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台村两户农户2010年年货币收支情况分析——兼谈中国农村的历史和现实
九台村两户农户2010年年货币收支情况分析——兼谈中国农村的历史和现实
九台村两户农户2010年年货币收支情况分析——兼谈中国农村的历史和现实
2011-03-23 17:43:41 作者:张乘
寒假期间,我回到童年时代生活的农村故乡,重新享受儿时的山坡和稻田,和童年的好朋友一起畅谈,在一个个村落间漫步采风。
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讲,最晚从陶渊明的时代开始,乡村的山水和田园总是保持着一份宁静的美感:广阔的田野、稀疏的村落、袅袅炊烟、悠闲的农夫,这些意象都标志着超越利禄世俗世界的自由和超脱。总之,乡村的风貌是“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在其中,诗人们可以“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
但是自从近代以来,随着中国被强行整合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在不断的“冲击-反应”模式的过程中,中国农村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由家族和士绅主导的礼法秩序被肢解了。由于传统家族秩序的解体,农村的权力被在土地兼并中迅速崛起的地主阶级接收。与此同时,士绅领导下的礼法秩序的崩溃导致各种恶霸和土匪成为农村政权的实际所有者。
总之,1840年之后中国农村的大趋势是,各种社会力量被逐渐简化为农民阶级和地主-恶霸阶级的简单而又尖锐的对立。要直观这种阶级对立,只需要读一读著名的歌剧《白毛女》。
农村阶级对立的简化为***领导的依靠农民阶级的中国民主革命奠定了坚实社会基础,中国***在农村的明确政策使得它能够从广大农村为中国革命提供源源不断的经济和人力资源——这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基本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走了一条逐步集体化的道路,新的政权试图使中国广阔的农村以人民公社为形式重建自己的合理秩序。这一设想取得了诸多成功,在集体经济的组织下,中国的农村开展了大规模的兴修水利、普及良种、施用化肥的活动,极大的提高了农业产出。没有这些工作,中国的人口数量从1949年的5.4亿增加到1978年的9.6亿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由于工业化和城市经济的需要,国家政权一直对农村经济维持着高强度的提取,这给广大农民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农业产出中留给农民自己消费的部分只能够维持农民家庭的简单再生产。
假设中国一直沿着这条道路——用人民公社组织农村经济,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丰富的资源——继续发展,或许能够逐渐实现国家的自主工业化,在这之后,再逐渐降低对农村经济资源的提取,并利用既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的事实通过工业反哺农业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不过后来的历史发展是,78年之后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对于农村来说,就是著名的包产到户:在生产方式上,重新拥抱小农经济。
人民公社的解体和改革开放后东部城市经济的发展使得国家对农村经济资源的提取大幅降低,这一事实的直接结果是在短期内(以20世纪80年代为代表)中国农民的消费水平大幅提高,但是从长期来看,则掏空了中国农业的潜力。农村经济变成了无数个体农户家庭经济的简单总和,在未来的市场经济中,农户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济必然缺乏竞争力,成为社会的弱势部分——而这正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显现并日益严峻的而且我们今天仍然必须面对的中国农村现实。
九台村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是一个行政村。从地形上看,属于山地丘陵地区,平均海拔约700公尺,年降水量约1000毫米,冬季最低气温约为摄氏0度。村落地处在两山的鞍部,有狭小的盆地,适合种植水稻。从鞍部的盆地向北和向南海拔逐渐升高,分布有梯田式的旱地,适合种植玉米、红薯、土豆和其他蔬菜类作物。
九台村经济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当地农民依靠农业耕作的收入,以及在农村生活中的支出。另一部分是村中的年轻人在外地打工实现的收入及其支出。
严格的看,在考察九台村的经济运行状况时,我们应开撇开村中的年轻人在外地打工的收入和支出情况,因为这一部分应当算入这些工人在其工作的城市的经济之中。但是这些年轻人仍然和九台村的经济生活发生着联系:其中最重要的联系可能是,由于户籍问题,他们的子女在九台村当地的学校念书,他们的父母在九台村务农,并负责抚养其孙子孙女。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给出九台村经济生活的结构。
首先,九台村由大约两百多户家庭组成。这两百多个家庭以一种同质化的简单相加的方式构成了九台村的全部经济生活。
第二,对每一个家庭来说,都大约有两代(或者三代)人。第一代人在九台村务农,他们及其孙辈构成了家庭经济生活中的A部分,即农业经济部分。第二代人长期在外地打工,他们一般在每年春节回家一次,他们的收入来自于城市经济,他们的经济生活构成了家庭经济生活的B部分。
第三,家庭经济生活中A部分和B部分的关系是比较简单的。第一代人并不参与打工;年轻人长年在外,一般也不参与务农。A部分和B部分的经济联系在于,每年,B部分都会对A部分进行一定的转移支付。但是其数额对于不同的家庭来说差异很大,对有的家庭来说,这种转移支付的数额稍大,多至每年几万元;而对另一些家庭来讲,则数额很小。甚至有的年轻人多年在外打工春节也不回家,或者他们于自己的父母关系不够和睦,或者他们认为自己应该组成新的家庭而对自己的父母并不负有家庭义务,那么结果就是B部分对A部分的转移支付为零——即A部分构成了该九台村家庭经济生活的全部。
由于一般的来讲,B部分对A部分转移支付难以预期,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仅仅统计某一农户的A部分的年收支状况。
一、农户甲的A部分的年收支情况
农户甲有4口人。父亲57岁,务农;母亲55岁,务农;长子33岁,在外打工,不参与务农,未婚;次子27岁,在外打工,不参与务农,未婚。
该户共有1.125亩水田,3.03亩旱地。
2010年,该户农户的年货币收入(仅A部分)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1、种植业产出(种植的所有作物中,一部分在市场上出卖形成货币收入——作物的价格按照当地市场价计算;另一部分由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中消费掉了,或者用于家庭养殖——总之没有进入市场兑换成货币)
(1)、共产出1300斤水稻(约900斤大米)。在市场上出卖掉500斤大米。实现收入:500斤大米*2元/斤=1000元。
(2)、共产出2000斤玉米。在市场上出卖1300斤。实现收:入1300斤玉米*1元/斤=1300元。
(3)、共产出4000斤红薯。在市场上出卖3000斤。实现收入:3000斤红薯*0.3元/斤=900元。
(4)、共产出2500斤土豆。在市场上出卖500斤。实现收入:500斤土豆*0.5元/斤=250元。
(5)、共产出400斤油菜籽。在市场上出卖200斤。实现收入:200斤油菜籽*2元/斤=400元。
(6)、共产出250斤黄豆。在市场上出卖50斤。实现收入:50斤黄豆*2.5元/斤=125元。
2、帮人养牛两头,获得3000元。
3、做工(帮助其他家庭盖房子、做农活)获得1000元。
4、来自政府的补贴600元。其中良种补贴 300元,退耕还林补贴300元(该户退耕还林1.3亩旱地)。
合计:2010年货币总收入为8575元。
2010年,该户农户的年货币支出(仅A部分)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1、购买肥料600元,农药200元。
2、玉米种子14元/斤*8斤=112元,水稻种子25元/斤*2斤=50元,油菜种子20元,土豆种子0.8元/斤*300斤=240元。
3、请人做农活(牛工犁田),300元。
4、衣服、鞋等日常用品、通讯费、电费、交通费等共2000元。
5、医疗支出,800元。
6、各类礼金2600元。
7、4口人的医疗保险*30元/人=120元,2口人的养老保险*100元/人=200元。
2010年货币总支出为7242元。
2010年该农户实现家庭货币盈余8575-7242=1333元。
二、农户乙的A部分的年收支情况
农户甲有6口人。父亲63岁,务农;母亲59岁,务农;儿子[i]32岁,在外打工,不参与务农,已婚;媳妇30岁,在外打工,不参加务农;大孙女6岁,小孙女4岁。
该户共有1.5亩水田,4.14亩旱地。
2010年,该户农户的年收入(仅A部分)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1、种植业产出(种植的所有作物中,一部分在市场上出卖形成货币收入——作物的价格按照当地市场价计算;另一部分由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中消费掉了,或者用于家庭养殖——总之没有进入市场兑换成货币)
(1)、共产出1500斤水稻(约1050斤大米)。在市场上出卖掉300斤大米。实现收入:300斤大米*2元/斤=600元。
(2)、共产出1300斤玉米。在市场上出卖400斤。实现收:入400斤玉米*1元/斤=400元。
(3)、共产出3000斤红薯。在市场上出卖500斤。实现收入:500斤红薯*0.3元/斤=150元。
(4)、共产出1500斤土豆。在市场上出卖400斤。实现收入:400斤土豆*0.5元/斤=200元。
(5)、共产出700斤油菜籽。在市场上出卖500斤。实现收入:500斤油菜籽*1.9元/斤=950元。
(6)、共产出150斤芝麻。在市场上出卖150斤。实现收入:150斤芝麻*5.2元/斤=780元。
(7)、共产出30斤烟叶。在市场上出卖30斤。实现收入:30斤烟叶*14元/斤=450元。
2、养猪两头(共800斤猪肉),出卖掉60斤猪肉,获得600元。
3、来自政府的补贴1600元。其中良种补贴150元,退耕还林补贴490元(该户退耕还林2亩旱地),养老保险金960元(960元/年*人,年龄>60岁)。
2010年货币总收入为5730元。
2010年,该户农户的年货币支出(仅A部分)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1、购买肥料540元,农药150元。
2、玉米种子14元/斤*4斤=56元,水稻种子28元/斤*1.5斤=42元,油菜种子28元,土豆种子1元/斤*100斤=100元,芝麻种子10元。
3、请人做农活(牛工犁田),200元。
4、衣服、鞋等日常用品、通讯费、电费、交通费等共1930元。
5、医疗支出,300元。
6、各类礼金500元。
7、6口人的医疗保险*30元/人=180元,3口人的养老保险*100元/人=300元。
2010年货币总支出为4536元。
2010年该农户实现家庭货币盈余5730-4736=1194元。
上述两户农户的货币收支情况可以被概括为:收入水平低、支出水平低、盈余水平低。货币支出水平,可以间接反映出农户的消费水平乃至生活水平低;货币盈余水平低,则表明一农户缺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而且缺乏抵御风险(如自然灾害、患病住院)的能力。
支出水平低和盈余水平低的背后则是货币收入的水平低,而这则是市场经济中个体农户家庭的必然命运。
不过这些令人沮丧的情况仅仅是事实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有相当部分的农产品没有用于在市场上出卖,而是用于家庭自身的消费。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保证了九台村的农户的基本生活:对大米、玉米、土豆、红薯、蔬菜、猪肉、食用油等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能够通过家庭自身的经济运行得到供应,这些部分没有进入市场兑换成货币,但是生产它们并在较小的程度上利用商品市场就能够保证一个家庭的温饱。
当代中国面临着严峻的“三农问题”,在笔者看来,三农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目前中国农村的小农经济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缺乏竞争力,小农家庭面临着收入低、支出低、盈余少的现实,而且在目前的农业经济和技术条件下,我们看不到迅速改善这一困难现实的前景。寻求改善这一困难现实是“三农问题”的问题之一。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农村实现了温饱,如何防止农村家庭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是“三农问题”的问题之二。
当代的一部分精英学者撇开中国的耕地面积、耕地质量、人口状况,简单地从美国经验出发,甚至从民法与财产权等该概念出发,认为,要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不但要废除人民公社,而且还要在土地所有制上彻底私有化。他们说,私有化使得土地逐渐集中起来,成为大型农场,提高农业的生产力。他们说,土地私有化之后,农民就可以把土地卖出去获得一份可观的收入。他们说,土地私有化将遏制强制拆迁和强制征地,保障农民的权利。他们还说,私有制是民法的基础,没有私有制就没有普遍人权。
无论这些学着的推理是否正确,但是他们都忽视了三农问题的第二个方面。翻开两千年中国封建王朝史,各个王朝大都实行土地私有制,其结果是,所有的王朝都逃不掉兴亡周期律:在王朝更迭的战争中,旧的地主阶级被消灭,新王朝将土地分给全国的农民。由于一般农民家庭都分得了自己的“五亩之宅”、“百亩之田”,所以人们能够安居乐业,整个王朝实现XX之治,史书上则描述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农村经济发展和贫富分化中崛起的富农与各级官僚开始孜孜不倦的为自己“增置产业”,一两百年之后王朝的土地已经高度的集中,许多农民沦为佃农甚至流民。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历史上总会出现许多士绅君子开展赈济活动,并分发“义田”,但是这种挽救秩序的努力缺乏制度化的保障。或迟或早,在自然灾害的催化下,全国范围内的革命情绪被爆发出来,旧的王朝覆灭了。
土地兼并剥夺了中国农民家庭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针对土地私有制带来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两种著名的解决方案。一种是儒家的方案,即井田制,“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儒家的方案是某种半公有制方案,它由孔子、孟子、王莽等人力图实现,但最终未能成功。另一种是社会主义的方案,即在土地所有制上采取公有制,在生产方式上采取集体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得农村重回小农经济,但土地所有制上公有制防止了大规模土地兼并的发生,而这保障了每一个农村家庭都可以长期拥有一定的土地,家庭的温饱也成为可能。由此可见,土地的公有制,恰恰是保护农民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的保障。也正是因为土地的公有制,当代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封建王朝的兴亡周期律。
但是三农问题的第一方面并没有就此而消失,小农经济的脆弱仍然是我们所必须面对的问题。这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农村的长期困境。为了寻求出路,我们或许应当重新审视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的作为政治神话的“小岗模式”,重新考察在中国农村发展集体经济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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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该农户有三个女儿,他们都已经嫁到外地,和该农户没有固定的转移支付关系。
附录:
一些农村照片
这是一户农家住房
这是另一户农家住房
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出台,中国开始逐步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上图是银矿村卫生室,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下为银矿村村民服务的医疗机构。
农村没有公共墓地,当有人过世,村民们一般在山坡山的旱地中筑坟墓。
这是一位村民
一位村民正在春耕,照片事件为正月初二
村民的厨房
吃团年饭用的“猪脑壳肉”,来自村民家自己养殖的猪
一所农村学校
农村的文化生活较为贫乏单一。这是正月初二,人们在打麻将
九台山山顶的一户农户,山顶气温较低,尚有积雪未融化。山顶的单家独户很有“高人隐居”的韵味,但事实的情况是,居住在山顶很不方便。
2011-03-23 17:43:41 作者:张乘
寒假期间,我回到童年时代生活的农村故乡,重新享受儿时的山坡和稻田,和童年的好朋友一起畅谈,在一个个村落间漫步采风。
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讲,最晚从陶渊明的时代开始,乡村的山水和田园总是保持着一份宁静的美感:广阔的田野、稀疏的村落、袅袅炊烟、悠闲的农夫,这些意象都标志着超越利禄世俗世界的自由和超脱。总之,乡村的风貌是“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在其中,诗人们可以“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
但是自从近代以来,随着中国被强行整合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在不断的“冲击-反应”模式的过程中,中国农村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由家族和士绅主导的礼法秩序被肢解了。由于传统家族秩序的解体,农村的权力被在土地兼并中迅速崛起的地主阶级接收。与此同时,士绅领导下的礼法秩序的崩溃导致各种恶霸和土匪成为农村政权的实际所有者。
总之,1840年之后中国农村的大趋势是,各种社会力量被逐渐简化为农民阶级和地主-恶霸阶级的简单而又尖锐的对立。要直观这种阶级对立,只需要读一读著名的歌剧《白毛女》。
农村阶级对立的简化为***领导的依靠农民阶级的中国民主革命奠定了坚实社会基础,中国***在农村的明确政策使得它能够从广大农村为中国革命提供源源不断的经济和人力资源——这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基本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走了一条逐步集体化的道路,新的政权试图使中国广阔的农村以人民公社为形式重建自己的合理秩序。这一设想取得了诸多成功,在集体经济的组织下,中国的农村开展了大规模的兴修水利、普及良种、施用化肥的活动,极大的提高了农业产出。没有这些工作,中国的人口数量从1949年的5.4亿增加到1978年的9.6亿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由于工业化和城市经济的需要,国家政权一直对农村经济维持着高强度的提取,这给广大农民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农业产出中留给农民自己消费的部分只能够维持农民家庭的简单再生产。
假设中国一直沿着这条道路——用人民公社组织农村经济,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丰富的资源——继续发展,或许能够逐渐实现国家的自主工业化,在这之后,再逐渐降低对农村经济资源的提取,并利用既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的事实通过工业反哺农业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不过后来的历史发展是,78年之后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对于农村来说,就是著名的包产到户:在生产方式上,重新拥抱小农经济。
人民公社的解体和改革开放后东部城市经济的发展使得国家对农村经济资源的提取大幅降低,这一事实的直接结果是在短期内(以20世纪80年代为代表)中国农民的消费水平大幅提高,但是从长期来看,则掏空了中国农业的潜力。农村经济变成了无数个体农户家庭经济的简单总和,在未来的市场经济中,农户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济必然缺乏竞争力,成为社会的弱势部分——而这正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显现并日益严峻的而且我们今天仍然必须面对的中国农村现实。
九台村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是一个行政村。从地形上看,属于山地丘陵地区,平均海拔约700公尺,年降水量约1000毫米,冬季最低气温约为摄氏0度。村落地处在两山的鞍部,有狭小的盆地,适合种植水稻。从鞍部的盆地向北和向南海拔逐渐升高,分布有梯田式的旱地,适合种植玉米、红薯、土豆和其他蔬菜类作物。
九台村经济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当地农民依靠农业耕作的收入,以及在农村生活中的支出。另一部分是村中的年轻人在外地打工实现的收入及其支出。
严格的看,在考察九台村的经济运行状况时,我们应开撇开村中的年轻人在外地打工的收入和支出情况,因为这一部分应当算入这些工人在其工作的城市的经济之中。但是这些年轻人仍然和九台村的经济生活发生着联系:其中最重要的联系可能是,由于户籍问题,他们的子女在九台村当地的学校念书,他们的父母在九台村务农,并负责抚养其孙子孙女。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给出九台村经济生活的结构。
首先,九台村由大约两百多户家庭组成。这两百多个家庭以一种同质化的简单相加的方式构成了九台村的全部经济生活。
第二,对每一个家庭来说,都大约有两代(或者三代)人。第一代人在九台村务农,他们及其孙辈构成了家庭经济生活中的A部分,即农业经济部分。第二代人长期在外地打工,他们一般在每年春节回家一次,他们的收入来自于城市经济,他们的经济生活构成了家庭经济生活的B部分。
第三,家庭经济生活中A部分和B部分的关系是比较简单的。第一代人并不参与打工;年轻人长年在外,一般也不参与务农。A部分和B部分的经济联系在于,每年,B部分都会对A部分进行一定的转移支付。但是其数额对于不同的家庭来说差异很大,对有的家庭来说,这种转移支付的数额稍大,多至每年几万元;而对另一些家庭来讲,则数额很小。甚至有的年轻人多年在外打工春节也不回家,或者他们于自己的父母关系不够和睦,或者他们认为自己应该组成新的家庭而对自己的父母并不负有家庭义务,那么结果就是B部分对A部分的转移支付为零——即A部分构成了该九台村家庭经济生活的全部。
由于一般的来讲,B部分对A部分转移支付难以预期,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仅仅统计某一农户的A部分的年收支状况。
一、农户甲的A部分的年收支情况
农户甲有4口人。父亲57岁,务农;母亲55岁,务农;长子33岁,在外打工,不参与务农,未婚;次子27岁,在外打工,不参与务农,未婚。
该户共有1.125亩水田,3.03亩旱地。
2010年,该户农户的年货币收入(仅A部分)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1、种植业产出(种植的所有作物中,一部分在市场上出卖形成货币收入——作物的价格按照当地市场价计算;另一部分由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中消费掉了,或者用于家庭养殖——总之没有进入市场兑换成货币)
(1)、共产出1300斤水稻(约900斤大米)。在市场上出卖掉500斤大米。实现收入:500斤大米*2元/斤=1000元。
(2)、共产出2000斤玉米。在市场上出卖1300斤。实现收:入1300斤玉米*1元/斤=1300元。
(3)、共产出4000斤红薯。在市场上出卖3000斤。实现收入:3000斤红薯*0.3元/斤=900元。
(4)、共产出2500斤土豆。在市场上出卖500斤。实现收入:500斤土豆*0.5元/斤=250元。
(5)、共产出400斤油菜籽。在市场上出卖200斤。实现收入:200斤油菜籽*2元/斤=400元。
(6)、共产出250斤黄豆。在市场上出卖50斤。实现收入:50斤黄豆*2.5元/斤=125元。
2、帮人养牛两头,获得3000元。
3、做工(帮助其他家庭盖房子、做农活)获得1000元。
4、来自政府的补贴600元。其中良种补贴 300元,退耕还林补贴300元(该户退耕还林1.3亩旱地)。
合计:2010年货币总收入为8575元。
2010年,该户农户的年货币支出(仅A部分)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1、购买肥料600元,农药200元。
2、玉米种子14元/斤*8斤=112元,水稻种子25元/斤*2斤=50元,油菜种子20元,土豆种子0.8元/斤*300斤=240元。
3、请人做农活(牛工犁田),300元。
4、衣服、鞋等日常用品、通讯费、电费、交通费等共2000元。
5、医疗支出,800元。
6、各类礼金2600元。
7、4口人的医疗保险*30元/人=120元,2口人的养老保险*100元/人=200元。
2010年货币总支出为7242元。
2010年该农户实现家庭货币盈余8575-7242=1333元。
二、农户乙的A部分的年收支情况
农户甲有6口人。父亲63岁,务农;母亲59岁,务农;儿子[i]32岁,在外打工,不参与务农,已婚;媳妇30岁,在外打工,不参加务农;大孙女6岁,小孙女4岁。
该户共有1.5亩水田,4.14亩旱地。
2010年,该户农户的年收入(仅A部分)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1、种植业产出(种植的所有作物中,一部分在市场上出卖形成货币收入——作物的价格按照当地市场价计算;另一部分由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中消费掉了,或者用于家庭养殖——总之没有进入市场兑换成货币)
(1)、共产出1500斤水稻(约1050斤大米)。在市场上出卖掉300斤大米。实现收入:300斤大米*2元/斤=600元。
(2)、共产出1300斤玉米。在市场上出卖400斤。实现收:入400斤玉米*1元/斤=400元。
(3)、共产出3000斤红薯。在市场上出卖500斤。实现收入:500斤红薯*0.3元/斤=150元。
(4)、共产出1500斤土豆。在市场上出卖400斤。实现收入:400斤土豆*0.5元/斤=200元。
(5)、共产出700斤油菜籽。在市场上出卖500斤。实现收入:500斤油菜籽*1.9元/斤=950元。
(6)、共产出150斤芝麻。在市场上出卖150斤。实现收入:150斤芝麻*5.2元/斤=780元。
(7)、共产出30斤烟叶。在市场上出卖30斤。实现收入:30斤烟叶*14元/斤=450元。
2、养猪两头(共800斤猪肉),出卖掉60斤猪肉,获得600元。
3、来自政府的补贴1600元。其中良种补贴150元,退耕还林补贴490元(该户退耕还林2亩旱地),养老保险金960元(960元/年*人,年龄>60岁)。
2010年货币总收入为5730元。
2010年,该户农户的年货币支出(仅A部分)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1、购买肥料540元,农药150元。
2、玉米种子14元/斤*4斤=56元,水稻种子28元/斤*1.5斤=42元,油菜种子28元,土豆种子1元/斤*100斤=100元,芝麻种子10元。
3、请人做农活(牛工犁田),200元。
4、衣服、鞋等日常用品、通讯费、电费、交通费等共1930元。
5、医疗支出,300元。
6、各类礼金500元。
7、6口人的医疗保险*30元/人=180元,3口人的养老保险*100元/人=300元。
2010年货币总支出为4536元。
2010年该农户实现家庭货币盈余5730-4736=1194元。
上述两户农户的货币收支情况可以被概括为:收入水平低、支出水平低、盈余水平低。货币支出水平,可以间接反映出农户的消费水平乃至生活水平低;货币盈余水平低,则表明一农户缺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而且缺乏抵御风险(如自然灾害、患病住院)的能力。
支出水平低和盈余水平低的背后则是货币收入的水平低,而这则是市场经济中个体农户家庭的必然命运。
不过这些令人沮丧的情况仅仅是事实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有相当部分的农产品没有用于在市场上出卖,而是用于家庭自身的消费。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保证了九台村的农户的基本生活:对大米、玉米、土豆、红薯、蔬菜、猪肉、食用油等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能够通过家庭自身的经济运行得到供应,这些部分没有进入市场兑换成货币,但是生产它们并在较小的程度上利用商品市场就能够保证一个家庭的温饱。
当代中国面临着严峻的“三农问题”,在笔者看来,三农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目前中国农村的小农经济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缺乏竞争力,小农家庭面临着收入低、支出低、盈余少的现实,而且在目前的农业经济和技术条件下,我们看不到迅速改善这一困难现实的前景。寻求改善这一困难现实是“三农问题”的问题之一。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农村实现了温饱,如何防止农村家庭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是“三农问题”的问题之二。
当代的一部分精英学者撇开中国的耕地面积、耕地质量、人口状况,简单地从美国经验出发,甚至从民法与财产权等该概念出发,认为,要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不但要废除人民公社,而且还要在土地所有制上彻底私有化。他们说,私有化使得土地逐渐集中起来,成为大型农场,提高农业的生产力。他们说,土地私有化之后,农民就可以把土地卖出去获得一份可观的收入。他们说,土地私有化将遏制强制拆迁和强制征地,保障农民的权利。他们还说,私有制是民法的基础,没有私有制就没有普遍人权。
无论这些学着的推理是否正确,但是他们都忽视了三农问题的第二个方面。翻开两千年中国封建王朝史,各个王朝大都实行土地私有制,其结果是,所有的王朝都逃不掉兴亡周期律:在王朝更迭的战争中,旧的地主阶级被消灭,新王朝将土地分给全国的农民。由于一般农民家庭都分得了自己的“五亩之宅”、“百亩之田”,所以人们能够安居乐业,整个王朝实现XX之治,史书上则描述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农村经济发展和贫富分化中崛起的富农与各级官僚开始孜孜不倦的为自己“增置产业”,一两百年之后王朝的土地已经高度的集中,许多农民沦为佃农甚至流民。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历史上总会出现许多士绅君子开展赈济活动,并分发“义田”,但是这种挽救秩序的努力缺乏制度化的保障。或迟或早,在自然灾害的催化下,全国范围内的革命情绪被爆发出来,旧的王朝覆灭了。
土地兼并剥夺了中国农民家庭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针对土地私有制带来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两种著名的解决方案。一种是儒家的方案,即井田制,“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儒家的方案是某种半公有制方案,它由孔子、孟子、王莽等人力图实现,但最终未能成功。另一种是社会主义的方案,即在土地所有制上采取公有制,在生产方式上采取集体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得农村重回小农经济,但土地所有制上公有制防止了大规模土地兼并的发生,而这保障了每一个农村家庭都可以长期拥有一定的土地,家庭的温饱也成为可能。由此可见,土地的公有制,恰恰是保护农民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的保障。也正是因为土地的公有制,当代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封建王朝的兴亡周期律。
但是三农问题的第一方面并没有就此而消失,小农经济的脆弱仍然是我们所必须面对的问题。这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农村的长期困境。为了寻求出路,我们或许应当重新审视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的作为政治神话的“小岗模式”,重新考察在中国农村发展集体经济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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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该农户有三个女儿,他们都已经嫁到外地,和该农户没有固定的转移支付关系。
附录:
一些农村照片
这是一户农家住房
这是另一户农家住房
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出台,中国开始逐步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上图是银矿村卫生室,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下为银矿村村民服务的医疗机构。
农村没有公共墓地,当有人过世,村民们一般在山坡山的旱地中筑坟墓。
这是一位村民
一位村民正在春耕,照片事件为正月初二
村民的厨房
吃团年饭用的“猪脑壳肉”,来自村民家自己养殖的猪
一所农村学校
农村的文化生活较为贫乏单一。这是正月初二,人们在打麻将
九台山山顶的一户农户,山顶气温较低,尚有积雪未融化。山顶的单家独户很有“高人隐居”的韵味,但事实的情况是,居住在山顶很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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