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民主却又是敌视美国的国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之时

当一个民主却又是敌视美国的国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之时


如二十多年前的“苏东波”毫无预兆一样，一个在突尼斯自焚的失业大学生竟然意外点燃了“中东波”的烈火。然而，和二十多年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兴高彩烈、欢欣鼓舞大相径庭，面对“中东波”，笼罩在西方的是忧虑、不安，对民众的民主诉求暧昧、迟疑。对摇摇欲坠、人心尽失的独裁者就是无法干脆利落的说“不”。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法国前外交部长在众议院公开力挺本阿里，甚至要求提供法国警察在处理此事的丰富经验。美国面对埃及，则自始至终没有公开要求穆巴拉克下台，而他的执政团队要么公开否认他是独裁者（副总统拜登），要么公开支持穆巴拉克留任主导民主转型（奥巴马的中东特使）。当巴林对抗议民众大开杀戒之时（还邀请沙特共同镇压），在巴林本来就有驻军的美国却纹丝不动----当然对待一向和西方有尖锐冲突的利比亚之时，则仍然不远万里派军前往。
西方对“中东波”的双重标准，并不难理解。苏东集团是西方意识形态和全球利益的竞争对手和威胁，而且由于两个市场相互隔绝，苏东集团的垮台对西方可说百利而无一害。但大多数中东国家却是西方重要的政治和经济盟友。政治上可满足西方反恐的需求，经济上则为西方提供经济血液石油。而“中东波”的出现，则完全颠覆了西方在中东的战略布局。一言以蔽之，“中东波”不符合西方利益。
突尼斯和埃及的前独裁政权被推翻后，革命的后遗症纷纷浮上台面。首先是大量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包括基地组织成员）纷纷获得自由，许多被监禁的哈马斯成员也重新回到加沙地带。令西方脆弱的安全面临更大的威胁。其次，获得自由的百姓纷纷选择逃亡西方，令欧洲出现大规模的难民危机。以至申根协议都被迫修改，许多国家又重新实施边境检查。三是新成立的过渡政府在民意的压力下，不得不给予伊斯兰政党以政治空间，同时改变亲西方的外交政策。这在被称为中东核心的埃及表现最为明显。它不仅历史性的允许伊朗战船通过苏伊士运河，更出手促成西方眼中的恐怖组织哈马斯和法塔赫的和解。不仅如此，由于哈马斯选举获胜而导致穆巴拉克配合以色列封锁加沙的政策也被废止：自5月28日起，边界将永久开放。考虑到埃及在中东的指标性、导向性作用，其影响不可低估。而长期接受美国援助的军方之所以如此行事，这可从2010皮尤国际态度调查(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的结果寻找答案：仅有17%的埃及受访者对美国有好感，而82%的受访者表示厌恶美国，高居全球之首。事实上，不管选举后谁执政：是前政府残余，还是伊斯兰政党，都将会在民意的压力下再也不会随西方需要而舞。其最终发展趋势将可能是摆脱西方的分化、控制而使得阿拉伯世界走向团结。
美国反对中东民主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以色列。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为了给处于被充满敌意的阿拉伯国家所包围的以色列提供支持，美国付出发极其不相称的代价：仅在联合国就动用51次否决权----最新的一次是在阿拉伯革命之后；宁可发动代价高昂的反恐战争，也绝不改变袒护以色列的政策。但阿拉伯革命极大的改革了以色列的外部安全环境----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公开反对中东民主化的原因。现在巴勒斯坦在革命后的中东日益强硬，在内部实现团结之后，坚决要求今年九月在联合国提出建国要求。其实以色列只所以敢于胡作妄为（袭击非武装的国际救援船、持西方国家假护照潜入迪拜暗杀哈马斯领导人、在被占领土上枪杀巴勒斯坦平民：最新一起造成13人死亡，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次则是1982年的贝鲁特难民营千余人大屠杀），除了美国全力支持外，还由于它以自己是中东唯一民主国家而自诩。但随着中东波的出现，至少再也无法在国际上打着“中东唯一民主国家”的旗号了。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也成为美国反对中东民主化的一个国际因素。2007年的西方经济危机令美国元气大伤，但新兴国家却基本不受影响，逆势飞扬，已直接撼动美国全球独大的地位。卡恩由于强奸门而辞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一职后，新兴国家（中、印、俄、巴、南非）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改变不合理的一直由欧洲人担任的传统。其实，表面上是针对欧洲，但实质还是指向美国。如果新兴国家可以成功改变欧洲人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传统，为什么不能改变美国人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的传统呢？应该说，应对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崛起的挑战，确保全球霸权才是美国首要的战略利益。2010年美国全面对中国制造议题和挑衅就是其战略的体现。然而，“中东波”的出现迫使美国进行不甘心的战略转移，将再次错失遏制中国的时机。
面对中东新局，美国不得不进行政策调整。一是尽管自己依然债台高筑、捉襟见肘，但仍不得不加大对埃及、突尼斯等国的援助。特别是对埃及，还减免了十亿美元的债务。要知道今日美国的自身的债务规模已突破国会制订的上限，如果国会不将上限提高，将不止影响美国发放军饷、社会福利与偿还债务利息，投资人更可能抛售美国国债，导致全球利率攀升，冲击全球复苏。在此之前，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美国标准普尔评级公司把美国长期主权信用前景展望由“稳定”下调为“负面”----这是标普自70年前开始对美国主权信用进行评级以来，首次将其前景评级从“稳定”降至“负面”。二是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承认1967年前的边界，希望在巴以和谈上取得突破。希冀重新获得在中东的影响力。相较过去美国和独裁者们的同盟模式，无疑极大增加了中东的外交成本。这也同样是美国反对中东民主化的原因。
还需要指出一点的是，以中东历史为鉴，无论是打着革命还是民主的旗号，最后收割果实的往往是伊斯兰势力。伊朗革命、巴勒斯坦的民主化、阿尔及利亚九十年代的选举、今天的黎巴嫩，概无例外。在革命期间，所有民众都会披上民主的外衣，一旦革命成功，则立即将之抛弃----当在法国流亡的霍梅尼乘包机返回德黑兰时，数百万欢迎的人们都在欢呼“伊玛目霍梅尼，我们向你致敬，愿主赐你平安”、“伊斯兰、伊斯兰、霍梅尼，我们会追随你”，甚至出现了“立霍梅尼为王”的口号。随后就通过全民公投建立“伊斯兰共和国”----而且是98.2%的高支持率、诞生了完全基于伊斯兰的宪法。今天的埃及虽然大选还没有举行，但曾在抗议期间团结奋斗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在穆巴拉克下台之后立即发生激烈暴力冲突，临时执政的军政府纷纷改变亲西方的立场，就已经是这场革命最终走向的预兆了。前车之鉴，美国怎么能不反对中东的民主化呢？
不过，美国虽然实际上如此反对中东的民主化，但在公开场合却仍不得不表达支持之意。因为此时的美国，已不是冷战时的美国，它被自己所宣扬的意识形态所绑架、所制约。而当年苏东集团的垮台，也同样是由于受限于自身的意识形态而无法变革（连市场经济都无法接受就是一例）。因此，展望未来，美国即使做出再大的努力，但其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它既无法阻挡中东民主化的大势，更无法改变其走向。特别是由于以色列坚决不接受美国的中东新政，并且有有效手段阻击奥巴马----在美国的犹太人已经声明将不支持奥巴马的连任：包括政治献金和选票（真不知道美国这个国家的凝聚力何在？对于这些犹太裔美国人来说，怎么居然是以色列利益高于美国利益？）。而以色列拒不妥协，美国的一切努力就都是空中楼阁，必然在这场大量投入、争夺人心的大战中落为下风。届时，整个中东无论任何制度，都将在反对以色列和西方干预上达成一致，甚至结为盟友。美国不但在中东无法再恢复其旧有的影响力，更无法保证其现有的利益。也许令美国有苦说不出的是，这一切竟然都源自它的价值观：民主。

军事过度扩张、贫富分化加剧、经济外强中干、肥胖成为流行病、沉迷色情



罗马和英国的经历表明，形势一旦开始恶化就无力回天。以下是一些祸到临头的征兆：军事过度扩张、贫富分化加剧、经济外强中干、公民入不敷出靠举债度日、曾经有效的政策不再奏效等。居高不下的暴力犯罪率、肥胖成为流行病、沉迷色情及能源使用过度，或许在告诉我们：美国已经处于文化堕落状态的晚期。

导致帝国衰落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有些因素却不断显现。人们最初不愿承认有很多令人烦恼的事情，会出现一个（或多个）竞争对手挑战稳定的国际秩序。对西班牙来说，当时的劲敌是英国；对英国来说，对手是美国；而对美国来说，威胁来自中国。

英国在1914年后急速衰败。在1945年美苏统治的两极世界里，英国只能扮演一般角色。曾是19世纪金本位制核心的英镑迅速失去了作为储备货币的所有光辉。早在1851年的首次世博会上，就有人担心，更具野心、效率更高的德国和美国制造商会威胁英国工业霸主地位。但人们没有采取相应政策应对。1 9世纪后半叶，经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重心从英格兰北部转移到南部，从制造业转移到金融业，从生产转移到以投资收益为生。到1914年，不祥之兆已显现。

今天的美国在两个重要方面有别于一个世纪前的英国。它的领土要大得多，这意味着它受益于整个大陆的规模经济效应。美国在21世纪前半叶具有重要战略性的行业中占有一席之地。1914年的英国过度依赖煤炭和船舶制造这两个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苟延残喘的行业，未能尽早了解新兴技术的重要性。

尽管如此，两国之间仍有相似之处。长期以来，美国经济重心从制造业转向金融业。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制造商发起的挑战与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