会上产生了（附带说一下，这委员会并无任何审查结果的报告，至少作为文艺报负责人之一的我，完全不知道这委员会如何工作的，有什么结果）”。[xi]

　　在中宣部这个报告中，也提到了丁玲——我没有看到这个报告，这个事实是从丁玲后来自己的陈述中得到的。丁玲在1956年8月9日写给中宣部机关党委的《重大事实的辩证》中写道：

　　检查《文艺报》的错误是主席指示的，我清楚知道，当然拥护，只在初期，我思想上曾有某些抵触，但在熊复同志传达中宣部结论之后，我就心悦诚服的同意了。并且至今也是同意的。虽说结论中说我有情绪，这一点我有过怀疑。[xii]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检查《文艺报》时，“反党”、“独立王国”的罪名就已经提出来了。虽然作为前主编的丁玲也受到了批评，并作了检讨，只不过是当时“独立王国”的帽子没有给受到牵连的丁玲而给了陈企霞而已。二是，中宣部成立检查《文艺报》的专门小组。这个小组并不像陈企霞所说“并无任何审查结果的报告”，没有做什么工作，而是作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就已经把矛头引向丁玲了。曾任丁玲秘书的张凤珠回忆说：

　　1955年春，有一天我遇到马烽，马烽和我说：你给丁玲写封信，告诉她，如果作协通知她回来，立刻就回，不要推托（丁玲在1955年2月到无锡写作《在严寒的日子里》——引者）。我不大明白马烽的意思。后来才清楚原来马烽已看出批判的潮头推向丁玲了。[xiii]

　　当然，矛头更对准了陈企霞。

　　 《人民日报》1954年2月18日。

　　[ii] 此信系个人收藏，未曾公开。

　　[iii]丁玲：《重大事实的辩正》，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iv] 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v] 蓝翎：《龙卷风》，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6—20页。

　　[vi] 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vii] 1954年12月9日《人民日报》

　　[viii] 于风政：《改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48页。下文的叙述中，参考了这一节的内容。

　　[ix] 康濯：《〈文艺报〉与胡风冤案》，载季羡林主编：《枝蔓丛丛的回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535页。

　　[x] 陈清泉 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页。

　　[xi] 陈企霞：《陈述书》，载胡平、晓山编《名人与冤案——中国文坛档案实录（二）》，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417—418页。

　　[xii] 转引自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

　　[xiii] 张凤珠：《我感到评论界对她不公正》，载汪洪编：《左右说丁玲》，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265页。

　　[xqq1]批《文艺报》，丁玲在两个会上都挨批。可见丁玲与文艺报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在陆定一主持的会上，周扬与丁玲都作检讨，说明周扬对次也是没有做好的（这同前述周扬给毛的信上也可以看出）；在由康濯主持的会上，也连带批了丁玲，而周扬并没有参加这个会（？），可见，文艺报事件对丁玲的批判，并不像《丁玲传》所说的，批文艺报，周扬就要批丁玲。


--------------------------------------------------------------------------------
作者: 李云雷 时间: 2006-4-12 03:30


　　1954年9月，陈企霞到浙江海岸去深入生活，约在10月下旬到了上海。第二天，就收到周扬的电报，要他立即回京。陈企霞或许知道了北京正在发动对俞平伯的批判，但他似乎并没有想到，批判《<红楼梦>研究》的问题与自己有什么联系。当然，更不会想到，这场批判会对他新账老账一块算。

　　陈企霞回京的当天，就参加了“青年宫”会议，这才逐步了解了会议的目的。当时，有人提议，陈企霞也应该在文联大会上做检讨。但是，陈企霞认为，当时《文艺报》内部的工作检查并未结束，很多问题尚未弄清；况且，《红楼梦》问题，他并没有直接的责任。因此，他表示，在这样的时候，他不知该如何检讨。陈企霞的这种态度，当然引起了人们的不满。

　　据康濯回忆，在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引发的对《文艺报》的批判中，除了上述文联、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外，同时还进行着两个会议。一是中宣部召集的部务扩大会议，文联、作协、文化部许多党员负责干部参加，陆定一主持，开了多次，主要批评了《文艺报》负责人冯雪峰、陈企霞以及前期负责人丁玲，周扬也受了批评，[xqq1] 他们并都做了检讨。第二个会议是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支部大会，当时作协统编了一个大支部，康濯是支部书记，主持了这次也连续开了几个晚上的会议；这一会议主要批评了陈企霞，也涉及了丁玲、冯雪峰等人，他们同样做了检讨。“至于前两个会议我也都曾以支部书记和党员作家身份到席，并都曾发言”，康濯说，“现在依稀记忆中想到的，一方面是这三个会议，特别是中宣部和作协支部两个会议矛头都主要直指《文艺报》，火力之盛是我所未曾料到。”

　　另据陈企霞回忆，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召开的同时，由周扬主持在文联内部还举行着检查《文艺报》的会议，而在作协支部则开了讨论处分陈企霞的会议。在这些交叉着开的的会议上，参加会议的人已把陈企霞视为文艺界的高岗，把问题提到反党、反中央、反领导，独立王国，骄傲自大的高度上了。

　　12月8日，周扬在《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中，点名批判了陈企霞：

　　第二次文代大会提出了对于新的人民的文学艺术事业应当采取积极扶植和鼓励的方针，反对了文艺批评工作中的粗暴态度。“文艺报”曾经发表过不少粗暴的“判决”式的批评，陈企霞同志就是这种批评的主要作者之一。我们的批判应该是有党性的，对于敌对思想应当毫不容情，而对于站在人民立场的作者，即使他们有缺点错误，在批评他们的时候也必须采取同志式的与人为善的态度。粗暴批评打不倒敌人，却很容易地打伤自己和朋友，扼杀新生力量。在第二次文代大会以后，批评的粗暴作风似乎是稍稍敛迹了，但“文艺报”编者并没有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他们只是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态度，特别是陈企霞同志，从那时以来就表现了作为一个***员是不可容许的消极态度，同时一有机会，粗暴批评仍然会“脱颖而出”地表现出来。今年一月间“文艺报”上李琮对于李准的“不能走那一条路”的批评就是一个例子。

　　讲话中，周扬对《文艺报》也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文艺报”的错误还由于编者们在工作上违背了集体领导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编者们的“权威”思想和骄傲自满情绪发展到了完全拒绝别人批评，也从不进行自我批评的地步。这是一条规律：凡对别人实行粗暴批评的人，对别人批评自己，即使是温和的批评，也总是采取粗暴的压制态度的。他们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把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文艺事业发展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把个人权威、友情或刊物“威信”放在第一位。[ii]

　　既然上纲上线到这样的高度，陈企霞当然不会被允许继续待在《文艺报》。接下来，在作协的支部大会上，作家杨朔在发言中，就提出了应当把陈撤职的建议。作协主席团并未经过充分讨论，更没有让受处分的陈出席，就通过了这一建议，做出了对陈企霞撤职的决定。

　　虽然迫于压力，陈企霞不得不在各种会议上做检讨，但他对支部大会要给自己的处分，始终抗拒接受。陈企霞个性很强，对大小事都十分认真，只要存一点冤屈他万难忍受，他不像有些人如丁玲等，在逆境中善于忍辱，一遭批判就立刻承认错误，立刻检讨自己，而是愈不被理解，便愈加“反弹”更甚。所以，在得知要给他处分并撤职的消息后，他在中宣部的会议上作了申诉。他说：我认为应该让我说清楚一些事实。在这些会上所谓揭露的一些事实，可分三类，第一类，根本不是事实，第二类，别人的事实强放在我头上，第三，多少有些事实根据，但看法问题，尚可讨论。我认为，我有义务将在几类事实的真相作一陈述。但是，在当时的气氛下，人们是不容许这样的辩解的。所以，陈企霞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被与会者打断了，人们纷纷斥责陈是向党进攻，反党。

　　对于陈企霞的这种态度，当时人们当然视为对抗。所以，很多人在会下劝告他正视现实，接受处分。与陈相交很深的丁玲劝他说：“《文艺报》既然在红楼梦问题上确实犯了大错误，又被胡风攻击得一塌糊涂。你不要像个商人，大的地方都输了，老想找回几个零头干什么。错了就承认，何必那么不痛快？”

　　被***点名批判的冯雪峰，虽然在这些会议上也受到了批判，但由于资历比较老，在做过检讨以后，并没有给予处分。他也劝说陈企霞接受处分：“你文艺报工作不干了，未必没有好处，你可以去创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著名诗人艾青在劝说时并向陈透露一些消息，他说：“周扬同志已向刘少奇同志反映，说你是抗上，还有什么办法呢，咽了这口气吧。”

　　作协党支部书记康濯则无可奈何地说：“如果你当支书，也只好这样干吧。”

　　这些劝说，无疑使陈企霞产生了动摇的心理。但是，他下决心接受处分，还是因为要照顾斗争胡风的大局。他回忆说：

　　使我产生应付式的检查和勉强接受处分的重要一点，却是我听了周扬同志在中宣部会上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攘外”指的胡风之类，“安内”主要自然是指我了。我已知道我们必定要对胡风展开斗争了，如果我当时坚持自己意见，相持不下，就会影响这一战斗。我从这样的“打算”下十分勉强地接受了处分。

　　勉强接受了处分，陈企霞心理并不安，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精神上有了很大负担”。因此，陈企霞采取了这样一个举动：以向中央写匿名信的方式，诉说心中的委屈，希望中央出面来解除他的这种负担。这一举动，在党内生活不是很正常的当年，无疑于引火烧身，成为引发“丁、陈反党小集团”冤案的一个因素之一。这是后话，且按下不表。

　　陈企霞勉强接受处分后，中宣部或许也认为，让他继续下去体验生活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这样，陈企霞便在1955年的3月20日左右离京，前往梅山。

　　陈企霞在梅山生活了四个多月。因为远离了京城的政治喧闹，他在“精神上”的“很大负担”也逐渐得以化解，“情绪也就健康了些”。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第一批胡风材料，陈读到后，精神负担又加重了。其原因，他自己的叙述是，因为看到了编者按中“提出不应作假的检讨，我实在出了一身冷汗。我觉得我的勉强接受处分与应付式的检讨，何尝不是一种虚假”。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是，联系到陈企霞在作检讨和接受处分时的想法，或许我们还可以作这样的推测：

　　从上面的引文来看，陈企霞之所以作检讨并接受处分，是为了照顾“攘外”――开展批判胡风斗争――的大局。现在，对胡风的斗争大局已定，想到自己当初为照顾这个大局而违心的做法，他当然会有一腔委屈积存心头。想必那时他就抱定了这样的想法：回到北京后，要将这腔委屈向领导陈述，力求得到一个不给自己精神造成负担的结果。

　　7月底，周扬、刘白羽联名给陈企霞发了封电报，要他即刻回京。在风尘仆仆到达北京的第一天，他甚至顾不上休息一下，就向作协党组副书记刘白羽陈述了自己这一腔委屈。

　　但是，如果陈企霞能事先了解一下调他回京的原因，他就会明白，领导们决不是要听他的陈述的，而是要继续追究他的错误。他当然想不到，这次追究，会让他和丁玲成为文艺界“臭名昭著”的“反党分子”。

　　 康濯：《文艺报与胡风冤案》，载季羡林主编：《枝蔓丛丛的回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535页。

　　[ii] 《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5—316页。

　　[xqq1]批《文艺报》，丁玲在两个会上都挨批。可见丁玲与文艺报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在陆定一主持的会上，周扬与丁玲都作检讨，说明周扬对次也是没有做好的（这同前述周扬给毛的信上也可以看出）；在由康濯主持的会上，也连带批了丁玲，而周扬并没有参加这个会（？），可见，文艺报事件对丁玲的批判，并不像《丁玲传》所说的，批文艺报，周扬就要批丁玲。


--------------------------------------------------------------------------------
作者: 李云雷 时间: 2006-4-12 03:30


　　肃反：丁玲过不去的一道坎

　　此时，对丁玲和陈企霞尤为不利的是，他们两人都被认为是有“历史问题”的人。

　　在对《文艺报》的批判中，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清算也提到了议事日程。在这一过程中，丁玲、陈企霞不但被视为“独立王国”的首要人物，而且在其后批判胡风引发的大规模的肃反中他们的所谓历史问题，也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

　　现今人们知道，对胡风的清算是逐步升级的：先是理论之争，到了5月13日，第一批材料公布后，胡风变成了“胡风反党集团”，到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公布时，胡风就又成了“反革命集团”了。

　　胡风性质的变化，随后在全国引发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于是，各地、各单位又开展了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

　　早在三十年代，丁玲与胡风在“左联”时期就共过事。抗战时，丁玲在延安，胡风在国统区，虽天各一方，但两人的联系并未中断。因国统区和边区通邮不便，丁玲的家信及给母亲邮寄的钱，都由胡风转寄；丁玲也为胡风所创办的《七月》、《希望》或写稿，或推荐稿子。那时，丁玲对胡风如此信任，以至于***为其写的《临江仙》词真迹，也交给胡风保存。

　　在批判胡风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情况下，与胡风沾一点边的人，大多都成了“分子”。丁玲在5月23日发表了《敌人在哪里》的批判胡风的表态文章后，她与胡风的关系在别人身上注定成为“分子”的事情并没有被人看重。有趣的倒是，参与整理胡风材料的中宣部和作协的有关人士发现，胡风材料中把丁玲称为“凤姐”，并视之为“可以合作”的实力派：

　　丁、陈小集团的反党活动……实际上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活动起了互相响应互相配合的作用。胡风反革命集团把丁、陈反党小集团看作“可以合作”的“实力派”

　　丁玲既然是胡风眼中是“实力派”，而在批判《文艺报》时又揭发出“独立王国”的问题，在那时人们心中合理的逻辑是，丁玲必然就是“独立王国”的头子了。

　　其实，这样的联系逻辑有着那个时代的印记，因为即使从历史事实本身来说，也是不正确的。

　　从延安直到建国，丁玲更多的是以作家身份而不是以领导者的身份在活动，她虽然担任过党的文艺工作的领导者，但时间都比较短。她与周扬不同。不论是在白色恐怖的三十年代，还是在党的文艺工作初建时期的延安，以及在解放区和建国初期，周扬都是党在文艺界最具开拓性的领导者。在三十年代，他是“左联”和中央在上海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旗下有众多的文艺工作者；在延安，他先后既担任过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又担任过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桃李满天下；在晋察冀或者是华北局，他是宣传部部长——构造了建国后文化部甚至是文艺界领导的主要班底。开国后，他是文化部的党组书记兼文化部副部长，稍后又兼任中宣部副部长。要说是“实力派”，周扬是最大的“实力派”；而一直以作家身份出现的丁玲，即或是担任过处长、担任过文学讲习所的所长，其旗下的人马有几个是自己的部下，自己的“桃李”？她甚至还不如胡风——胡风的理论确实让文艺界的一些人折服，而他主持的《七月》、《希望》等杂志，也确实将一些人汇集到旗下。所以，当时把丁玲称之为“实力派”，实在是没有什么实际性的根据。但是，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只能是：丁玲如果不搞“独立王国”，怎能被当时认为是敌对的胡风称为“实力派”？

　　1955年的肃反，即使没有历史问题的人都要交代自己的历史，而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陈企霞、丁玲，自然也是在劫难逃。

　　陈企霞所谓的历史问题是，他曾与被人们认为是托派的翁涛一起共事过，关系很不错。

　　翁涛是陈企霞的弟弟陈适五的同学，当年他们一同在上海江湾国立劳动大学中学部求学。因为这个关系，陈企霞也与翁涛认识了。大约在1937年12月，陈企霞在汉口遇到了翁涛。在翁涛的介绍下，他们一起参加了第三国际为支援中国抗日组织的一些工作，前后一年多的时间。大约其后两人也就没有再见面了。由于这段工作关系，延安审干时，陈企霞也向组织做过交代[ii]。现在旧事重提，陈企霞就有了“托派的嫌疑”。

　　而丁玲的历史问题，源于她在三十年代的一次被捕。

　　1933年5月，丁玲在上海任“左联”党团书记时，因其丈夫冯达叛变被出卖，遭***特务机关逮捕，并押解到南京。软禁三年后，1936年9月，当时担任中央在上海特派员的冯雪峰通过张天翼，与丁玲取得联系，在冯的安排下，她由南京逃到上海，然后派人送她去西安，转赴陕北。

　　丁玲到延安后，即有人对她在南京的这段被捕的情况提出疑问，延安也流传着丁玲被捕自首的言论；丁玲到党校学习时，大家欢迎她唱歌，当时的社会部长康生上台说，丁玲没有资格到党校来。为此，丁玲找到***，“要求党中央审查她在南京的这段历史，给她作出书面结论。毛主席听了丁玲的陈述，对她说，我相信你是一个忠实的***员，可是要作书面结论，你得找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iii]这样，在任弼时的主持下，1940年10月4日，陈云和李富春签名，作出《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iv]

　　（一）丁玲同志是一九三二年的党员（入党前即是同情党的左翼作家）她于一九三三年五月被捕，一九三六年脱离南京，她被捕时在社会上的地位是比较有名的女的左翼作家，她并不担任党的内部工作（任过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叛徒汪盛棣完全知道丁玲的工作）

　　（二）党内有些同志曾经传说丁玲同志在被禁于南京的三年中曾经自首，但中央组织部直到今天也未听到任何同志提出丁玲同志曾经自首的具体证明，也未见过丁玲同志发表过自首文字和屈服于***的文字，因此认为这种传说无从凭信。

　　（三）引起对丁玲同志怀疑之处，大体上是如下：

　　（甲）丁玲同志在南京被禁三年并未坐牢，也未审判，最后一年半，丁玲同志形式上是***每月出钱一百元而自己租房居住（但仍与特务机关工作的姚蓬子同住）。

　　（乙）在一九三三年被捕后，至一九三四年十月以前，仍与其叛徒的爱人冯达同居。

　　（丙）一九三四年十月租房居住后的行动比以前一时期自由，可以上街行走邮寄信件，虽有某种困难但亦有可能早些脱离南京的，而丁玲同志未早离开南京。

　　但是根据丁玲同志自述：

　　（甲）被捕后虽未审讯，也未用刑，但捕后不久，叛徒汪盛棣曾对她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宋庆龄等不可靠。”她曾拒绝谈论这些问题。徐恩曾要求她登报告诉母亲在宁平安，张道藩请她写剧本，但这些均被拒绝，当时***中央某要人及张冲、顾顺章均去谈过（不直接要她投降），但丁玲同志自己声明，除经过徐恩曾给过沈从文（作家、但非左翼作家）一封信而外（内容是：我尚未死，死后请照顾老母及小孩），未给***任何文字。

　　（乙）丁玲同志自述：被捕时虽见过冯达带包探到自己住屋，但解到特务机关之后，***还在逼迫冯达自首，因此他当时听信冯达说自己的房子不是冯供而是被人盯梢盯到，认为冯达尚未叛变。因此与冯达继续维持同居关系。该时环境也有身不由己的实际情形。但当一九三四年四月姚蓬子告诉她：“冯达供出了丁玲的房子”以后，据丁玲同志自己声明，即与冯达脱离两性关系。

　　（丙）由一九三四年十月起，与姚蓬子同住形式离开***软禁的机关，直到一九三六年五月赴北平（二星期），第一次赴沪（会冯雪峰月半月又受冯命回宁），以及第二次赴沪（最后离开南京）为止，这时期中丁玲同志不早离开南京的原因，据丁玲同志自述，由于：

　　（子）一九三四年十月即生小孩，一九三五年七月起又生病四月（住院两月）。

　　（丑）自己认为当时之离开南京不是为逃命问题，必须计划，到平或到沪能公开工作，而不能不声不响的家居（恐被人误会），因为没有准备到北平或到沪后的出处，故未离开。

　　按一般内战时代***对付被捕***的情形，则丁玲同志被捕后的经过，许多地方是值得引起严重怀疑的，但是估计到丁玲同志当时的社会地位（是党外活动的女作家）及当时上海文化界的营救运动，丁玲同志未被杀戮，而***也没多方逼她自首，反给她优待和最后任她离开南京，这种特殊的情形也是可能的。

　　（四）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的经过以后，认为根据现有材料看来，说丁玲同志曾经自首没有具体证明，因此，自首的传说不能凭信。但丁玲同志没有利用可能（虽然也有顾虑）及早离开南京（应该估计到住在南京对外影响是不好的）。这种处置是不适当的。

　　（五）虽然如此，但因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根据，这种传说既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员。

　　这个结论中，多处强调“据丁玲同志自述”，可见是以丁玲的自述为基础而作出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丁玲叙述她在南京的情况时，大概有一点没有说出来，即她曾给***写过一个字条的事情。所以，中组部的结论中说，丁玲“未给***任何文字”。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丁玲在回忆录《魍魉世界》中，详细回忆了她被捕后，敌人让她写个条子的情况：

　　顾顺章拿来一张八行信纸那样大的一张白纸，我就在上边写了“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还加了一句，“未经什么审讯。”这一句是按冯达的意思加的，表示我没有受刑，这张纸条不是刑逼出来的而已。我当时和现在都一直认为我写给***的这张纸条没有什么价值，既不是叛变、自首，也不表示动摇、妥协。对敌人来说，这没有什么用处。对我自己，则可能是摆脱敌人的一种手段。因此，我相信，只要设身处地、客观地细想一下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我的困境，便不能借此说我有什么问题，更不能就此责备我有什么政治问题。以后无论旁人怎么说，怎样论定，怎样揪住不放，我不认为这是一件坏事、错事。

　　这当然是丁玲80年代对此事的看法，可是在此40年前的1943年，丁玲在审干过程中所写过一个材料第一次谈到此事时，她的认识却是这样的：

　　我相信了一个奸细（指冯达——引者）的话，以为能够求得即速出去为妙，以为只要不写脱离***字样算不得自首，以为这对***的一时欺骗不要紧。我听从了他，我写了一个条子，其中内容是：“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刑，以后出去后，愿家居读书养母。……（大意如此）在写过这条子的第二天或第三天，顾顺章又委托冯达同我为其抄写他的著作二段（我大致记得一段是四、一二，一段是他暗杀一个叛徒的事）。

　　这是我一生中最卑劣的一段历史，这是***极其特务们千方百计使我上当的结果。固然我应自责于我之缺乏阶级立场，由于我之糊涂，认贼作友，我之软弱，为人欺骗所致；但***之恶毒无极，驱使特务冯达丧尽天良，无事不可做，是应贻告人类而群起讨伐的。

　　我写这个条子上，决无脱离***字样，然其实质即是脱离***，不反对***，是自首行为，尤其在做为我这样一个党员，在文艺界还有些地位的，是不可饶恕的。[v]

　　由于丁玲在这份材料中第一爱提到曾给***写过一字条的事情，所以，“丁玲在审干后期，属于有问题暂时未弄清的人，不能和其他党校同学一起参加学习党的路线，她对此深以为憾。”[vi]

　　关于1943年的延安审干，已有多位学者予以论述，亲历者的回忆也比较多。这次审干由于有康生等人的极“左”做法，伤害了一批真正的革命同志，而且当时采用的逼供信的手段，也使得很多人在高压的情况下不免上纲上线。尽管相比其他人而言，丁玲没有被逼供信过，但也仍然留下了上述责骂自己的文字。[vii]不过，剔出高压下的自我责骂的成分，关于给***写一张字条的事情，丁玲在1940年组织审查时的确没有向组织上交代则是事实。

　　其实，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丁玲为求脱身写下这样的字条，也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是，问题是，在1940年中组部对其进行审查时她却隐去了这一细节，直到1943年才向组织交代。在延安当时对敌斗争的严酷现实下，一些人自然把此事提高到丁玲对党是否忠诚的高度来认识了。这一认识也被后来所沿袭——在1955年和1957年对丁玲的批判中，对党是否忠诚一直是丁玲被质问的问题（详见“中部”内容）。

　　当时，中央党校负责审干的人，必须要对此事调查清楚，很自然地找到了当时与丁玲同在上海的周扬。在同一份结论上，记录了周扬对此事的看法：

　　据丁玲自述和周扬同志（当时的左联工作者之一）证明，丁玲在被捕后的初期表现还是比较好的。但，由于丁玲没有拒绝和已经叛变了的冯达继续维持同居关系，以后在冯达与顾顺章的长期软化与欺骗之下，在思想上开始了动摇，默认不反对***的条件……。

　　尽管周扬的看法并不比丁玲自己的认识——“自首”——严重，但对丁玲的历史问题的结论，显然是有作用的——值得一提的是，周扬对丁玲的历史问题结论一直持这样的看法——在他晚年依然持有丁玲历史上“有污点”的观点（详见“下部”）。到了1945年，中央党校对于丁玲被捕问题，就作出了一个初步结论。

　　这份结论名为《复查小组对丁玲历史问题初步结论》，作于1945年8月，上有“程玉琳、周小鼎、钟平”三人的签字。这份结论并没有采用丁玲自己的认识——“自首”的说法：

　　（丁玲）所写字样的内容，不是明确的以***人的面目写的***自首书。我们认为丁玲写给***的‘纸条’，其实质是悔过书。

　　这份结论在“总结”里说：

　　丁玲于一九三三年五月被捕后，写了悔过书的字条，并在南京居留时间中与冯达同居，表现了政治上消极，失了气节，同***表示了屈服；其后在新的革命高潮影响下，于三六年又回到革命阵营中来的经过情形，有材料可以证明没有***派遣的嫌疑。但在这时期思想上的严重毛病是否受到***逮捕后软化的影响，丁玲同志应自己深刻反省。

　　这份结论，将丁玲所写的字条是定性为“悔过书”。这是依照1941年7月22日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央关于过去履行出狱手续者（填写悔过书声明脱党***）暂行处理办法》的文件来的。这份文件将“过去履行过出狱手续的人”分门别类，提出处理意见。与丁玲这种情况相关的是（二）、（三）两条：

　　（二）***员在被捕后，毫无叛党行为，仅仅在刑期满后或交保释放时由自已或家属填写过“悔过”“自新”一类文件作为出狱手续，而在出狱后仍然坚决革命，并未改变其革命本质，并未对革命发生动摇者，虽在当时中央并无允许履行这类手续之决定，应视为实质上并未叛变。因此出狱后经地委以上审查和认可之后，已恢复党籍者仍然不变，未恢复或恢复后又被开除者，则在本人要求恢复时可恢复其党籍。但在党表上应登记此种出狱情况，以区别于过去拒绝履行出狱手续，坚持无条件出狱者。如委任或选举这类党员担负县委以上的职务时，须经中央或中央局批准。

　　（三）***员在披捕后，毫无叛党行为，但在刑期未满之前，或并非交保释放时，由于一时动摇而自愿填写“悔过”“***”文件，但在出狱后仍然坚决革命，经过长期考验确有证明者，经地委以上审查和认可之后，可吸收为候补党员。但应指出他在当时的填写“悔过”“***”文件，是一种一时的严重的政治动摇。至于是否与何时允许他转入正式党员，须经区党委以上之决定。[viii]

　　中央党校的这份结论既然认定丁玲写字条是“悔过书”性质，那么显然要按照中央文件的精神提出处理结果。对照上引文件，被审查后的丁玲，很有可能成为“候补党员”，因而“属于有问题暂时未弄清的人”。所以，这年10月，丁玲告别延安到东北，临行前她去看望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任弼时时，任弼时才用这样的口吻对她说：“你到前方安心工作吧，党了解你，信任你。”[ix]

　　因为这次审干运动中，丁玲又补充交代了给***写字条的事情，而丁玲的历史结论也没有由中央出面重新作出，这就成为高悬在丁玲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给她的命运埋下了很大的隐患。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重新被翻腾出来也就必然了。

　　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中，特意提到了丁玲的历史问题：

　　丁玲同志所犯反党的错误和她历史上被***逮捕后在南京的一段经过是有一定联系的。但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没有检查她这一段历史，我们有意识地把她的思想问题和历史问题有联系而又分别地来处理。仅在周扬、林默涵、刘白羽、阮章竞四同志帮助她准备检讨发言稿时，作为研究她思想错误的历史根源，由她谈了在南京的一段历史，她承认了自首的事实。在会上的发言中，她笼统地说了在南京一段是犯有错误的。会后拟即对丁玲的这一段历史，重新加以审查，并作出结论。

　　报告中所提到丁玲向周扬等四同志谈南京这段历史的情节，丁玲自己也曾说过：

　　至于第一次帮助我的会上，……周扬同志……提议要我先在他们几个人面前谈历史，把历史问题搞清楚。我便把我在南京的情况，曾犯过的错误，和盘托出。周扬、刘白羽、阮章竞三个同志听后，互相看看，肯定地说：“这当然是自首。”我也没有声辩。他们问我为什么过去不搞清楚。我告诉他们1943年在延安已经讲过了，没有做结论，我问过弼时同志，1952年我也写信给过安子文同志，本能做出结论，并非由于我隐瞒了什么，我也是希望有结论的，而且我也说我对延安审干，对于审查我的历史，我没有意见，丝毫没有引起什么隔阂。弼时同志说：“党是相信你的，你尽管放心，好好做工作。”我是完全听了的，也照着做了的。至于工作有缺点，思想有缺点，同审干完全没有关系，我也告诉他们，说：“需要的话，我可以把这段历史在党组扩大会议上再谈。”刘白羽同志说：“不要在扩大会上谈了。”因此，这次所谓帮助，实际上主要只是给我戴上了一顶“自首分子”的帽（子），把我放在更不利的地位，增加了我说明事实真相的困难，如此而已。[x]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中国作家协会的报告中，还是在丁玲给中宣部党委的信中，都没有提到1940年中组部的结论，这表明：一，1943年延安审干时，已将丁玲1940年的结论推翻；二，在全面肃反的大背景下，作协党组认为，在1940年中组部做结论时，丁玲没有讲出给敌人写字条的事情，显然是向组织“隐瞒了什么”，这个结论是不作数的，要重新搞；二，对丁玲本人而言，因为在1943年审干材料中才将写字条的细节说出来，她显然也认为不能再坚持1940年的结论，因而才为“没有做结论”而“问过弼时同志”，并在“1952年”“写信给过安子文同志”，“希望有结论的”。

　　这样说来，丁玲的历史问题遭遇肃反，是必然的。丁玲要迈过这道坎，也是非常艰难的。

　　谈到肃反中对丁玲历史问题的审查，与丁玲交往颇深的杨桂欣却持这样的说法：

　　1955年周扬搞出一个什么“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同时又翻出丁玲历史老账，揪住不放，即使那个案子不能成立，你历史问题跑不了，照样可以把你打倒，把你搞臭。周扬为什么这么做，我是早就知道文艺界的人给他取了个外号：“白衣秀士”，《水浒传》里的王伦。只要不是自己那个山头的人，来了就干掉。[xi]

　　在杨桂欣看来，作协当年的肃反，似乎就干了一件事，就是审查丁玲的历史。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眼光，真让我感到奇怪。在我眼里，杨桂欣也是文艺界的前辈了，说他没有亲历当年的肃反运动，对历史大背景不了解，有情可原；但是，作为一名文艺界人士，他对当年作协肃反历史的陌生，却让我感到很吃惊。姑且不论周扬是不是有“白衣秀士”的雅号，单就杨桂欣说的周扬在肃反中的态度，就与历史事实不符。

　　在当年全国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中，每个干部都要重新审查过关。中国作协的肃反运动，由中宣部的直接领导进行。当时，既然是人人过关，必然牵扯到每个人。作协中名望不高的人的命运且不说他，但就比较有名望的人物来说，有丁玲，还有田汉、阳翰笙等。丁玲与周扬不合，不说她。田汉、阳翰笙与周扬的关系，则是人所共知的。早在三十年代他们就并肩战斗，交往和情谊都很深，并以“四条汉子”的名义被捆绑在一起。解放以后，他们依然保持着当年的友情，并且都在文艺界担负重要职责。按照杨桂欣的说法，这应该是属于周扬的那个“山头”了，周扬应该保护他们才对。但是，历史事实是，当时，田汉、阳翰笙都受到了审查。而且，在当时的“左”的审查环境中，田汉和阳翰笙的历史问题结论被定为是“自首变节”（当然，新时期以来党中央又给他们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否定了“自首变节”的说法），甚至比丁玲的结论——否定自首的说法，只说犯过政治上的错误——还要严重，即使在反右后的1958年修改丁玲的历史问题结论，也只是与田汉、阳翰笙的结论等量齐观而已。而且，田汉、阳翰笙即使默认了这个非正常情况下的结论，也并没有被打倒，还依然担负着党在文艺界重要的领导职务。

　　在这样事实面前，我不想说周扬是出于公心之类的没有意义的话，也不想说杨桂欣因为视周扬要揪住丁玲的历史而漠视那场至今已在历史上有定论的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我想说的是，任何历史事件，表面上看起来是某些个人的决定或者说决策，但若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都是不可能实现的。1955年席卷全国的肃反运动也是如此。

　　那时，新中国刚走过五六个年头，人们对***血腥屠杀***人的残酷历史还记忆犹新，因而在肃反中，对与***曾经有过关系的，或者被***逮捕过而以各种方式脱离***羁绊的人，抱有一种怀疑心理是很正常的心态。丁玲被捕后，***因慑于其威望每个月给予她100元大洋的生活费的事情，在不了解事情真相的人眼里，自然是不能容忍的事情；而***逮捕丁玲时，与其在一起的一位***人应修人因拒捕而牺牲的事实，与其一同被捕的另一位***人潘梓年的牢狱生涯与她的境遇的反差，在那个年代，也不免让人联想许多；而更让人觉得疑惑的是，丁玲在关押中还与建国初期已在台湾——那时我们是把台湾视为敌人的、一直要解放的——的叛徒冯达生了孩子；其中更让有坚强党性的人不能容忍的是，丁玲1940年向组织上交代时竟然没有交代给***写字条的事情。这一切，让丁玲陷入了难以辩解的处境。

　　我还想说的是，不管那次肃反运动存在着多少缺点，但是，在那个年代，这场运动是不可避免的。

　　历史的吸引力就像那两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诗句所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处在历史的漩涡中的人们，是难以看清历史的真相的。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公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进行了科学的、正确的评价，指出***的晚年错误。在胡风事件发生的五十年代，人们当然不可能想到***也会犯错误，至于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也是***登高一呼而万马奔腾的。因为那是一个真正的***时代，那是一个真正的***思想是惟一正确的年代。

　　那时，建立政权初期的以***为首的***人，所具有的向心力是空前的。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社唤起了亿万农民的热情，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十六国军队在朝鲜打得难解难分恢复了民族的自尊心……这一切，使得***为首的***政权成为民族全体仰视的灯塔。在这个灯塔的光环下，人们因为一个统一的思想而自觉自愿地放弃了自己的思维。那些历经不同政权分散在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知识分子，即使是曾经对***、对***有过怀疑的人，也产生了真诚的、圣愚的心地，更何况像周扬——也应该包括丁玲在内——这样的真诚地为***的事业奋斗过的人。因为是紧跟***的指示，因为执行当年“左”的审查标准，所以，田汉也罢，阳翰笙也罢，丁玲也罢，对他们的结论基本上是那个“左”的审查标准下的产物。

　　与杨桂欣这种看待历史的态度相比，丁玲对这一点看得倒很透彻。她曾经对张凤珠说：周扬这人很幸运，“她实际是说，周扬没有被捕过，而她被捕过”[xii]。丁玲这样说，是因为她明白，她的被捕经历，不管1943年延安的审干还是1955年肃反，都是一道坎，都少不了要翻腾出来。更何况，不论审干也罢，肃反也罢，不论是由中央党校负责，还是由中宣部负责，丁玲都要直面那段被捕的历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她特别羡慕周扬的“幸运”。丁玲的这种看法，不但让人觉得杨桂欣辩解的无力和苍白，而且也让人看出了杨桂欣的小家子气。

　　这样，丁玲的历史问题，也成为她被批判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所以，我把这一条列为“丁、陈反党小集团”成因的一个因素。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

　　[ii]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叙述来源于《我的父亲陈企霞》一书。至于翁涛的情况，当年认定他为托派，后来是不是还这样认定（想来也已经获得平反）？我孤陋寡闻，没有看到有关的材料。

　　[iii] 甘露：《毛主席和丁玲二三事》，载丁言昭编：《别了，莎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页。

　　[iv] 我在2000年曾写过一篇《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一文，对丁玲历史问题结论何以反复作了完整的描述。文章发表后，引起丁玲的丈夫陈明的强烈不满。可是，陈明并没有从学术上提出具体的反驳意见，而是向中央领导写了一封告状信，给这篇文章扣上了“反对党的改革开放路线”、“否定党的的拨乱反正的成果”等诸如此类的大帽子。在那篇文章里，我部分地引用了陈云、李富春签名的结论，是从文章的篇幅考虑的。不料，在中国丁玲研究会为我的这篇小文而组织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与会者有人竟然“微言大义”地说：“在徐先生的文章中，（这个结论的）第一条、第二条都略去了，没有引。显然作者在引文的取舍上，在叙述历史上，还是有作者的倾向性，并不是没有倾向性”。以这样的推测为前提，这位学者批评我研究历史没有一个“比较科学的态度”。（涂绍钧整理：《拨乱反正的历史结论必须坚持——中国丁玲研究会针对<百年潮>杂志发表<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一文召开的专题座谈会记录》，《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尽管这样的推测让我啼笑皆非，但是这的确给我一个教训：研究历史，最好还是能多引用原文；这样虽然有可能占用较大的篇幅，而且会让读者感到枯燥，但不至于被人误解。因此，在这里，我把这个结论全文予以引用。

　　[v] 《丁玲同志在整风中所写材料的一部分》，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vi] 陈明：《丁玲在延安》，《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

　　[vii] 与丁玲接触较多的杨桂欣，对于丁玲为什么在1943年才补充交代给***写字条的事情有这样的解释：丁玲没有被逼供信过，补充交代是自觉自愿的。他说：“1940年为你（丁玲）作结论以前你没有交待。没有交待怎么啦？补充交待，这是党允许的，何况是她主动交待。当时对她没有什么逼供，也没有什么诱哄。应当看作这是她对党忠诚的又一种表现，她之所以主动交待，就是觉得不交待就是对党对革命不忠实，既不能自我原谅，也是党性原则所不允许的。这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党什么时候规定过，什么问题只能一次交待清楚，补充交待不算，没有这样的规定嘛！”（参见《拨乱反正的历史结论必须坚持——中国丁玲研究会针对<百年潮>杂志发表<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一文召开的专题座谈会纪要》，《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3期）我得承认，杨桂欣说得很有道理，党的确欢迎党员对自己问题作补充交待，但同时我也有疑问：为什么在1940年丁玲没有这种“不交待就是对党对革命不忠实，既不能自我原谅，也是党性原则所不允许的”的觉悟？我的解释是：1940年对丁玲审查时，因为从上海到延安来的知识分子恐怕还不多，关于丁玲写字条的事情或许仅是她自己知道而已，也就没有必要说明了。到了1943年，从上海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多了，再加上审干时期的形势，对丁玲来说，与其让知情者揭发这件事，还不如自己补充交代来的直接一些。这样，或许不但有一个好的态度，而且更可以说清楚一些。因此，才补充交代了这一问题。当然，这一解释没有材料来论证，还只是个推测。这里不揣冒昧提出来，是为了就教于方家。

　　[viii]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ix] 陈明：《丁玲在延安》，《新文学史料》1993年2期。在这一篇文章中，陈明并说，审干运动险些破坏了1940年中组部对丁玲作出的结论。其实，从下文我所要叙述的事实看，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编辑词条目录
1正文 目录
1正文
收起 编辑本段正文
　　　“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间的论争的简称。是抗日战争前夕，革命作家内部就如何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开的一场论争。
　　鉴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1935年8月1日,中国***中央在长征路上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同年8月,共产国际召开“七大”，季米特洛夫和王明都在会上作了报告，要求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反对法西斯主义。根据这种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从1935年冬天开始，在革命文艺界，提出了“国防文学”、“国难文学”、“民族自卫文学”等口号。1936年春，各左翼文艺团体相继自动解散，“国防文学”口号逐渐为多数人所接受，同时又相应地产生了“国防戏剧”、“国防音乐”、“国防电影”等口号。这时候,徐行连发两篇文章,不同意“国防文学”口号,认为“国防文学”的“‘理论家’已经陷在爱国主义的污池里面”（《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文学》）。6月1日，胡风发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据鲁迅后来讲，这个口号是鲁迅和几个人(包括冯雪峰、茅盾、胡风等)商议之后提出来的。接着,周扬、鲁迅、茅盾等也陆续发表文章，展开“两个口号”的激烈论争。在上海,几乎所有的进步报刊都卷入了,北平以及东京等地的革命作家亦纷纷表态。10月，鲁迅逝世以后，大规模的论争基本平息。
　　论争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党的策略的转变，即由国共分裂到争取建立联合战线的转变。当时上海的革命文艺界因为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不可能及时地全面地领会这个重大决策的变化，各人的理解不同，行动也有差别。还因为30年代左翼文艺界内部本来就有宗派主义；形势的变化和解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团体引起的隔阂，进一步激化了这种矛盾，扩大了这种分歧。
　　论争双方在要不要实行策略转变，要不要在全国、在文艺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基本没有分歧。分歧发生在如何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上。
　　关于“两个口号”的关系，周扬、郭沫若、徐懋庸等认为，“国防文学”口号提出最早，理论正确，在群众中已有广泛影响，它应该成为统一战线的口号；在它之外再提什么口号，是不妥当不正确的，是自外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意这种观点的人还说，即便“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可以成立，它也不能作为统一战线的口号，不能对所有的人都这么要求，它只能是左翼作家的口号。鲁迅认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以便互相补充。他说：“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比“国防文学”“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它是一个总口号，各派都适用，“国防文学”可作为我们目前文学运动的具体口号之一，因为它“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关于如何坚持统一战线，即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在新形势下，不管提出什么口号，决不能放弃无产阶级的阶级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鲁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也“丝毫不看轻进步的世界观的烛照的作用”（周扬《关于国防文学》）。就是说，作家们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但对左翼作家来说，却不能放弃革命的传统，忘了无产阶级的领导责任，放弃独立自主是错误的。另外一种意见则认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当主体是必要的，但不必在口头上争，应以实际工作去获得。在文化界还有人说，谁是主体并不是特定的，领导权不应为谁所专有，应该各派共同负责，谁工作努力谁就可以争取到领导权，就自然成为主体。
　　关于写什么，以什么为旗帜。一种意见认为，“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周扬《关于国防文学》)。在发挥这个论点时，有人甚至讲到不是国防文学就是汉奸文学。鲁迅、郭沫若等则认为，“国防文学”应该作为作家关系问题的旗帜，不要作为写什么的创作口号。我们要一切不愿当汉奸的作家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管原先是什么人，只要不愿当汉奸，就团结到一条战线上；至于创作，写什么都可以。最好与国防有关，不写直接与国防有关的人事也无妨。不过，应该互相批评，无产阶级保留批评的权利。
　　论争的有关文章，当时就汇编成《现阶段的文学论战》、《国防文学论战》、《现阶段的中国文艺问题》等书，1982年出版的《“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搜集的资料比较齐全。

目录
1两个口号论争 目录
1两个口号论争
收起 编辑本段两个口号论争
　　两个口号论争:指1936年上海左翼文学界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这两个口号都是因日寇扩大对华侵略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为适应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要求而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先由上海文学界地下党领导周扬提出，并由此开展了国防文学运动和国防戏剧、国防诗歌活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由党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到上海和鲁迅、胡风等商量后由胡风撰文提出的。受到主张国防文学的一些作家的指责而发生论争。鲁迅撰文提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批评了主张国防文学的一些左翼领导人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错误。这是左翼文学界在新形势下围绕建立文艺界统一战线由于某些思想分歧而发生的论争。通过论争达到了新的团结，为过渡到抗战文艺运动和建立广泛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准备了思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