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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革命派与保皇派的一场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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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革命派与保皇派的一场论战 Empty 辛亥革命前革命派与保皇派的一场论战

帖子  Admin 周五 四月 29, 2011 7:26 pm

辛亥革命前革命派与保皇派的一场论战

时间:2011-04-21 00:02来源:未知 作者:鲁青山 点击:185次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一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今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纪念。


二十世纪初,围绕着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展开了一场十分激烈的争论:是维护帝制,搞君主立宪,还是推翻帝制,搞民主共和国呢?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主张“保皇”,实行君主立宪。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样,革命派和改良派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次论战从1900年开始,1905年达到高峰,至1907年冬以革命派胜利、改良派惨败而告一段落。



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到日本不久,他们立即着手创办《清议报》,《清议报》因报馆失火停刊后,于1902年2月又办起《新民丛报》。他们在海外还成立“保皇会”。梁启超当时充当反对革命的主将,他写文章攻击革命说:“革命者,最险之着,而亦最下之策也。”在他们看来,中国“民智”未开,如果鼓“民气”,其结果势必引起“暴民骚动”,或帝国主义的干涉,那就会亡国灭种。他们从维护清王朝的立场出发,始终认为光绪皇帝是千年不遇的“圣主”。这个“皇”是非保不可的。梁启超在《尊皇论》一文中讲得很清楚:“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在《立宪法议》一文中,梁启超又鼓吹说:“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那么,实行君主立宪是刻不
容缓的了?不。梁启超又狡辩说,由于中国“民智”未开,还不能马上实行君主立宪制,至少要等到十年、十五年之后 。



革命派以《中国旬报》、《苏报》、《民报》等为阵地,针对改良派死心“保皇”和“革命亡国”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首先,革命派对清王朝进行了揭露。1903年5月,邹容写的《革命军》一书正式出版,它用大量的事实揭露清王朝已经是反动透顶的政府:“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清政府已成为“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的洋奴朝廷。因此,他得出与保皇派截然不同的结论说:“欲御外侮,先清内患”。他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邹容坚决地说:“磨吾刃,建吾旗”,同清王朝“驰骋于枪林弹雨中”。邹容还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如“定名中华民国”等等。陈天华在他写的通俗作品《猛回头》和《警世钟》中,明确地
提出,清王朝实际上已是“洋人的朝廷”,“想要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陈天华针对梁启超诬蔑革命,而歌颂革命说:“革命者,救人世之圣药也”。章太炎于1903年6月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中,痛斥康有为散布的“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谬论,并直呼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孙中山在1904年发表的《敬告同乡书》和《中国问题的真解决》等文章,揭露了梁启超假革命真保皇的面目。他说:“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不能易位。”他大声疾呼:“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



清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为了缓和矛盾,于1905年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06年又宣布所谓“预备立宪”。这一来,改良派喜出望外。康有为喊什么“此一诏也,即将数千年来国为君有之私产,一旦尽舍而捐出,公于国之臣民共有也。”梁启超高兴地说:“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在他们看来,立宪诏书一下,所等待解决的只是预备立宪的条理、程序等问题了。接着,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了《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等文章,狂呼什么“中国今日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中国今日尚未能行君主立宪制”,“中国今日当以开明专制为立宪制之预备”,等等。



革命派针对改良派所谓中国人“民智”未开,只能行专制,不能行共和的谰言,进行了严正的批驳。孙中山在《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一文中指出:“中国之文明,已著于五千年,此为西人所不及。”陈天华在《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一文中说:“吾民之聪与明,于各民族中,不见其多逊。”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在发布宣言时,斩钉截铁地说:“敢为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革命派在论战中满怀信心地说,只要大家能够把“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就可以“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



对于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革命派与改良派也进行了论战。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到1906年7月,改良派感到有点招架不住了,《新民丛报》刊登了一篇《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向《民报》提出“求和”,被革命派拒绝了。同年12月,梁启超写信给康有为说:“革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忽,及改革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东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真心腹之大患,万不能轻视者也。”


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使许多爱国知识分子摆脱了改良的影响,靠拢或加入了革命党。很多改良派分子纷纷宣布退出“保皇会”,作为改良派喉舌的《新民丛报》,也不得不于1907年冬在日本横滨宣布停刊。经过这场论战,革命派与改良派在政治上思想上划清了界限。



附:
革命派报刊与保皇派报刊的两次大论战

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报刊与保皇派报刊的两次大论战
□桂栖鹏 赵晓兰

摘 要: 辛亥革命前夕发生于美洲、南洋地区的革命派报刊与保皇派报刊之间的两次大论战,是中国报刊史上的重要篇章,它打破了保皇派在这一带华侨中一统天下的局面,为辛亥革命的发动并最终取得胜利作了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

关键词: 美洲 南洋 革命派报刊 保皇派报刊 大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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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夕,在美洲、南洋地区革命派报刊与保皇派报刊之间发生了两次大论战。通过第一次论战,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革命派的转变,保皇派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初步的传播。通过第二次论战,保皇派气势一落千丈,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人心,为辛亥革命的发动并最终取得胜利作了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

一、革命派报刊与保皇派报刊的第一次大论战

这次论战发生在同盟会成立前,主战场在美洲。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逃亡国外,从变法维新转向保皇。1899年7月,他们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随后在南洋、美洲、欧洲、澳洲等地设立了170多个分支机构,会众以数十万计。仅美洲就建立了78个分支机构,旧金山一地就有近万名会员,占当地华侨总人数的1/3强。各地保皇会都把创办报刊作为重要任务,进行保皇立宪的宣传。保皇派的主要骨干,几乎都投入了办报活动,仅美洲和南洋地区,保皇派就新办和控制了30多家华文报刊。保皇派的主要报刊有1899年5月创刊于新加坡的《天南新报》,
1900年4月创刊于檀香山的《新中国报》(梁启超任主笔),1899年徐勤等人将1892年创刊于旧金山的《文兴报》改组为保皇派报纸,徐勤、梁启田等担任主编,欧榘甲也担任过编辑工作。此外,还有创刊于旧金山的《金港日报》,创刊于马尼拉的《益友新报》等。这些报刊都以歌颂清帝变政为宗旨,鼓吹要救出“舍位忘身而变法”的光绪皇帝,实行君主立宪,大张旗鼓地进行保皇和政治改良的宣传,维护清朝皇帝和封建君主制度。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打破保皇派一统天下的局面,也为了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革命派向保皇派发起了反击,从而引发了革命派报刊与保皇派报刊之间的第一次大论战。

1903年10月,孙中山来到檀香山,将兴中会会员程蔚南创办的《隆记报》改组为兴中会在檀香山的机关报,更名为《檀山新报》。1904年1月,孙中山在《檀山新报》上发表了《驳保皇党报》、《敬告同乡书》两篇著名文章,驳斥了《新中国报》的保皇言论,《新中国报》撰文反击,从而开始了两派之间的大论战。孙中山在文章中力言“夫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划清了保皇与革命的界线,并论述了革命后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孙中山为了将论战进行到底,从香港《中国日报》抽调了一些革命派骨干充实《檀山新报》,担任该报的主笔。为了造成更大的声势,他还号召上海、香港、日本等地的革命党人“遥作声援”,“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


1904年4月,孙中山离开檀香山来到美国的旧金山,继续与当地的保皇派展开斗争。在檀香山时,孙中山加入了洪门,被封为“洪棍”。他利用这一关系,与美国的洪门致公堂取得联系。当时,革命派在美国大陆还没有自己的机关报,而洪门致公堂在旧金山办有《大同日报》,该报当时为保皇派控制,欧榘甲任主编。孙中山利用他与洪门的特殊关系,在同情革命的洪门干部黄三德、唐琼昌等人的帮助下,对《大同日报》进行了彻底改组,赶走了欧榘甲,改由革命党人刘成禺任主编,使《大同日报》“旗垒为之一新”,这就是有名的“《大同日报》易帜事件”。易帜后的《大同日报》,宣布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的致公堂新章程,刊登了孙中山在美国几十个城市向洪门会众发表的反清革命演
说,大大地传播了革命思想,“前之误受康党诱骗者,纷纷脱党复党,而新会员加盟者亦络绎不绝”[1] 。一些华侨报刊也开始向革命转变,例如旧金山的《中西日报》,派革命党人陈少白、郑贯公为该报驻香港记者,并免费为孙中山翻印了10 000多册《革命军》,供他在华侨中分发。

这一时期,两派斗争的主战场在美洲。但在南洋(当时称东南亚为南洋),也时常发生激烈的斗争。1903年创刊于缅甸仰光的《仰光日报》,1904年创刊于新加坡的《图南日报》,是这一时期革命派在南洋的主要舆论工具。另有一些革命派报刊却遭到了保皇派的破坏。新加坡的《南洋总汇报》为革命派所创,但保皇派唆使投资该报的部分侨商“拆股”,使该报成为保皇派的机关报。在曼谷,革命派报刊《湄南日报》改组,保皇派趁机夺得部分产权,以此作资创办了保皇派的《启南日报》。

经过1904年在檀香山和旧金山两地革命派报刊对保皇派报刊进行的斗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革命派的转变,保皇派对华侨思想的禁锢和影响开始削弱,民主革命思想在美洲和南洋华侨中得到了初步的传播。但是,这场斗争并没有完全消除保皇派在美洲和南洋的影响,他们仍然掌握着许多有影响的报刊,不少革命派报刊创办不久即遭保皇派破坏,在两派力量的消长和舆论阵地的争夺上时有反复。为了彻底打退保皇派报刊的进攻,革命派报刊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从而引发了美洲和南洋地区两派报刊之间的第二次大论战。

二、革命派报刊与保皇派报刊的第二次大论战

这次论战发生在同盟会成立后,主战场在南洋的新加坡。

1905年8月,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在美洲、南洋等地继续创办报刊,大造革命舆论。

在南洋,革命派报刊主要集中在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暹罗(今泰国)、缅甸等地。同盟会成立后至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报刊主要有新加坡,1907年创刊的《中兴日报》、1909年创刊的《星洲晨报》、1910年创刊的《南侨日报》。马来亚,1909年创刊的《吉隆坡日报》、1910年创刊的《光华日报》、1911年创刊的《四州周报》。印度尼西亚,1908年创刊的《泗滨日报》以及《民铎报》、《苏门答腊报》。暹罗,1906年创刊的《华暹日报》、1908年创刊的《同侨报》。缅甸,1908年创刊的《光华日报》(1910年改名《进化报》)。

在美洲,革命派报刊主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秘鲁等国。美国,1907年创刊的《民生日报》、1908年创刊的《自由新报》、1909年创刊的《大声杂志》、1910年创刊的《少年中国晨报》。加拿大,1906年创刊的《华英日报》、1910年创刊的《大汉日报》、1911年创刊的《新民国晨报》。秘鲁,1911年创刊的《民醒报》。


这次论战的主战场新加坡,对垒的报刊,一方是革命派的《中兴日报》,另一方是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论战的主要人物,革命派方面有田桐、黄兴、居正、汪精卫、胡汉民、陶成章等,保皇派方面有徐勤、欧榘甲、黎研诏、伍宪子、梁伯鸣等。论战的中心问题是革命还是改良,是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还是实行开明专制,是实行资本主义的平均地权还是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这次论战由《南洋总汇报》于1907年首先发难,它先后发表了《革命不能行于今日》、《革命召瓜分论》、《满洲本我同种论》、《论革命不可强为主张》、《论今日时局止可立宪救国万无可革命之理》等评论文章,继续散布其保皇主张。《中兴日报》则撰文一一反驳,旗帜鲜明地为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国大声疾呼。孙中山以“南洋小学生”
的笔名,在《中兴日报》上先后发表了《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平实尚不肯认错》、《平实开口便错》等文章,对保皇派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除新加坡外,南洋、美洲的其他报刊也投入了这场论战。在加拿大,革命派的《大汉日报》与保皇派的《日新报》之间,大小论战进行了200多次。在美国,檀香山的革命派报刊《自由新报》与保皇派报刊《新中国报》,从1907年到1911年,几乎每天都在辩论,而且常常闹到法庭;旧金山的革命派报刊《少年中国晨报》与保皇派报刊《世界日报》、革命派报刊《大同日报》与保皇派报刊《文兴报》的论战也十分激烈。此外,泰国的革命派报刊《华暹新报》与保皇派报刊《启南新报》,缅甸的革命派报刊《光华报》与保皇派报刊《商务报》之间,在1907年至1910年间,就革命与改良等问题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这一场持续了三四年之久的大论战,其规模之大、问题之多、时间之长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是中国报刊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经过这次论战,保皇派气势锐减,保皇党之登报退会者相继不绝。一些原来支持保皇派的华侨转而支持革命派。一些原来持保守立场的报刊,也认为保皇派理短,革命派理长,转而采取同情革命的立场。一些保皇派报刊,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难以再维持下去,宣告停刊,例如缅甸的保皇派报《商务报》,编辑张石朋宣布脱离该报,其他编辑也离心离德,致使《商务报》宣告停办。与之相反,革命派力量却获得空前发展。第一,革命派报刊越办越多。1905年8月前,革命派刊物不到30种,报纸10多种,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刊物达到40多种,报纸则增加到60多种。第二,革命组织迅猛发展。在檀香山《自由
新报》召集的一次会议上,一晚上就有100多人要求加入同盟会,与几年前美洲、南洋一带“还没有革命派组织,当地侨胞‘咸视革命党如蛇蝎’,革命党人‘不敢以真面目向人’的情况,形成了明显的对比。”[2]在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下,各地华侨积极参加革命,他们提供了经济上的巨大支持,许多华侨还直接投入中国国内的武装斗争,直至献出生命。

注 释

[1]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

[2]中国近代报刊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472~473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摘自《出版科学》2003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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