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革中卞仲耘的死
关于文革中卞仲耘的死
关于文革中卞仲耘的死
2014-01-13 16:58:49 来源:网络 作者:木兰代父从军
卞仲耘是首位北京文革罹难者。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是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当时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卞仲耘死后她要求医院做尸体解剖,要医生证明卞仲耘不是被打死的,最终死亡证明书上写的是卞仲耘“死因不明”。
邓榕2000年6月出版《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这本书里,邓榕写到当年邓小平接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把日期提前了一个月。卞仲耘的家人发现,书中不但没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亡以及她本人的有关参与,而且根本没有提到她曾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
“皇家女子”学校最高负责人
卞仲耘(1916—1966),安徽省无为县人,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党总支书记、副校长。由于当时该校没有校长,卞仲耘当时实际上是学校最高负责人。1966年6月,她被称为所谓“黑帮头子”并在会上被“斗争”。1966年8月5日,她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暴力殴打几个小时后死于校中。被打死时,50岁的卞仲耘,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17年;同时,她还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丈夫王晶尧,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建立于1917年,位于北京西城区,离天安门广场及中南海只有一公里。文革前该校即为北京重点中学之一,很多中共高干的女儿都就读这所中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文革前都从这所中学毕业。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各有女儿是该校学生。在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学中,高级干部的子女占了一半。可以说是“皇家女子”学校。
卞仲耘的遗体和贴在她家的大字报。(网络图片)
被暴力活活打死经过
林莽,作为当日的目击并身历其境者,在《纪念卞仲耘殉难40周年》中描述1966年8月5日下午看到的令人毛骨悚然,简直不敢相信的场面为,卞仲耘和其他校领导被游斗时,她的脸全被墨汁涂黑,她的嘴唇也染黑了。他们被迫遵从红卫兵的命令大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斗!我该死!”......
这些“走资派”的两旁都有女红卫兵押着,大多戴着“红卫兵”的袖箍,红布黄字。她们手上大多握着短棍,有的还执著头端钉着铁钉的长木枪。一发现哪个“走资派”喊得不够响,就给她一棍,打在他们的头上,发出干裂的声响。反覆地打,被打者发出嚎叫。卞仲耘的嗓门已经沙哑了。越是喉咙沙哑就越倒楣,棍子像雨点般打在她们的头上,特别是卞仲耘,喉咙又早已沙哑,挨棍子就最多了。
女红卫兵们觉得光拿棍子打,不能解恨,就抬起穿着翻牛皮军靴的脚,照准卞仲耘的肚子上猛踢。卞仲耘捂着肚子,牛皮靴头就踢在她的手背上,痛得她直叫唤。
卞仲耘终于倒了下来,许多红卫兵就涌到她身边,恶狠狠地喊:别装死!起来!再不起来,老子踢死你!女红卫兵凶狠地用穿着军靴的脚踢她。卞仲耘躺在地上,躲是躲不开的,只有任其踢......
王友琴是当年卞仲耘的学生。几十年来她一直坚持从事文革研究。她是第一个报导卞仲耘事件的人,发表过《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卞仲耘》一文,记录了卞仲耘遇难经过:
1966年8月5日下午2时左右卞仲耘开始被暴力批斗,戴高帽,挂黑牌,游斗;在强迫劳动中,被乱棒横扫,遍体鳞伤。她还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推进厕所里,当头淋了屎尿。宿舍楼的白色墙上,留下她们的斑斑血迹。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5点来钟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对她进行殴打、辱骂、扔脏东西。
当有人发现卞仲耘已经快不行了的时候,群情激昂的红卫兵却怕影响不好,干脆将卞仲耘放在一辆手推车上,身体用大字报纸、竹扫帚、雨衣等杂物掩盖起来,暴晒于烈日下几个小时直到晚上七点多,有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后,卞仲耘终于被送进学校附近的邮电医院。但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人已经死亡多时。
当晚,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闻讯带着孩子们赶到邮电医院,看到的是卞仲耘遍布伤痕的尸体:头上有个窟窿,血还在往外渗......他当即到西单商场买了一个照相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摄下卞仲耘最后的照片。这些照片保存至今。尽管是黑白照片,但尸体上的大片血斑伤痕也清晰可见。
邓家三姊妹文革初都当了红卫兵。左起:邓榕、邓楠、邓琳。(网络图片)
邓榕被指是凶手之一
王友琴的回忆文章表示,卞仲耘被打死的第二天,王晶尧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
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打死的。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不愿意承认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半个月之后,红卫兵暴力进一步发展,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还成了炫耀吹牛的内容。
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愿让妻子这样惨死之后还要遭受无理的切割。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具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尽管死亡原因是如此明显。最终,王晶尧将卞仲耘的尸体送去了东郊火葬场火化。
农工民主党前主席章伯钧死于文革,他的女儿章诒和在《伶人往事》一书中,隐晦地暗示当日里当场用脚狠踢其母校校长卞仲耘头部的女学生,涉及到邓家“三公主”,其还接受一家电视台的专栏采访,为自己父亲和家庭在文革中受到的对待鸣冤。这也是“伶人往事”在大陆被禁的原因之一。
据王晶尧接受澳大利亚SBS电视台记录片As It Happened: Mao - A Life, Mao Is Not Dead访问时明确表示,邓榕有份参与行凶。
邓榕的书回避重要历史史实 篡改邓去师大女附中日期
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批准成立“工作组”取代原校领导。工作组进校之后,学校停课,用全部时间搞文革:开会、贴大字报、学毛著及中央文件等。学校的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的对象。学生对老师,先是直呼其名,进而咒骂喝斥。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教师。几乎每个老师都被大字报攻击。
6月6日,在工作组的支持下,师大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成立,主席为刘进(河南省委书记刘仰峤之女),宋彬彬(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之女)为四名副主席之一。但不久,毛*泽东**对刘、邓等人派出工作组做法不满,刘邓失势,工作组于7月30日撤离师大女附中......
王友琴在回忆文章中指出,1966年7月5日,邓小平召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听取汇报,并对他们作了指示。
地方文革史交流网文革资料“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政要人物言论汇编 (1966年4月- 1967年5月)也记载(链接:http://www.difangwenge.org/simple/?t2627.html)
1966年7月5日,邓小平与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谈话。
1966年6月28日,邓小平对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指示。
1966年6月2日,邓小平就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文化革命运动对三女儿邓榕指示。
而中国百度名片和海外的维基百科对邓榕词条介绍,只有邓榕大学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的内容。广西作者李夏首发在《***》文章“‘公主党’害死了卞仲耘?”表示,百度名片当然不会记录邓榕的红卫兵经历,甚至不提她毕业于著名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大陆作者张凤林在博文中披露,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在校内被红卫兵学生打死的案件,当时该校的红卫兵头头一个叫宋彬彬,一个叫邓榕,及刘少奇的一个女儿。
文革时的“联动”很“牛逼”,所有中共元老的子女们都是“联动”的骨干。北京的大兴县,有325个“黑五类”和家属在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之间被打死,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仅出生38天,其中有22户人家是全家被打死,是“联动”所干。
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打死了上千人,官方公布的数字是1772人。
34年后,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写到,1966年6月4日邓小平接见驻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链接:
http://cdlvi.cdpsn.org.cn/DigitalLab/protect.jsp?bookID=3230&previousInfo=BookChapter&pageID=1053550),而且书中不但没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亡以及她本人的有关参与,而且根本没有提到她曾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
王友琴的回忆文章中也指出,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写到了当年邓接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的讲话,但把日期提前了一个月,写成1966年6月4日......
2010年第8期《炎黄春秋》杂志发表冯敬兰、刘进、叶维丽、宋彬彬、于羚的文章《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其中提到,北京师大女附中是邓小平的一个点,师大一附中是刘少奇的一个点,他们通过两所中学了解运动情况。
文革初,中共高官子女因特殊的家庭背景,他们最早起来批斗“黑帮”,但当父母被打倒后,有人以批判自己的父母来改变命运,变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邓榕就是其一。 1967年4月邓榕写了一篇标题为“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的大字报,猛烈批判和揭发邓小平的“黑手”如何操纵“我校”的文化*大革命**。内容和后来她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完全不一样。
邓榕在大字报里说,运动以来,工作组在邓小平的控制下,把许多人打成了反革命,个人野心家。因为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众起来夺他的权。他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动路线,藉口要了解情况,把我校当成了他的试验田。在谈话中,他大力支持学生斗学生,邓的黑指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坚定了工作组斗同学的决心,也控制了群众。在斗学生的同时,邓还多次指示要做教师工作,其目的是把矛头对向教师,这和斗同学是同一性质同一目的......
宋彬彬自辩没有参与打死校长
原北师大女附中66届学生宋彬彬,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为学生代表会副主席之一。其父宋任穷,时任中共东北局书记。
卞仲耘被打死的当天晚上,是宋彬彬等人去北京饭店向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了卞仲耘的死亡。
宋彬彬在“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文章中称,她被认为是“66.8.5”对卞仲耘施行暴力的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其自辩没有参与打死卞仲耘,但“不能原谅自己那天的阻止不力和反应迟缓”。
宋彬彬还称,卞仲耘被打死后,她和几个人与学校的李松文老师一起用手推车把卞校长推到邮电医院。李老师带头签名,写下了宋彬彬等6个学生的名字,医院才敢开始“抢救”。
李夏指,宋彬彬没有说出更多的真相;王友琴、宋彬彬等人在回忆卞仲耘被打死的文章里均不曾公开指控邓榕,可以理解,谁不知邓家权倾一时。
宋彬彬称,80年代母校已经做过组织结论,她在学校文革中没有打人和暴力行为。2007年,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原师大女附中)要举办90周年校庆,并评选90名“荣誉校友”(知名校友)宋彬彬当选“荣誉校友”。此事在海内外迅速被热炒为政治事件,引起众多争议。宋彬彬1980年代赴美国留学。后来一直在美国生活。
图为王晶尧先生在他和卞仲耘的肖像画前留影。(网络图片)
卞仲耘案至今未彻底昭雪
卞仲耘之死,是文革初期的一起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该事件由于其发生的时间、地点,施暴者的性别、年龄,特别是施暴者与被害人的(师生)关系,在当年就震惊京城。十年文革期间,关于卞仲耘的死,没有任何报导和记载。在文革时代留下的关于革命的种种报告和“大事记”中,从来没有一个字提到她的死亡。
迄今那些当年参与打死卞仲耘的女红卫兵们,没有一个人受到刑事与民事责任的追诉,她们当中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表示过忏悔和道歉。
乐思评:
究竟是谁在文革中搞打砸抢?以上资料也许可以让我们品味出问题的答案。
制造打砸抢、动乱的,就是一小撮企图蒙混过关的走资派,以及混进群众组织的坏人。
2014-01-13 16:58:49 来源:网络 作者:木兰代父从军
卞仲耘是首位北京文革罹难者。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是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当时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卞仲耘死后她要求医院做尸体解剖,要医生证明卞仲耘不是被打死的,最终死亡证明书上写的是卞仲耘“死因不明”。
邓榕2000年6月出版《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这本书里,邓榕写到当年邓小平接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把日期提前了一个月。卞仲耘的家人发现,书中不但没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亡以及她本人的有关参与,而且根本没有提到她曾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
“皇家女子”学校最高负责人
卞仲耘(1916—1966),安徽省无为县人,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党总支书记、副校长。由于当时该校没有校长,卞仲耘当时实际上是学校最高负责人。1966年6月,她被称为所谓“黑帮头子”并在会上被“斗争”。1966年8月5日,她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暴力殴打几个小时后死于校中。被打死时,50岁的卞仲耘,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17年;同时,她还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丈夫王晶尧,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建立于1917年,位于北京西城区,离天安门广场及中南海只有一公里。文革前该校即为北京重点中学之一,很多中共高干的女儿都就读这所中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文革前都从这所中学毕业。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各有女儿是该校学生。在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学中,高级干部的子女占了一半。可以说是“皇家女子”学校。
卞仲耘的遗体和贴在她家的大字报。(网络图片)
被暴力活活打死经过
林莽,作为当日的目击并身历其境者,在《纪念卞仲耘殉难40周年》中描述1966年8月5日下午看到的令人毛骨悚然,简直不敢相信的场面为,卞仲耘和其他校领导被游斗时,她的脸全被墨汁涂黑,她的嘴唇也染黑了。他们被迫遵从红卫兵的命令大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斗!我该死!”......
这些“走资派”的两旁都有女红卫兵押着,大多戴着“红卫兵”的袖箍,红布黄字。她们手上大多握着短棍,有的还执著头端钉着铁钉的长木枪。一发现哪个“走资派”喊得不够响,就给她一棍,打在他们的头上,发出干裂的声响。反覆地打,被打者发出嚎叫。卞仲耘的嗓门已经沙哑了。越是喉咙沙哑就越倒楣,棍子像雨点般打在她们的头上,特别是卞仲耘,喉咙又早已沙哑,挨棍子就最多了。
女红卫兵们觉得光拿棍子打,不能解恨,就抬起穿着翻牛皮军靴的脚,照准卞仲耘的肚子上猛踢。卞仲耘捂着肚子,牛皮靴头就踢在她的手背上,痛得她直叫唤。
卞仲耘终于倒了下来,许多红卫兵就涌到她身边,恶狠狠地喊:别装死!起来!再不起来,老子踢死你!女红卫兵凶狠地用穿着军靴的脚踢她。卞仲耘躺在地上,躲是躲不开的,只有任其踢......
王友琴是当年卞仲耘的学生。几十年来她一直坚持从事文革研究。她是第一个报导卞仲耘事件的人,发表过《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卞仲耘》一文,记录了卞仲耘遇难经过:
1966年8月5日下午2时左右卞仲耘开始被暴力批斗,戴高帽,挂黑牌,游斗;在强迫劳动中,被乱棒横扫,遍体鳞伤。她还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推进厕所里,当头淋了屎尿。宿舍楼的白色墙上,留下她们的斑斑血迹。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5点来钟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对她进行殴打、辱骂、扔脏东西。
当有人发现卞仲耘已经快不行了的时候,群情激昂的红卫兵却怕影响不好,干脆将卞仲耘放在一辆手推车上,身体用大字报纸、竹扫帚、雨衣等杂物掩盖起来,暴晒于烈日下几个小时直到晚上七点多,有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后,卞仲耘终于被送进学校附近的邮电医院。但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人已经死亡多时。
当晚,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闻讯带着孩子们赶到邮电医院,看到的是卞仲耘遍布伤痕的尸体:头上有个窟窿,血还在往外渗......他当即到西单商场买了一个照相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摄下卞仲耘最后的照片。这些照片保存至今。尽管是黑白照片,但尸体上的大片血斑伤痕也清晰可见。
邓家三姊妹文革初都当了红卫兵。左起:邓榕、邓楠、邓琳。(网络图片)
邓榕被指是凶手之一
王友琴的回忆文章表示,卞仲耘被打死的第二天,王晶尧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
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打死的。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不愿意承认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半个月之后,红卫兵暴力进一步发展,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还成了炫耀吹牛的内容。
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愿让妻子这样惨死之后还要遭受无理的切割。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具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尽管死亡原因是如此明显。最终,王晶尧将卞仲耘的尸体送去了东郊火葬场火化。
农工民主党前主席章伯钧死于文革,他的女儿章诒和在《伶人往事》一书中,隐晦地暗示当日里当场用脚狠踢其母校校长卞仲耘头部的女学生,涉及到邓家“三公主”,其还接受一家电视台的专栏采访,为自己父亲和家庭在文革中受到的对待鸣冤。这也是“伶人往事”在大陆被禁的原因之一。
据王晶尧接受澳大利亚SBS电视台记录片As It Happened: Mao - A Life, Mao Is Not Dead访问时明确表示,邓榕有份参与行凶。
邓榕的书回避重要历史史实 篡改邓去师大女附中日期
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批准成立“工作组”取代原校领导。工作组进校之后,学校停课,用全部时间搞文革:开会、贴大字报、学毛著及中央文件等。学校的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的对象。学生对老师,先是直呼其名,进而咒骂喝斥。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教师。几乎每个老师都被大字报攻击。
6月6日,在工作组的支持下,师大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成立,主席为刘进(河南省委书记刘仰峤之女),宋彬彬(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之女)为四名副主席之一。但不久,毛*泽东**对刘、邓等人派出工作组做法不满,刘邓失势,工作组于7月30日撤离师大女附中......
王友琴在回忆文章中指出,1966年7月5日,邓小平召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听取汇报,并对他们作了指示。
地方文革史交流网文革资料“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政要人物言论汇编 (1966年4月- 1967年5月)也记载(链接:http://www.difangwenge.org/simple/?t2627.html)
1966年7月5日,邓小平与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谈话。
1966年6月28日,邓小平对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指示。
1966年6月2日,邓小平就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文化革命运动对三女儿邓榕指示。
而中国百度名片和海外的维基百科对邓榕词条介绍,只有邓榕大学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的内容。广西作者李夏首发在《***》文章“‘公主党’害死了卞仲耘?”表示,百度名片当然不会记录邓榕的红卫兵经历,甚至不提她毕业于著名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大陆作者张凤林在博文中披露,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在校内被红卫兵学生打死的案件,当时该校的红卫兵头头一个叫宋彬彬,一个叫邓榕,及刘少奇的一个女儿。
文革时的“联动”很“牛逼”,所有中共元老的子女们都是“联动”的骨干。北京的大兴县,有325个“黑五类”和家属在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之间被打死,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仅出生38天,其中有22户人家是全家被打死,是“联动”所干。
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打死了上千人,官方公布的数字是1772人。
34年后,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写到,1966年6月4日邓小平接见驻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链接:
http://cdlvi.cdpsn.org.cn/DigitalLab/protect.jsp?bookID=3230&previousInfo=BookChapter&pageID=1053550),而且书中不但没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亡以及她本人的有关参与,而且根本没有提到她曾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
王友琴的回忆文章中也指出,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写到了当年邓接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的讲话,但把日期提前了一个月,写成1966年6月4日......
2010年第8期《炎黄春秋》杂志发表冯敬兰、刘进、叶维丽、宋彬彬、于羚的文章《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其中提到,北京师大女附中是邓小平的一个点,师大一附中是刘少奇的一个点,他们通过两所中学了解运动情况。
文革初,中共高官子女因特殊的家庭背景,他们最早起来批斗“黑帮”,但当父母被打倒后,有人以批判自己的父母来改变命运,变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邓榕就是其一。 1967年4月邓榕写了一篇标题为“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的大字报,猛烈批判和揭发邓小平的“黑手”如何操纵“我校”的文化*大革命**。内容和后来她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完全不一样。
邓榕在大字报里说,运动以来,工作组在邓小平的控制下,把许多人打成了反革命,个人野心家。因为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众起来夺他的权。他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动路线,藉口要了解情况,把我校当成了他的试验田。在谈话中,他大力支持学生斗学生,邓的黑指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坚定了工作组斗同学的决心,也控制了群众。在斗学生的同时,邓还多次指示要做教师工作,其目的是把矛头对向教师,这和斗同学是同一性质同一目的......
宋彬彬自辩没有参与打死校长
原北师大女附中66届学生宋彬彬,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为学生代表会副主席之一。其父宋任穷,时任中共东北局书记。
卞仲耘被打死的当天晚上,是宋彬彬等人去北京饭店向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了卞仲耘的死亡。
宋彬彬在“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文章中称,她被认为是“66.8.5”对卞仲耘施行暴力的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其自辩没有参与打死卞仲耘,但“不能原谅自己那天的阻止不力和反应迟缓”。
宋彬彬还称,卞仲耘被打死后,她和几个人与学校的李松文老师一起用手推车把卞校长推到邮电医院。李老师带头签名,写下了宋彬彬等6个学生的名字,医院才敢开始“抢救”。
李夏指,宋彬彬没有说出更多的真相;王友琴、宋彬彬等人在回忆卞仲耘被打死的文章里均不曾公开指控邓榕,可以理解,谁不知邓家权倾一时。
宋彬彬称,80年代母校已经做过组织结论,她在学校文革中没有打人和暴力行为。2007年,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原师大女附中)要举办90周年校庆,并评选90名“荣誉校友”(知名校友)宋彬彬当选“荣誉校友”。此事在海内外迅速被热炒为政治事件,引起众多争议。宋彬彬1980年代赴美国留学。后来一直在美国生活。
图为王晶尧先生在他和卞仲耘的肖像画前留影。(网络图片)
卞仲耘案至今未彻底昭雪
卞仲耘之死,是文革初期的一起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该事件由于其发生的时间、地点,施暴者的性别、年龄,特别是施暴者与被害人的(师生)关系,在当年就震惊京城。十年文革期间,关于卞仲耘的死,没有任何报导和记载。在文革时代留下的关于革命的种种报告和“大事记”中,从来没有一个字提到她的死亡。
迄今那些当年参与打死卞仲耘的女红卫兵们,没有一个人受到刑事与民事责任的追诉,她们当中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表示过忏悔和道歉。
乐思评:
究竟是谁在文革中搞打砸抢?以上资料也许可以让我们品味出问题的答案。
制造打砸抢、动乱的,就是一小撮企图蒙混过关的走资派,以及混进群众组织的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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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关于文革中卞仲耘的死
广龙2014-01-13 17:38:17
揭开老舍、傅雷和卞仲耘文革被害真相
资改派的凡是派黑笔杆为了配合妖魔化文革的宣传,不断制造出一个又一个所谓冤案, 把文革中出现的罪恶现象全部强加在***身上。
卞仲耘是文革开始后第一个被殴打致死的女校长, 本来这是一个清算***所谓罪恶的最好案例,可是右派在清算文革时却不清算当年打死卞仲耘的凶手。所有当事人都不敢公开揭露打死卞仲耘的凶手正是走资派子女的事实,走资派子女直接参与了殴打卞仲耘致死的惨案。直至现在卞仲耘的丈夫投诉无门, 使这一惊天冤案至今无法昭雪,凶手依然逍遥法外。
老舍的自杀同样是惊天冤案。老舍之死同样是走资派子女所为,殴打老舍的凶手与殴打卞仲耘的凶手一样至今仍然逍遥法外。反毛汉奸三十年来为了清算***挖地三尺寻找***在文革中的所谓滔天罪行,他们不断宣传老舍死于文革, 他们却不敢公布直接参与殴打老舍的凶手的名字。所有证据显示,这些凶手不是拥毛的造反派,这些凶手是反毛走资派的子女!老舍投湖前读了一天***诗词, 老舍死不瞑目啊! 他至死也没有搞明白他会是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反毛走资派的牺牲品。见附件一。
那么为什么走资派的子女如此残暴地对待卞仲耘、老舍和傅雷这些党内外知识分子呢? 看看邓小平在他的检讨书中是怎么说的吧:
邓小平:。。。在五十多天的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的对立现象,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
下面是老舍、傅雷和卞仲耘的死亡日期, 这正是邓小平承所承认的—-五十多天的错误—-!
老舍自杀日期: 1966年8月24日
傅雷自杀日期: 1966年9月3日
卞仲耘被打至死日期: 1966年7月31日
***在他的大字报中是这样揭露和批判的:
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轰轰烈烈的***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攻革命左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
***发动文革的目的是清除党内新生的资产阶级当权派, 谁是当权派呢?某些人长期以来背弃宪法搞资本主义自由化,三自一包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化的雏形, 他们编织了拥护他们的权力网, 早已渗透到公检法及其政府机关各个领域, 官僚***开始在中共内部蔓延。 这种官僚和***我们可以在文革经典电影—决裂—和—春苗—中可以看到。虽然这种***和官僚与现在中共无法相比, 但是, ***为了维护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为了维护宪法的尊严,坚定地发动了反对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思想的***。
走资派把矛头对准老舍、傅雷和卞仲耘这样的知识分子, 把矛头对准党外人士对准地富反坏右,其根本目的是转移目标保护他们自己及其党羽!
***去世后, 资改派独揽大权, 将文革中的所有罪恶现象都推到***身上, 开始了***极力反对的资本主义私有化复辟。 正如***所预言的那样:中国***搞修正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
最后, 我们再一起看看***对当今中国的预言吧:
毛主席(1958年)在井冈山和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谈话今天读来,发人深省: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就不安稳了”
毛主席还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
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广龙
2010年9月15日
无产者- 帖子数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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