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出路与思索

新生代农民工出路与思索

粤进

　　30多年来，中国正演绎着一场令世界叹为观止的人口流动巨变，发生在她身上这场巨变与她模仿的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之路最大的不同在于——产生了一批介于农民与工人的群体：农民工。

　　中国的“农民工”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概念体现了这一阶层的两个特性。身份上，他们来源于农村；职业上，他们在长期居留的城镇里是工人。为何会出现这群停留在农民与工人过渡状态的群体？很多人或许恍然发现自己从前未曾察觉这一问题，他们或许是坐在饭店中颐指气使呼唤着农民工斟茶倒水的富二代，或许是拿着农民工用廉价劳力生产出的MP3来听歌的学生，或许是嫌弃满身汗味的民工与自己擦肩而过的时髦女郎。但这个问题与农民工们服务的主要对象即城镇中产阶层能享受较高质量的生活的原因其实有莫大关系，解答这个问题，需要先回顾建国以来城乡状况的历史。

一、城乡二元体制与市场化经济改革的作用力

　　建国初期，新生的政权依据前苏联等国的经验决定实施高积累、高速度的经济发展战略，重视重工业、放缓轻工业、以农业支援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格局渐成型。由于继承过来的社会生产基础薄弱和时代生产力的局限性，要保障所有人的基本生存，就不得不实行计划经济分配制度，因此需辅以户籍制度管理掌握人口流动动向。应当说当时实行这种经济及配套制度还是利大于弊的，它使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站到了一个相较而言的高起步点。但这一模式的主要问题是忽视农业导致农村的生活状况与城镇相比改善得较慢，属于一种轻度的不平衡，如果延续国家统一规划的计划经济体制，当城市工业发展较为成熟时即可反哺农业。因为实行计划体制，即使政策转为反哺农业，调整的阻力也不大。据原国家计委老干部刘日新同志回忆，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有关部门已打算70年代末取消票证制度，说明当时全局的生产力状况颇有改善。但1978年末开始及80、90年代大刀阔斧的改革打乱了计划经济的发展路向。

　　改革初尤其是80年代，确实使所有社会阶层都感受到了物质生活的快速改善。吴清军先生《走向集体贫困：一个单位型社区20年的变迁》一文就是讲述东北某企业80、90年代的变迁，里面提到“回溯到1980年代中期，工厂正处在兴盛时期，社区呈现欣欣向荣景象。”但随着市场化的纵深发展，政府角色的转化，无论城乡，医疗、教育等很多福利都被取消，而为了保持对社会的控制和管理，户籍制度却没有被废除，尤其是附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相关联利益。例如没有城镇户口，农民的子女在城镇便分配不了学校，多数只能掏出更多的钱买入教育质量较低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又如农民享受不了城市分配给低收入职工的福利房等。在农村，农民的子女读小学、中学的花销比城里低，农民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要建起房子也不像在城镇买商品房那样困难。但阴差阳错之下，进城打工的农民反而对城乡两方面的利处都竹篮打水一场空，还要受尽户籍制度天生带来的不公与歧视，如此状况大概也是当年这种二元体制的决策者未曾料到过的。从情理上说，实行真正市场经济的社会也应当去除这些不公体制，否决就是畸形的市场经济。

　　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实行集体化，自从“大包干”取代了集体制后，各地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浮出水面，总的而言是东部地区发展快速，不少农村的生产经营甚至从农业转为乡镇企业，而中西部一些生产环境恶劣的地区因为失去了集体制下协作生产的优势，水利失修等各种阻碍农业发展的问题增多。即使农业生产无大碍，与进入工业生产相比，依据市场的利益导向，务农已经对大部分农民失去了吸引力。另一方面，中国的城市随着城市化、工业化高速扩张， 90年代中期至今的甚至达到将近年均1.5%的城市化速度。市场化下，资本通过媒体等各种宣传机器把五光十色的城市面貌带向了农村，物欲潮流和消费主义在平和的中国农村泛起了阵阵涟漪，引领了第一批农民工飞向城镇。离开农村的多是其中的壮年劳动力，支柱的缺失和又加重了农村的荒芜，由此，城乡差距以不可逆转的趋势不断拉大。

　　城乡二元体制是固化城乡差距的壁垒，市场经济环境中青壮年劳动力不离开农村就举步维艰，二元体制是阻挡农民顺利转为城镇居民的作用力。市场化经济改革造成农村优秀资源流向城镇，是把农民拉出农村的作用力，如果没有这种追求物欲的高速竞争，会有更多农民享受到农村的清净闲适的生活，但打开了的资本潘多拉盒子已经把所有社会成员卷入了这场逐利的游戏。一来一往，大批选择进城打工的农民困在了这座尴尬的围城里，已经“洗脚上田”的他们不再是农民也不想再当农民，而制度牢笼的束缚使得他们在压抑的城市转不过身来，他们就这样定格在“农民工”这个历史特定的称谓上。

二、新生代农民工进退维谷的荆棘之路

　　促使农民工走入城市的原因之一是在落后或不足的环境中受到外界冲击的精神上、心理上的焦虑、无望或悲哀，但与进城后多数人遇到的各种遭遇相比，这些精神的痛苦却不足为道。虽然很多农民工与别人交谈时表示只要收入比在农村高就是好的，但作出这样的表述只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状况促使他们不得不抛下个人尊严先解决家庭生计，他们的话从理性经济人角度来说有合理性，但物质上的满足显然不可能弥补心理上的辛酸，这是任何人都能设身处地明白的人之为人的心理反应。再者，除非务工期间有明显的疾病，不然农民工在高强度工作过程中的生理损伤往往是他们自己短期察觉不到的。

　　对于农民工自身来说，一个好的信号或许是他们中的新生代已经开始重视个人的感受，而不再延续上一代逆来顺受的普遍特性。这里所说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一代，新生代农民工中最引人注目的是90年代后出生的一批农民工，但因为他们人数还过少，这里暂且以80年代前后作为区分“新”、“老”的界限。老一代农民工因为绝大多数出生成长在集体主义年代，对计划经济年代的淳朴风气耳濡目染，且心理预期并不如新一代那么高，所以他们在上世纪80、90年代打工时给人留下的是驯服的印象。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计划生育的年代，开始感染个人主义的气息，从一个社会人与人交往的角度而言，这自然是不利的，但若从工人有更多自我意识保护自身而言，他们的这一性格却客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工阶层的觉悟和维权意识。

　　新闻媒体涉及农民工的报道，多数与务工遭不公待遇有关。目前中国的农民工中小学、中学和中专学历的人占了多数，文凭在很多时候就是城市体面工作的准入证，农民工既是我国改革中的经济制度、旧户籍制度的受害者，也是教育制度不完善的受害者，他们在工作起点上就不输给了大多数人，所以建筑、制造、服务是他们最集中的三个行业，工作层次的低水平也给他们的心理造成了不平等感。按西方劳动力市场分割学派的归纳，概而括之农民工就是在“低工资，恶劣的工作条件，就业不稳定，管理武断且粗暴，毫无个人升迁机会”的二级市场混迹。

　　与工作层次低较相关的是劳动强度大、薪酬低，在计划经济年代，工作层次的差别一般不大，而很多劳动强度大的工作也得到更多工资的弥补，当时延续的“八级工资制度”中一些工人的待遇甚至比领导高，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就曾对此有过论述。但市场经济恰恰相反，工作层次低也基本意味着劳动强度大。在2010年佛山本田公司罢工事件中，多劳却低薪就是罢工的诱因，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抗拒工时过长的工作，但有调查认为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均平均工时仍为9个小时，但不少人反映珠三角地区一般劳动密集型的大企业的工人需要工作10小时或以上。

　　与劳动强度大、工作层次低相较，更为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工作环境的危险。美国经济学家曼昆曾写道：“评价人的生命价值的一种较好方法是，观察要给一个人多少钱他才愿意从事有生命危险的工作。例如，不同职业的死亡率是不同的。高楼大厦上的建筑工人所面临的死亡危险就大于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通过比较职业风险、受教育程度、经验不同的工资和其他工资决定因素，经济学家可以得出人们对自己生命评价的某些含义。”在西方经济学这种冰冷的统计理论后面，我们看到根据数据显示21世纪头五年我国每年煤矿事故的死亡人数仍有6000人左右。更骇人的是在《GDP狂躁与周庄的肺病》一文中，一幕幕野蛮而残酷的现实扑面而来，因企业的欺瞒、政府的纵容甚至包庇以及因农民工自身教育程度不高缺乏警觉性和健康意识，一条条本处于茁壮年华的生命在外资带血的盘剥、地方政府唯利是图的盘算下枯萎、凋零。但面对尘肺开腔、万人断指等消息，无关的工人似乎麻木，社会大众除了哀叹也置身事外，那么，谁能挽救下一批懵懂或无助的工业社会血汗“祭品”呢？

　　农民工在工作完后还有一个潜在的风险，就是被欠薪或各种理由克扣罚减。我曾目睹一个青年在东莞某企业工作数日后因身体不适选择回乡，结果分文无收还倒赔车费的悲惨遭遇。因为身份的低下，他们往往没有签订劳动合同，面临赖账的可能自然倍数高于城市的正规工作从业者，且企业违法的成本低，而农民工要走完劳动仲裁等所有程序的可能性不大，孤立无援的他们多数选择放弃、离开。

　　在日常生活中，农民工也常要提心吊胆生怕自己的一举一动引来了城市的“主人”的动怒、嘲讽。几年前佛山曾发生一起因治安人员查暂住证导致农民工骚动的群体性事件，户籍制度伴生的各种隔阂是农民工权利不断被侵扰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就是很多政府部门自身也对农民工抱有偏见，加之农民工连正式的城镇居民都不是，更让官僚气焰顿现，最近又听说潮州发生农民工不满的打砸事件，虽是起源欠薪，但地方当局的长期不作为或偏袒企业大概才是深层原因。客观上，城镇还包含就业风险、房价过高、生活费用较高等各种生活压力，这也在考验着新生代农民工。

　　城乡隔阂形成的社会歧视则是对农民工的软性伤害，它未必很显见，但只要农民工与城市接触，它就无处不在。上面提到当年的佛山农民工群体性事件发生后，我也和友人去勘察过，看到那里事实上已是自成一统的城市农民工片区，本地城里人不愿去，认为那里净是外来人口，环境脏乱差。这种精神伤害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更大，因为他们更向往融入城市，但他们的不少成员还属于心智成熟阶段，更易受刺激，这使得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生出怀念农村的情绪，但现实也诱惑着他们妥协，这是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有时会产生矛盾、苦闷的缘由之一。

　　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还可以归乡颐养天年，新生代农民工则没有多少选择，他们多数都不留恋土地和劳作，他们也有不少人连劳作都应付不来。阿拉伯新闻网3月一篇描述中国农民工的报道中提及的女工李碧吟自述：“我记得有一次在家里种小麦，看起来跟普通的草没两样，我分辨不出来所以把芽给拔了。母亲非常生气，她说怎么有人分不出小麦跟草。”新生代农民工在精神层面的彷徨要比前一代突出得多，潘毅教授和卢晖临教授的《当代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的身份认知、情感与集体行动》一文对这个问题分析得较为细腻，“他们知道打工——在一个陌生的工厂为一个不相干的老板卖力——不可能持久，因此很多人就梦想着做点小生意，不再受人雇佣，甚至自己成为小老板。难以实现的个人期望，还有往返于农村和城市间的不尽挫折，在第二代农民工的生活中尤为突出，这种状况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难以排遣的悲伤和愤怒。”虽然我们未必能从与他们的接触中直观看出这些心灵上的飘忽不定，虽然他们有时也表现出只沉溺于消费主义、物质生活的享乐中的模样，例如节假日整日在网吧上网或买各种衣饰以图改变形象，但他们不确定的前途时刻敲打着他们的心扉，“我”能成功吗？“我”可以走多远……

　　综合看来，新生代农民工除了要应对他们上一代人疲于奔命的各种工作环境外，还要应对人生转折的重担，富士康可以看作中国劳动环境中最严酷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状况的一个缩影，这家“世界500强”企业单是去年在中国各地的分公司就有14人跳楼自杀。

三、展望“劳工神圣”

　　无论怎么改革也好，一个国家的任何政策都应服务于民众整体的根本利益，反观中国近30多年来的改革道路，似乎已经日益背离本意，今天许多新自由主义的观点甚嚣尘上，不时博得主流学者叫好，维护底层合理权益的呼声却屡屡遭到曲解和忽视。

　　2009年美国《时代》周刊以4名深圳农民工为封面作为年度人物“中国工人”的代表，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研究后得出了劳动力在城乡间的再分配是中国经济增长重要源泉的结论，全国总工会在广东的一份调查显示农民工对广东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高达25%，令人寒心的是农民工们默默无闻的贡献换来的却是欺软怕硬的蔑视和进一步盘剥。佛山本田罢工期间，地方工会助纣为虐充当厂方的打手，其后在市两会时政协某企业家委员提出应立法严惩罢工的提案建议，我国并无明晚规定罢工违法，法无禁止则可行，而市人保局长竟还表示支持该违反提案。以农民工为主的劳工阶层的谋生空间遭勾结的官商打压，劳动不光荣、劳动可耻等认识已深深嵌入年轻一代的头脑，如此往之，社会谈何发展？文明谈何进步？

　　这不由使人想起90多年前民国教育家蔡元培提出的“劳工神圣”的口号。只是，怎么经过了近一个世纪，我们在改善劳工状况的问题上反而像是走回起点？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各方都应当吸取历史教训，尽快多管齐下改善劳动环境。其中，政府无疑是责任最重大的参与者。

　　应当明确改变对农民工“经济接纳、社会拒入”的态度。几年前发生在深圳的广西打工仔阿星的杀人事件曾引起舆论的关注，感觉无法立足城市而走上违法道路的阿星自觉“永远都不属于这个城市”。打破所有直接间接的限制允许农民工落地生根，是农民工融入的前提，没有了前提，即使农民工在行为、思想等方面能与城市相融也没有用。政府不应只满足于通过城镇逐步吸收农民转化身份，还应当以足够的勇气和魄力彻底改革户籍制度，消解城市户口的附加利益，使劳动就业、子女入学、住房分配、保险政策、社会福利等与户口脱钩。

　　因为股东至上理论长期占据企业理论的主流，我国企业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压榨农民工，漠视他们的各种需求。《工厂女工：在变化中的中国，从乡村到城市》一书的作者张彤禾曾直言：“地方政府毫无保护工人的动机，他们想的就是让厂主高兴，带来更多的投资和税收。”对于全社会而言，“帕累托最优”才是人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要协调劳资利益分配，作为市场经济的监督者而非直接参与者的政府各部门尤其是劳动部门在面对纠纷时必须坚守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原则，若难以纠正，则应考虑设立独立的劳动仲裁机构。

　　2004年劳动和民政统计年鉴披露了2003年城镇劳动者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是1765元，农民工仅有14元，足足有126:1的跨幅，这类令人咂舌的数据比比皆是，事实上整个社会对农民工的关爱不是太少了，而是远远不够。通过立法和调整福利分配制度来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益，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是政府制度化、体系性的长远帮助农民工阶层的任务。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特殊地位使得他们在法律上屡遭尴尬，申诉无门或无效是常见现象，在这个社会群体转型时期，是时候加快相关立法亡羊补牢。

　　解决农民工问题，政府除了上述这些工作外，还要从改善城乡格局入手，如制定更多反哺农村的措施。如果农业生产持久的处于低收益状态，农村空心化将达到影响国家发展的临界点，粮食短缺、田地荒废、城市膨胀，这又会走向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反面，产生出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等新问题。对农村扶持的同时也要考虑同步解决农民工在农村土地的权益等问题，允许土地私有或现今的土地流转都会把农村演变为大地主的领地，由农村集体回收放弃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工的土地，回归新式的集体生产、集体管理未尝不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在解决农民工问题上，政府承担最多并不意味着社会其他阶层可以安然坐视，农民工也应本着主人翁的精神重视自身群体的权益。无论政府能否自觉施以援手，农民工加大维权意识，努力掌握法律知识，对自身都是有益处的。可喜的是，各方面的信息都证实了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向着这一方向前行。一份调查显示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中因为怕被报复而不向有关部门投诉的只有6.5%，是传统农民工的一半；采取投诉行为时以集体投诉方式（几个人一起去投诉）进行的新生代农民工为45.5%，高出传统农民工17.6%。但对于一个各阶层都有足够资本和能力维护自身利益的公平社会来说，这还不够，当劳工能自觉而不是被动的具有这种维权反应时，他们的维权模式与效果才能持久，回视本田罢工事件，新生代农民工的这种意识正实现从自发到自觉的质变升华，罢工运动的发起人谭志清坦率的说：“反正我是要走的人了，还不如在走之前为工友谋点福利。”这是30年来相对孤立、自利的中国农民工阶层过往鲜有的事件。

　　在具备了维权意识的基础上，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先行者应该也一定会争取结合出以为劳工谋利益为目的的团队或团体，近年先后涌现的烟台澳利威工会、深圳红花草维权机构等范例是这个必然趋势的徵现。出现这种工人自发的团体不会对社会产生什么威胁，相反，没有以劳工自己为主体的代表工人权益的组织协调冲突，才会引发不是资方肆意压迫就是工人无援而做出极端反抗行为的囚徒困境，两年前东莞的农民工刘汉黄在外资企业维权无果愤而施暴，一面是当地的工人维权机构事后为刘求情，另一面是死者家属愤而谴责刘汉黄的支持者“冷血”，对于这些连一些部门都要让就三分的外企，如果事前有由工人机构自发与厂方开展维权谈判该能避免悲剧。

　　中国以“世界工厂”的地位换来了今天的城市繁荣，不过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靠守在夕阳产业而取得经济的新飞跃，农民工群体渐进融进城市的过程也是他们通过自身努力提高个人能力和生存技能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因为我国农村教育资源不足和相对城市的封闭性，“活到老学到老”应是期望落户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自我增值的个人要求，“学”的内容既可以是专业知识、工作技能，也可以是科学文化知识、生活经验等。当然，有关部门、教育机构要为农民工提供学习的机会，也只有政府调度技能认证的门槛使得透过实践而非培训掌握技能农民工摆脱“有技能无地位”的窘境，提升他们的职业地位，才能让他们看到自身或下一代人力资本投资的可观利益，鼓励更多新生代农民工向提高个人能力的方向迈步。

　　农民工作为农民工问题的核心群体自然居于主体地位，政府是社会的管理者也责无旁贷，除此之外，学生青年和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和话语引领者，理应是重要的一个角色。时移世变，今日世界不再是过去那个可以随意公然掠夺的世界，今日中国不再是五四运动时那个积贫积弱、破败不堪的中国，今日的社会也不再是以前那个端庄郑重的社会而是充斥着不少后现代主义的戏谑、娱乐。“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今日的青年学生还能否在喧嚣的社会氛围中厘清方向，投身有意义的事务，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挑战，倘若有此意愿，能否有正确的行动，又是另一个挑战。不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我们也相信，这些人还会不断涌现。

　　不久前，北大、清华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学生发布了一份关于富士康在大陆内迁的调查报告，与民国时代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相较，他们做的是一种偏向于寄望媒体舆论发挥作用的工作，与当年学生亲自深入大众中疾呼似有差异，念于今日国情，他们已比许多只关注个人命途的学生站得高远。做事情由远及近，有志于关心农民工群体的学生、知识分子应当先从身边做起，呼吁更多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关注农民工权益，至少可以先动员大家做调查、做统计、写总结、汇总公开，即使没有实际帮助到农民工什么，起码带来两个意义，一是持续的敲响警钟让公众不断觉察这一问题，二是权当为学界全面了解农民工问题增添素材。

　　知行合一，真正的关注者不会只满足于知道农民工的状况，还会求索为劳工服务的途径。正如李大钊在《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一文中述说：“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寻找那苦痛的声音走，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要解脱他们的苦痛，应该用什么办法？”在各地高校，萌生了如“安全帽”、“大工地”、“大学生可口可乐关注小组”等实践性的学生群体，作出了帮助工人投诉维权、丰富工人文化生活等尝试，其中纵有工人的不解、企业的蔑视、校方的担忧劝阻、同学的漠视、政府的疑心等挫折，但越来越多的是与工人建立互信、迫使无良企业的心虚退让、获得师生的同情协助、得到政府重视等收获。至于这些学生群体本身，是时候思考自身的定位和合法化问题，解决了身份的不确定性才是长远之策，与NGO合作或发展为NGO似乎是目前较可能的选择。

　　归根结底，如近代教育家蒋梦麟先生所言：“社会进步不是少数知识分子独立完成的事。只有大多数农民获得进步才能完成。”同理，也只有处于求学阶段的大学生只能提供智力支援和物质援助，要持久的维护农民工利益还是要靠启发农民工的佼佼者。中国近十年的大学扩招也误导了大学生的就业方向使得大学生求职前景不明朗，如情况持续且劳工环境改善，不排除日后大学生的一部分有流入工厂的新现象，届时，热心社会事业的大学生或许更有亲身实践的条件，而这种实践，其实早在30、40年前的韩国就出现了。

四、春天里？

　　中国农民工阶层的市民化是必然的结果，只是这个过程的发展过程会有多长？期间有多少波折？如何减轻农民工阶层所受的伤痛？各方利益如何合理分配？最终的解决是最优化路径还是伴生出新的社会问题？等等的这些问题需要这代人或还有接下来的几代人去解决。在这条尚有万水千山的路上，我却忽然想到了一个不合时宜的遥远问题，不过谁知道呢？这问题又或是不那么遥远，毕竟百年来、六十年来、三十年来，这个古老的国家的每次变化都太大了。

　　当先起步的农民工已徜徉于晨光刺眼的上班路上或城乡无形的墙释化时，这些“新居民”会否想起某一年的一首歌：

　　“还记得那些寂寞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留起胡须，没有情人节也没有礼物，没有我那可爱的小公主，可我觉得一切没那么糟，虽然我只有对爱的幻想，在清晨在夜晚在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这是属于工业化时代的歌，他背后隆隆的机械建设声音预示着挥洒的汗水埋葬在那个季节。中途或许夹杂了车间的粉尘、矿区的烟雾、指头的热血、脊部的汗渍、发黄的旧照、信纸的笔迹、夕阳下沉甸甸的麦子、乡间的青草味和童年的笑声。但愿那时，且听风吟的行者不需在街角抹下缱绻鬓脚的泪水。

2011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