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遗言”伪造者李君旭去世 称邓小平工作好

1976年轰动全国的“总理遗言”制造者李君旭，昨天早上因肺梗塞在杭州去世，享年61岁。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后，23岁的青年工人李君旭曾伪造一份长达千字的“总理遗言”，被视为对“四人帮”的反抗。这份“总理遗言”以周总理的口吻表达对邓小平的支持；又称王洪文“提高快”，“我们党后继有人”，张春桥“能力强”，“小平、春桥要多商量”。该文在国内广为传抄，国际媒体也纷纷引用，李君旭一度被判死刑，后得到平反。

小平“工作好”，洪文“提高快”

昨天上午8时许，杭州市白石路上的城东医院，李君旭安静地离开了人世，享年61岁。

38年前，23岁、还是杭汽轮机厂青年工人的李君旭（外号蛐蛐儿）做了一件惊天大事：炮制了一份“总理遗言”。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邓小平在追悼会上致悼词。邓小平1975年1月临危受命，在周总理病重期间主持国务院工作，短短一年成效明显。那时候，“四人帮”的篡党夺权活动正紧锣密鼓，“反击右倾翻案风”越刮越烈，矛头直指邓小平。

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性时刻，一封“总理遗言”突然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开来。

“总理遗言”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给邓颖超的，很短，另一部分则涉及到诸多敏感的政治人物，一时轰动全国，震惊世界。

这份遗言中表达了对邓小平的赞赏，称“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搞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主席的决定是正确的，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提口号要注意，要考虑到长远的影响，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将更大，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遗言”还对王洪文和张春桥进行了点评：“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希望邓小平为周总理读悼词的说法也来源于此：“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请小平同志读悼词。”

起初完全没人怀疑这份“遗言”的真实性，但两个多月后，“四人帮”发出紧急通知，宣布“总理遗言”系伪造，是一份“反革命谣言”，作为特大案件由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彻底追查。追查的结果更加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份笔法老练逼真，造成了轰动性政治影响的“总理遗言”，竟然出自杭州汽轮机厂青年工人李君旭之手！

秘密聚会后的伪造遗言

李君旭，浙江缙云人，出身书香门第，父母均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归国，分别担任浙江省第一医院院长和浙江医科大学教授。“文革”期间，李君旭父亲被打倒后关在牛棚，母亲沦落洗碗还要挨批斗，李君旭对“文革”有着自己的思考。

李君旭小学时的同班同学袁敏回忆说，李君旭从小就是老师和学生心目中的才子，他的作文常被语文老师当成范文在全班朗读，还获过全市小学生普通话比赛一等奖。

1976年周总理去世时，23岁的李君旭是杭州汽轮机厂的一名青年工人，被朋友们称为“蛐蛐儿”。袁敏的哥哥袁中伟（外号“瓜子”）是杭州半山发电厂的工人，也是李君旭的好友。当时，他们与另外两名好友阿斗、大耳朵，常常在蛐蛐儿家的老式三层楼中聚会，议论时局，畅谈看法。

“这个我记得很清楚，那段时间是这帮青年人最频繁地聚会的时候，（大家）议论到总理死的时候会不会留下遗言，如果留下遗言的话总理会说什么。大家都知道总理没有子女，他不可能给自己的子女留下什么遗言，那么他如果留下遗言的话，肯定是对自己的国家、对爱戴他的人民。他可能会留下什么话，大家先是猜测，然后就是想。”袁敏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说。

那年春节过后不久，一个寒冷的晚上，大家又集中到李君旭家聚会，在昏黄的灯光下，李君旭拿出两张薄薄的纸，上面是手写的“总理遗言”，李君旭平静地告诉小伙伴，这是他从别处抄来的。这些热血青年在议论了一番“和我们猜测的挺像”之后，全都埋头抄写起来。

李君旭后来回忆说，他研究了胡志明的悼词，研究了任弼时的悼词，看了很多这类东西，看了周总理讲话的大量文稿，琢磨他的文风和语气，因此说话的口吻像极了周总理。

抄录了“总理遗言”的几个人，无一例外都将它拿给周围的亲人朋友同学看，而每一个看的人，也都无一例外地埋头就抄，每一个抄录的人又都以最快速度再传给周围的人，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就这样，一份出自杭州汽轮机厂二十三岁小工人之手的“总理遗言”，在很短的时间内像滚雪球一样迅速传遍几乎整个中国。

案发牵连多名亲友

“遗言”的出现成为当时的轰动新闻，被有关方面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发出了紧急电话通知，通知宣布：“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国家公安部为此专门发了文件。

1976年5月5日，一辆吉普车开进杭州汽轮机厂，4名警察带走了正在上班的李君旭。

“总理遗言”案让很多人受到牵连。李君旭在审问中不敢承认遗言是自己一人所写，又说出了袁中伟的名字。由此，公安部将“总理遗言”认定为“瓜子的脑袋，蛐蛐儿的笔”。李君旭的朋友阿斗、大耳朵，以及李君旭的父亲、阿斗的父亲（浙江省某厅局的一名领导）、阿斗的母亲（浙江大学的一名处长）、李君旭前女友的父亲（省委组织部的一名处长）、瓜子的父亲袁啸吟及姐姐袁晓燕。

5月27日，公安部经过一系列审查之后，李君旭被定性为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

死刑还没来得及执行，那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粉碎，李君旭炮制的“总理遗言”又被看作一篇勇敢表达全国人民心声的反对“四人帮”战斗檄文。

1977年年底，李君旭出狱，回到原单位杭州汽轮机厂。

公安部最终的复查结论里“积极反对‘四人帮’”的肯定，让他一时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偶像和青年领袖，在杭州名声大振不久就担任了厂长助理、厂团委书记，上了大学。后来，他先后担任过杭州大学宣传部副部长、《浙江日报》文教部副主任、《东方青年》总编辑等职务，一度被列入列入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后备人选。

涉案人员今何在

袁中伟，释放回杭州之后，没有再回到杭州半山发电厂原工作岗位，而是安排到这个单位的煤厂工作。因为一度被认为犯了“严重政治错误”，而且平反文件来得太迟，错失了去浙江大学读书的机会。1980年9月考入浙江广播电视大学脱产学习3年，电大毕业后，考入水电部杭州机械设计研究所做技术员。1985年3月，袁中伟考入了浙江省科技干部管理局。1986年，在科技干部管理局工作一年多之后，时年33岁的袁中伟又被提拔为职称处副处长。如今，他已经是浙江省人事厅的副厅长、党组副书记。

袁啸吟，1976年涉嫌“总理遗言”案，被逮捕在北京关押释放之后，不久任命为杭州市市委常委、副市长。现已离休。

袁晓燕， 1976“总理遗言”案之后，袁晓燕与陈同海结婚，离开工厂从政，一直在浙江工作,先是在省妇联任部长,后组织上为了照顾他们夫妻两地分居,将她调任宁波港务局党委副书记 ,陈同海从宁波市长任上提拔国家计委副主任，离开浙江后,袁晓燕又回到杭州任省地税局副局长。

袁敏，现任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江南》杂志社主编。1976年“总理遗言”案后，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历任浙江省文联《东海》杂志社小说编辑、综合组组长，国家计委《中国经济导报》副刊主编、总编室副主任，作家出版社五编室副主任、主任，浙江省作协《江南》杂志社主编，编审。有著作《重返1976》回忆“总理遗言案”。

陈同海，原浙江省委书记陈伟达的儿子。1976年因卷入李君旭所谓的“总理遗言案”而被逮捕关押，粉碎“四人帮”后释放，与袁晓燕结婚。后来，陈同海东北石油学院采油工程专业毕业，曾任大庆研究院开发一室地质员，浙江省科委干部，科研二处副处长、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镇海石油化工总厂党委副书记、书记、浙江省宁波市常务副市长、浙江省计经委常务副主任、浙江省宁波市代市长、市市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中国石化首届董事会董事、副董事长、董事会董事、董事长。2007年6月22日被双规，辞职。2009年7月15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陈同海做出一审判决，认定陈同海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总理遗言”全文：

主席、中央及政治局同志：

我动一次手术以后，病情虽有短期的稳定，自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还好，但离开见马克思的日子却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激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的国家和党掌握，是全国人民的莫大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以来，主席在遵义会议期间和我谈话的情景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再为主席分担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前途，主席要多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年纪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是一辈人，要以高昂的战斗姿态，保持革命的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搞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主席的决定是正确的，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提口号要注意，要考虑到长远的影响，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将更大，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的道路，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在我们前头倒下去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

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的生活时，我们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墓前告诉他没有白死，死者会听到自己同志的声音的。"第二年他就牺牲了，多少年来，我总是想着用什么向他们汇报呢？……在这弥留之际，回顾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

但是展望***后，我国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的宏伟前程，展望在二十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已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遗憾的是我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强工作，补回失去的时间，为人民服务了。

同志们一定要将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事，我向中央要求：

1.我的病情发展概要，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2.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请小平同志读悼词。

3.骨灰不必保留，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周恩来1975.12.19

除此之外，还有一封短信，是给邓颖超的。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员，一起战斗五十多年了，我相信你一定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好孩子们，当好普通一兵。

战友周恩来1975.12.28

公安部对蛐蛐儿李君旭的“审查结论”和“复查结论”：

关于李君旭同志的审查结论

李君旭，男，一九五三年生，浙江缙云县人，共青团员，杭州汽轮机厂学徒工。因伪造“总理遗言”，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由杭州市公安局审查。同年五月二十七日，由公安部保护审查。

经审查，李君旭伪造“总理遗言”，流传全国，政治影响极坏，并有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问题性质是严重的。鉴于李君旭有反“四人帮”的一面，他的问题又是在“四人帮”搞乱浙江的复杂情况下发生的，保护审查后，能主动交代问题，并有所认识。属于严重政治错误。解除保护审查，回原单位工作，工资照发。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

公安部关于李君旭同志的复查结论

李君旭同志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因制造所谓“总理遗言”受杭州市公安局审查。同年五月二十七日由公安部保护审查。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解除保护审查，回原单位工作。

经复查，李君旭是积极反对“四人帮”的，制造所谓“总理遗言”，系出于悼念周总理，但其做法是错误的，现按中央精神，决定撤销本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的审查结论。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日

公安部对袁中伟的“审查结论”：

袁中伟：男，23岁，浙江上虞人，因有伪造总理遗言的嫌疑，于1976年5月9日拘留审查，后送北京进行保护性审查。经查，袁中伟同志和制造总理遗言无关，但是在“四人帮”搞乱浙江的很复杂的情况下，也说了一些损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现解除审查，回原单位工作，工资照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四日